渡橋之石：《王建之墓志》的獨特書風與六朝銘石書法的孤例價值

孟云飛/文

在煙云蒼茫的六朝書法史卷中，東晉墓志如星散落，而南京象山所出《王建之墓志》以其卓然不群的書法意韻，成為一座溝通古今的渡橋。立于隸楷嬗變的歷史激流，它既非全然固守漢隸古法，亦未全然俯就新興楷則，卻在篆籀古意與內斂波磔之間，構筑了一個獨特而自洽的書法宇宙。其藝術價值與文化內涵，足堪為六朝銘石書法之孤例。

《王建之墓志》局部

一、時空坐標：東晉墓志書法譜系中的獨特存在

東晉銘石書跡稀若星鳳，《王建之墓志》刻于太和六年（公元371年），正處于書體劇烈變革的漩渦中心。將其置于同時期銘石書作序列中考察，其卓異之處更為昭然：

與《王興之墓志》的對照：稍早的《王興之墓志》（公元341年）被郭沫若先生稱為“由隸入楷之重要標識”，然其書風方正峻拔，隸書波磔猶存，卻顯外露剛硬，其“方筆隸書”的程式化傾向，與《王建之》的含蓄內斂形成鮮明反差。

與《謝鯤墓志》的比勘：略晚的《謝鯤墓志》（公元323年，出土稍晚）雖亦見隸楷交融，但其筆意更為流暢，楷法漸顯。《王建之》則在體勢上更近隸書之扁方，篆意滲透更深，波挑的收斂處理更是獨樹一幟。

與《爨寶子碑》的南北呼應：遠在云南的《爨寶子碑》（公元405年），雖時代稍晚，亦屬“變隸為楷”的典范，其“方截如斬釘截鐵”的筆畫，奇崛方整的結體，充滿邊陲野趣。相較之下，《王建之》的線條溫潤含蓄，結字于平正中寓微妙變化，透露出江南士族文化的雅致底蘊與王氏門庭的深厚學養。

《王建之墓志》在此譜系中，既非北碑式的雄強粗獷，亦非完全南帖化的流美妍媚，它以一種“中間態”的獨特面貌，彰顯了東晉士族墓志在特定歷史情境與文化心理下的藝術選擇，成為六朝墓志書法中無法復制的孤例。

二、書風解構：篆隸交融的形質與內斂波磔的筆意

《王建之墓志》藝術魅力的核心，在于其精妙融合了篆書古意與隸書骨架，并以高度內斂克制的波磔筆法，營造出古雅、含蓄、渾穆的獨特境界。

（一）篆籀古意的形質滲透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結體取勢。字形整體保留隸書扁方之基調，然非簡單橫向拉伸，部分字內空間借鑒篆書的勻稱與圓轉意態，如“之”、“建”等字，筆畫的排布與穿插蘊含篆書均衡、內斂的構成智慧。

其二，線條質感。線條圓渾質樸，不見鋒棱畢露的尖銳圭角，起收筆多藏鋒含蓄，行筆中鋒澀進，呈現出一種如“錐畫沙”、“屋漏痕”般沉厚、圓勁、富有立體感的線質，深得篆籀筆法之精髓。觀其點畫，如“玉箸”垂落，溫潤蘊藉。

其三，部件處理。部分偏旁部首的處理直接汲取篆法，如“氵”、“辶”等，其形態的古意盎然，與主體隸書結構形成微妙而和諧的統一。這種融合非生硬拼湊，而是筆意深處的自然流露，如古木盤根，自有其內在理路。

（二）內斂波磔的獨特筆法

首先是波挑的“隱”與“顯”。作為隸書標志性特征的波磔（如長橫、捺畫、撇畫的末端挑筆），在《王建之墓志》中被賦予了全新的生命。其波勢并非如典型漢隸般外揚、張揚地“燕尾”飛出，而是被極大程度地收斂、內含。長橫的收筆，往往只是極輕微地向下按頓，隨即含蓄回收，形成一種飽滿而不外泄的力感。捺畫則更顯克制，其出鋒極短，甚至近乎藏鋒，力量蘊于筆畫之內，如蓄勢之弩，引而不發。

其次是力度的“含”與“蓄”。這種內斂的波磔處理，使得筆畫的力量感不是向外噴射，而是向內凝聚、向下沉淀。它摒棄了外露的鋒芒，代之以含蓄的張力，營造出一種深沉、穩重、不事張揚的審美特質。這種處理在六朝墓志中極為罕見，是《王建之》書風最核心的個性標簽。

再次是節奏的“緩”與“澀”。內斂的波磔也影響了整體的書寫節奏。它避免了隸書常見的波磔帶來的跳躍感，使得行筆更加沉穩、舒緩，甚至帶有一種“澀”意，仿佛筆鋒在磚石上艱難而堅定地行進，更添金石氣息與古拙韻味。細觀其字，如聞古琴余韻，深沉悠遠。

這種篆意入形、隸骨為架、波磔內蘊的獨特融合，使《王建之墓志》在書體演變的鏈條上，既非簡單的過渡形態，亦非保守的復古，而是一種極具主體意識與藝術自覺的風格創造。

三、刀筆互證：物質載體與工藝對書風的塑造

《王建之墓志》為磚質，這一特殊載體及其鐫刻工藝，深刻影響了其最終呈現的書風面貌，是理解其獨特性的關鍵維度。

其一，磚石載體的天然制約：相較于平整細膩的石料，磚胎質地相對疏松、顆粒感強、吸水性高。以毛筆蘸墨在磚上書寫，墨跡易洇散，線條邊緣易呈現細微的毛澀感。工匠用刀在磚上鐫刻，受限于磚質，難以進行過于精細復雜的轉折和尖銳鋒芒的呈現。這客觀上促成了線條的圓渾、質感的樸拙以及細節處理上的概括性，恰好強化了其篆籀古意和渾穆氣質。其字口邊緣的微妙崩裂，非為瑕疵，反增歲月侵蝕下的歷史厚重與金石趣味。

其二，“銘石書”傳統與工藝傳承：東晉時期，“銘石書”作為鄭重場合使用的書體，仍保有較強的規范性和裝飾性，傾向于保留古體（隸書）特征以示莊重。刻工在鐫刻時，依據書丹原跡，同時受制于工具、材料和長期形成的工藝程式，對原跡的筆意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轉譯”和“固化”。特別是對于波磔的處理，工匠可能更傾向于將其力量感通過含蓄的頓按而非夸張的出鋒來表現，以適應磚質和追求長久保存的穩重感。這種“二次創作”無疑強化了墓志書法中內斂、渾厚的一面。

其三，“寫”與“刻”的互動共生：欣賞《王建之墓志》，需理解其是毛筆書寫（書丹）與鐵刀鐫刻雙重作用的結果。其線條的圓渾樸茂，既是書者追求篆籀古法、中鋒行筆的體現，也是刻工在磚石上難以表現纖毫畢現的筆鋒所自然形成的效果。內斂的波磔，既是書者審美意趣的選擇（追求含蓄穩重），也是刻工面對磚質、遵循銘石傳統工藝的必然結果。二者共同作用，塑造了其不可復制的藝術語言。

四、文化觀照：僑姓士族心態與“假葬”背景下的審美投射

《王建之墓志》書風的形成，絕非孤立的美學現象，其深層根系深植于東晉特殊的社會文化土壤，尤其與瑯琊王氏這一頂級僑姓士族的文化心態及其“假葬”習俗緊密相關。

其一，瑯琊王氏的文化底蘊與審美取向：瑯琊王氏自王導、王敦奠定江左基業，不僅是政治上的頂級門閥，更是文化、藝術的引領者。王羲之、王獻之父子開書法新境，標志著士族文人自覺藝術創造的巔峰。作為王彬之子，王建之雖非書史留名的一流書家，但其家族深厚的文化積淀和藝術氛圍，必然深刻影響著他們的審美趣味。墓志書風的古雅、含蓄、渾穆，正是這種士族精英文化趣味的體現——追求內在的韻致、深厚的學養，而非外在的張揚與俗媚。其篆意融入，更透露出對古法的尊崇與文人化的雅好。

其二，“假葬”習俗與歸鄉情結的審美外化：墓志銘文明確記載王建之死后為“假葬”于其父王彬墓側。“假葬”是東晉南朝僑寓江南的北方高門（如瑯琊王氏、陳郡謝氏）普遍采用的一種權葬方式，表達著他們雖身死異鄉，卻心系中原故土，渴望有朝一日能歸葬北方的深切愿望。這種漂泊無根、暫厝江南的悲涼心境與深沉鄉愁，投射在為其所書的墓志上，便可能外化為一種凝重、內斂、含蓄而不事張揚的書風。那內斂的波磔，恰似被壓抑的鄉愁，欲說還休；那渾厚的線條與篆籀古意，則寄托著對中原故土深厚文化根基的眷戀與精神歸依。其書風的沉郁頓挫，正是僑姓士族集體無意識中“文化鄉愁”的一種審美表達。

其三，時代精神與書體演變的心理映射：東晉偏安江左，士人內心常懷憂患與彷徨。在書體劇烈變革的時代，選擇一種融合古意（篆隸）、趨向穩重（內斂波磔）而非激進求變（如后世楷書）的書風來書寫墓志，或許也暗合了士族階層在面對時代巨變時，內心深處尋求文化穩定感和歷史延續性的心理需求。王建之墓志的古樸與含蓄，成為時代精神在書法上的一種曲折映射。

五、孤例價值：六朝書法史重構的關鍵坐標

《王建之墓志》以其無可替代的書風獨特性，對六朝書法史研究具有多重“孤例”價值：

其一，填補書體演變鏈條的關鍵實證。它以其“非典型”的隸楷過渡形態，生動展示了書體演變并非簡單的線性替代，而是充滿了復雜多元的地域性、階層性（士族趣味）和功能性（銘石書）差異。它證明，在“二王”新體風行于尺牘的同時，銘石領域仍保留著強大的傳統力量，并發展出獨具個性的藝術語言。它的存在，使東晉書法生態的圖景更為立體豐滿。

其二，揭示士族文化對書法形態的深層塑造。它是最直觀體現東晉頂級門閥（瑯琊王氏）文化趣味、家族傳統在實用書寫（墓志）中投射的標本。其書風的選擇，是士族文化權力、審美話語權的具體體現，為理解書法風格背后的社會文化動因提供了絕佳個案。

其三，物質文化與精神訴求交融的典范。它將物質載體（磚質）、工藝技術（刻工）、實用功能（墓志）、書寫者/家族審美、以及時代精神（僑姓心態）等諸多因素完美融合于一體。其書風的形成是這些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為研究藝術史中“情境”的重要性提供了經典范例。

其四，確立六朝墓志書風多樣性的標桿。其高度成熟且自成一格的獨特面貌，打破了以往對六朝墓志書風（如方筆隸書）的單一認知，彰顯了六朝藝術的多元性與創造力，為重新評估這一時期銘石書法的藝術成就提供了重要依據。

《王興之墓志》

結語：古韻沉潛的永恒渡口

《王建之墓志》如一枚沉潛千年的古玉，以其溫潤的篆意筋骨、內斂的隸書波勢，在隸楷激蕩的渡口處，鐫刻下東晉士族的風骨與鄉愁。其磚石之軀承載的不僅是王建之的身世浮沉，更是瑯琊王氏的文化密碼與僑姓士族的精神圖譜。在書體演變的宏大敘事中，它并非過渡的注腳，而是獨立的豐碑，以其“孤例”的卓絕風姿，照亮了六朝書史被遺忘的幽徑。當刀鋒在磚坯上刻下內斂的波磔，歷史便在頓挫間凝固成永恒——那是江南煙雨也未曾洗去的北地風霜，是銘石書在時代裂變中最后的莊重回響。

《爨寶子碑》（局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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