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經濟大臣：我也不想搶中國，但為了歐洲的利益，只能先搶再說

今年10月末，荷蘭看守內閣的經濟事務大臣文森特·卡雷曼斯（Vincent Karremans），在沒有通知任何盟友，包括美國、德國，甚至沒有知會歐盟總部的情況下，突然祭出了一部塵封了70多年的古老法律。

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強行接管中資企業聞泰科技旗下的安世半導體。

荷蘭經濟大臣：我也不想搶中國，但為了歐洲的利益，只能先搶再說

理由還是歐洲人老生常談的“國家安全”：擔心技術流失，擔心生產線被搬回中國。

但這件事情的荒誕之處在于，卡雷曼斯這的一通操作，不僅讓中國企業措手不及，更讓歐洲自己的盟友們暴跳如雷。

德國的汽車工廠因為芯片斷供而停擺，海牙的議員們指責他像一頭“業余的獨狼”。

然而，面對漫天的指責，卡雷曼斯在近日的荷蘭議會辯論中，卻表現出了一種令人驚訝、甚至帶著一絲悲壯的自我感動。

他強制接管安世的邏輯，簡單而粗暴：為了防止歐洲對外部供應鏈的依賴，哪怕背負罵名，我也必須先把控制權搶到手。

如果不是這次事件，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荷蘭還有一部制定于上世紀50年代的法律。那是在冷戰初期，為了應對極端戰爭狀態而準備的緊急法案。

但在2025年的秋天，它成了卡雷曼斯手中的“尚方寶劍”。

這一行動具有極高的隱秘性。按照常理，涉及如此敏感的跨國企業接管，尤其是牽扯到主要貿易伙伴中國，以及涉及荷蘭歐洲盟友利益，外交層面的通氣是標準動作。

但卡雷曼斯選擇了沉默。直到生米煮成熟飯，直到那張強行接管的行政令簽字生效后，華盛頓、柏林和北京才收到了通知。

在面對荷蘭議員們的質詢，卡雷曼斯解釋稱，如果提前走漏風聲，哪怕只是與盟友進行“協調”，消息都有可能泄露給中方，從而導致企業加速轉移資產。

在他看來，這是一個“生死時速”的時刻，為了把技術留在歐洲，他“別無選擇”。

就這樣，為了卡雷曼斯幻想中的歐洲的“長遠安全”，他毫不猶豫地犧牲了歐洲當下的供應鏈安全。

卡雷曼斯在議會中高調宣稱：“我的目標已經達成了。”他認為自己成功阻止了歐洲關鍵傳統芯片產業對中國的依賴。

但現實真的如此理想嗎？

恐怕并不盡然。中方的反制措施來得既快且準：既然你要搶工廠，那我就斷供應鏈。

在荷蘭政府強制接管安世之后，中國隨即限制了相關芯片產品的出口。

要知道，安世半導體雖然總部在荷蘭，但其封裝測試等關鍵環節深度依賴中國的產業鏈。

如此一來的結果就是：卡雷曼斯扔出去的回旋鏢在空中轉了一圈，最后還是扎在了歐洲汽車制造商的大動脈上。

芯片斷供，生產線停滯，庫存告急……那些原本指望通過本地化生產來保障安全的歐洲車企，突然發現自己成了政治博弈的人質。

荷蘭議會里的反對派議員憤怒地指出，卡雷曼斯這種魯莽的行為，不僅沒有增加歐洲安全感，反而制造了實實在在的危機。

這樁離奇的強制接管案到底是怎么發生的？要想解釋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得先了解一下始作俑者卡雷曼斯本人。

他在荷蘭政壇被稱為自由民主人民黨的“王儲”，因為年輕帥氣有活力，所以深受荷蘭選民喜愛，曾在選舉中拿下了驚人的個人得票數。

在荷蘭公眾眼中，他年富力強、充滿朝氣、敢作敢為，帶著一股打破陳規的“布魯塞爾局外人”氣質。

但在海牙的政治圈內部，資深政客對他的評價卻是兩極分化的。

批評者認為，卡雷曼斯其人傲慢、自負，對既定的官僚程序和外交禮節缺乏敬畏。

有傳言稱，他甚至在內閣會議上對上級和同僚表現出不耐煩。那種商界精英特有的“在瞎子的王國里，獨眼龍就是國王”的優越感，讓卡雷曼斯很難在復雜的歐洲政治網絡中交到朋友。

這次的安世事件，恰恰是卡雷曼斯個人風格的極致體現。他不信任繁瑣的多邊協商，不相信漫長的外交談判。他迷信的是“雷霆手段”，是“先斬后奏”。

卡雷曼斯把這次行動看作是自己的政績高光時刻：一個敢于為了國家利益，獨自對抗巨大外部壓力的英雄形象。即便因此取消了原定12月的訪華行程，即便因為外交冷遇暫時無法面對面中國，他依然在荷蘭議會中昂著頭顱，堅稱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在“捍衛歐洲”。

雖然卡雷曼斯現在稍微松開了口子，暫停了部分干預措施以緩解供應鏈壓力，但這起事件留下的陰影，恐怕未來10年都難以消散。

這給所有在歐洲投資的中資企業，甚至所有非西方資本敲響了警鐘。

過去所有人都認為，商業歸商業，政治歸政治。只要遵守當地法律，尊重市場規則，產權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卡雷曼斯用實際行動告訴世界：在“泛國家安全”的概念下，沒有任何資產是絕對安全的。

荷蘭經濟大臣：我也不想搶中國，但為了歐洲的利益，只能先搶再說

只要一位歐洲的部長認為你的存在構成了某種潛在的、未來的威脅，他就可以翻出70年前的故紙堆，在不通知任何人的情況下，直接接管你的公司。

理由可以是“歐洲利益”，可以是“防止技術外流”，甚至可以是某種莫須有的猜測。

這是一場性質惡劣的預演。它標志著歐洲部分政客的思維模式，已經從“通過貿易建立和平”，轉變為“通過控制確保安全”。

在這個邏輯下，企業不再是創造價值的主體，而是被爭奪的“戰略資源”。

供應鏈也不再是連接世界的血管，而是隨時可以被切斷的絞索。

對于卡雷曼斯來說，這可能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投機。但對于全球化的信徒來說，這是信任崩塌的開始。

“搶奪”被包裝成“保護”，“違約”被美化成“戰略”，我們距離那個封閉、對抗、零和博弈的世界，又近了一步。

這不僅僅是聞泰這一家中資企業的悲劇，也是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一聲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