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一帶一路”經濟學邏輯的再思考

題記：2025年11月12日，北大國發院、南南學院聯合舉辦承澤論壇第45期，邀請新書《共享發展》的作者團隊代表解析大變局時代的中國與全球南方機遇與挑戰。本文根據北大國發院校友學院發展基金講席教授盧鋒的主題演講整理。

今天新書會聚焦“共享發展”，黃益平老師在該書前言中系統論述了“全球南方共識”，這些主題顯然都具有重要意義。無論是推進共享發展還是提煉發展共識，離不開理論層面分析設計，也需要發展實踐的經驗支持，而“一帶一路”合作顯然是極具當代特色的國際共享發展實踐，因而觀察分析“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推進和經驗背后的經濟學邏輯，為理解共享發展并提煉有關共識或能提供現實素材和啟發。結合我和潘松李江博士提交給新書的相關章節內容[1]，今天借此機會對“一帶一路”合作發展實踐及其經濟學邏輯做一點觀察探討。由于2015年我們也曾討論過類似題目，這里稱作“再思考”。

一、五大優勢與“四輪驅動”

2015年，我與幾位青年學者合作《為什么是中國？“一帶一路”的經濟邏輯》[2]一文，其中從開放宏觀角度分析了我國倡導“一帶一路”合作的五大優勢條件。當時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和積極評價，我們認為中國在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將發揮特殊引領作用，一方面得益于我國決策層的戰略意愿與政策支持，同時也是基于我國作為開放型大國經濟所具備的諸多優勢條件。該論文從工程建造、工業制造、國民儲蓄和外匯儲備等方面討論了我國推進“一帶一路”優勢條件，并將其概括為中國儲蓄、中國投資、中國制造、中國建造和中國儲備。

“一帶一路”后續發展與上述觀察判斷是一致的。2013年以來B&R合作取得巨大成就，2023年10月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主席聲明公布，“一帶一路”倡議“開展了3000多個務實項目，拉動近1萬億美元投資”，2024年底在共建國投資存量為3000億美元。經匡算，這個量級與同期世界銀行的投資規模大體相當。“一帶一路”倡議合作顯著改變了當代世界經濟地理版圖，顯著改變了很多國家謀求發展的現實選擇空間，成為新興大國參與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的教科書級別案例。

基于對“一帶一路”波瀾壯闊進程的持續觀察，2024年我們進一步思考探討其經濟學邏輯，認為從過去十年以及新世紀初年以來“走出去”實踐經驗看，上述優勢條件具體表現基于四種能力系統作用的“四輪驅動”效應：一是我國企業大規模國際承包工程能力，二是實施工程中通過貿易對相關設備、材料的配套供給能力，三是通過直接投資與各類基金提供直接融資，四是通過多種機構各種貸款提供債務融資[3]。“四輪驅動”機制重要性，首先在于其組合性能力。一些國家或許擁有較強建造能力，然而卻未必有融資能力；另一些國家可能兼具融資與建造能力，然而仍缺乏配套的資本品和相關材料出口能力。對很多參與國而言，我國上述“四輪驅動”能力對大規模基建所需條件的“系統性匹配”，是“一帶一路”合作具有特殊吸引力的重要機制原因，是中國在推動和引領相關合作方面能夠發揮獨特作用的根源所在。

另一方面，融資能力與其它能力匹配具有特殊意義。“四輪驅動”把融資分為股權融資和債務融資兩種類型，二者擴張的約束條件存在重要差異。直接投資通常對東道國經濟基本面和行業盈利預期有比較嚴格要求，另外與全球供應鏈重組派生的制造業直接投資往往對東道國所處地緣區位等客觀條件有特殊要求，因而招商引資對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往往都力不從心與難盡人意。由于缺乏較健全的國內資本市場，很多發展中國家也難以吸引大量國外證券投資流入。在債務融資方面，雖然世界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會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低息貸款，然而其資金規模有限通常供不應求；如果要利用國際市場進行債務融資又往往面臨信用不足和收益率過高難以承受等條件約束。從合作對象立場角度看，中國超強融資能力、尤其是有能力提供必要規模的債務融資，為大量基建項目啟動提供資金支持具有特殊意義。當然，債務融資也為我國企業承接這類工程項目創造有利條件，并為拓展合作國家之間貿易包括擴大我國資本品出口提供支撐，因而在“四輪驅動”中發揮特殊作用。

與早先推測展望比較，近年我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合作的過程中出現了多方面新亮點。一是釋放推動綠色轉型正能量。隨著中國“新三樣”產業崛起，中國不僅助力相關國家實現發展，還推動了很多國家的綠色轉型，越來越成為未來能源轉型的解決方案的積極因素。二是成為構建新供應鏈體系的重要環節，與國際地緣政治與大國競爭環境變化相適應，我國“一帶一路”對外直接投資與工程建設不同程度體現全球與區域供應鏈重組的現實需要。三是是積極推進區域和全球的數字轉型，2017年我國提出“數字絲綢之路”方針以來，“一帶一路”成為在全球范圍推進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5G通信等新興數字產業發展的載體，不久前筆者參觀上海某數據中心，該企業在多個東盟國家布局數據中心集群實踐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二、近年全球主權債務風險及影響

“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推進成就顯著影響廣泛深遠，然而實踐發展過程中也面臨一些新矛盾。問題之一是近年全球主權債務風險集中釋放，波及某些“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并對相關債務融資帶來影響。受疫情沖擊、發展中國家總體債務過度、美西方大通脹、利率高企等多重因素的疊加作用，近年一些“一帶一路”共建國面臨經濟增速回落，宏觀可持續性承壓等問題，部分國家主權債務風險上升甚至發生違約危機。到2023年中，發生債務違約的國家數目比2014年低位增加一倍多，接近上世紀90年代峰值時一半的水平。即便共建工程項目在技術和運營層面都很成功，在償債問題上也可能面臨超預期困難。

以近期媒體廣泛報道的中國與印尼合作建造雅萬鐵路項目為例，該鐵路連接雅加達與萬隆，全長約150公里。從技術層面、民眾接受度以及其他多個維度考慮，雅萬鐵路堪稱“一帶一路”合作的成功典范之一。然而此項目由合資公司運營，運營僅兩年虧損達數億人民幣，并且即將面臨數十億人民幣貸款償還困難力，目前各方正在積極尋求應對解決方案，希望最后在兩國企業與政府合作下能夠妥善化解風險，讓這個標桿性項目持續運營。這個案例經驗表明，即便特定合作項目在技術上取得成功、運營效率較高且通過了各項評估標準，但倘若無法形成穩定和足夠的收入流，仍可能面臨債務償付風險。另外一些案例則顯示，即便“一帶一路”項目本身能產生足夠現金流償付債務，如果受到國際經濟環境或其它外生因素沖擊，或者由于宏觀金融管理發生過度擴張偏差，一國仍可能發生整體債務風險上升、甚至面臨無法償付到期債務的危機，“一帶一路”項目也可能受到波及難以獨善其身，其債務融資正常流程和循環也可能發生困難。

諸多類似案例提示“一帶一路”債務融資支持模式面臨早先關注較少的內在制約條件。上面提到，債務融資是“一帶一路”“四輪驅動”的關鍵環節之一，在“一帶一路”快速推進階段，國內以政策性銀行與其它國有銀行為主體的多種金融機構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債務融資擴大，主要通過我方金融機構對共建國政府主權債務關系或主權擔保方式實現，伴隨我國在全球主權債務格局中相對重要性上升，快速成為當代最大的雙邊官方債權方。與對外直接投資更多受到市場性因素制約不同，債務融資規模在一定時期有利的內外經濟和政策環境作用下有可能以超常速度擴張，釋放推動“一帶一路”合作項目快速拓展的巨大能量。

然而債務融資支持的國際合作也有潛在風險。在主權債務這個特殊領域，一國往往對官方債權方、商業債權人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等多重債權主體存在債務關系，一旦發生債務危機不存在依照相關法律實施重組清償的法定程序，因而主權債務風險一旦釋放需要多個債權方協商處置，還會涉及與集體行動相關的復雜因素。在我國對外債權因應“一帶一路”合作需要大規模擴張初期，由于缺乏相關經驗我方對債務融資潛在風險很難一開始就有準確判斷。有的雙邊信貸合約包含以東道國某些礦物資源出口作為抵押條款，然而在主權債務危機國面臨多頭國際債權方形勢下，相關優先債權條款落地執行也可能面臨爭議和困難。

長期歷史數據顯示，近現代全球主權債務風險揮之不去，大約以幾十年一次節奏規律性爆發，近年主權債務危機是其最新一輪比較集中釋放。我國作為常態性保持較大規模貿易順差的主要新興經濟體，不可避免需要通過債權方式在全球范圍配置國民儲蓄，從“一帶一路”合作發展需要看相當比例儲蓄需通過債權配置到廣大發展中國家，如何在認識和防控外部主權債務風險前提下合理擴大債務融資，成為有效推進資金融通需研究面對的新課題。

我國對發展中國家債務融資，主要支持合作國投資興建各類基礎設施和工業產能，這些固定資產和硬件能力有助于增強相關國家的經濟韌性與抗風險能力；然而一國金融風險受其內外經濟環境的復雜因素影響，由其它環節和領域積累的矛盾與不可持續因素增長，仍可能通過經濟和金融體系內部傳導在特定形勢下演變成危機。投資生產能力形成的債務關系，也無法排除宏觀經濟層面出現顯著失衡與債務風險。

債務融資是“四輪驅動”的關鍵一輪，債務風險上升意味著我國維護境外資產權益面臨新困難，國內對相關問題輿情也出現多元化情況，相關債務融資、工程建造、直接投資等指標走勢不同程度變化。觀察世界銀行數據，可見近年我國對共建國的債務增量呈現下降態勢，個別年份對“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對外融資凈值呈負值。在國際工程承包領域我國企業擁有較大市場，然而從其動態變化來看該領域近年出現一定程度回調。另外官方統計顯示的對“一帶一路”直接投資，較大部分首先流向香港等離岸金融中心，據我們結合相關信息初步推測，疫情后流向離岸中心的資金中可能有相當比例并未實際流入目標國家轉化為真實有效的直接投資，可見“一帶一路”實際直接投資規模或許也有所縮減。由此可見，“一帶一路”合作經歷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中期大規模推進后，近年在新形勢下進入總結經驗和提升水平的鞏固調整階段。

三、十五五“一帶一路”合作前景展望

展望未來，全球經濟發展呈現幾方面趨勢：一是綠色革命與清潔能源轉型，二是人工智能與生產數字化，三是國際組織提出的“慢全球化”與全球供應鏈重構，四是全球主權債務風險有所緩解但是仍呈現“高脆弱與慢調整”形勢特點。國內經濟即將進入十五五規劃實施期，高層十五五規劃《建議》提振消費促進內需以及高質量發展“一帶一路”方針，有望對創新推進“一帶一路”合作提供有利條件與指引。

從開放型經濟內外關系看，國內提消費擴內需推進經濟再平衡對“一帶一路”會有多方面影響，這里稍微展開討論一下。當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體現提升新時期大國對外經濟合作的頂層設計，從開放經濟平衡要求看則與我國在國外配置富余儲蓄的方法創新有關。新世紀初年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意味著國內儲蓄大于投資，早先通過購買較多美元高等級債券，富余儲蓄在國外配置增量主要表現為外匯儲備擴張。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上述配置方式不可取也不再可行，此后提出并推進“一帶一路”合作倡議，通過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或提供債權融資，特別對國外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或提供融資，一方面能促進合作共建國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更有效率地配置富余儲蓄，體現了政策設計與經濟規律的統一性。因而我們2015年論文，把“中國儲蓄”列為我國推進“一帶一路”合作的五大優勢之首。

由此可見，“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是一項國際合作發展項目，更是在國內儲蓄大于國內供給和存在較大規模順差背景下，協調和實現內外經濟平衡的重要方法創新。從這個角度看，無論是新世紀初期實施“走出去”戰略，還是后來的“一帶一路”倡議，都可歸結為外部需求的“拉力”，與國內產業技術升級以及供求平衡關系“推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研究中國現實經濟增長的結構平衡狀況，對于準確把握“一帶一路”倡議的未來發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近年國內經濟增長“供強需弱”，企業內卷競爭與產能冗余度上升；與此相適應外部經貿領域出現新一輪順差較快增長和失衡因素，今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2024年我國外部平衡總體狀況的評估發生轉變，認為我國已出現溫和順差失衡。上述內外形勢客觀上要求中國進一步擴大“一帶一路”建設以有效配置富余儲蓄，然而由于上述全球主權債務風險一度上升，疊加國際地緣政治博弈因素增加，擴大“一帶一路”合作規模客觀上受到限制。另外在國民收入與公共資源分配差距仍偏大背景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處置外國債務風險所采取的某些必要舉措，在公眾輿情反饋方面也出現新情況新矛盾。在這一背景下，十五五規劃《建議》把提振消費擴大內需提升到更加優先地位，有望調節緩解國內經濟“供強需弱”矛盾與外部順差偏大的不平衡因素，并有助于為推進更高水平的“一帶一路”合作創造必要條件。

相較于“十三五”“十四五”規劃，擬議中的“十五五”規劃顯著提高了支持民生消費的政策優先度。回顧進入新世紀后我國幾次五年規劃，“十二五”規劃對消費民生的重視程度較高，此后多年我國擴大了社會保障覆蓋范圍和水平，社保支出占GDP比例較大幅度提升，服務業和總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顯著增長，經常賬戶順差GDP占比這個外部平衡重要指標從金融危機前接近兩位數降到2018年不到1%，顯示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取得明顯成效。

由此推測，若“十五五”提振消費促進內需推進經濟再平衡政策實施到位，也有望取得類似“十二五”規劃開啟的調整效果。不過目前我國內需不足消費短板根源更為深刻，需解決的問題將更為復雜且具結構性特征。例如“十二五”時期在擴大社保方面，主要致力于搭建和健全社保體系架構，擴大主要社保項目的全民覆蓋范圍并提高社保水平；目前這方面存在的比較突出問題，是不同社會群體社保資源分配差距偏大，不僅與實現共同富裕目標仍有較大差距，同時對居民消費增長也帶來制約。因而后續政策調整改革，應以公共資源分配向低收入群體傾斜為導向，著力解決收入、社保資源與公共服務分配不均等或差距偏大問題，由此提升消費與服務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并使外部順差偏大矛盾得到顯著緩解。上述調整對創新和提升“一帶一路”合作具有重要意義，另外在國內收入分配矛盾得到緩解與民眾獲得感提升背景下，公眾輿情對“一帶一路”合作政策理解與支持度也有望提高。

基于上述背景，可更好理解十五五規劃《建議》有關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表述的內容與意義。一是強化合作規劃統籌管理。這要求切實達成“一帶一路”倡議所倡導的“五通”，尤其要進一步做實政策聯通，意味著合作不應僅局限于項目實施階段，而需要有序拓展到宏觀金融管理和協調；不僅要有外交部、商務部等涉外部門深度參與引領，發改委、財政部、人行等宏調部門也應進一步參與提升宏觀金融風險防控水平。二是完善多元化、可持續且風險可控的投融資體系。可見決策層高度重視上述投融資風險防控的重要性。三是統籌推進重大標志性工程與“小而美”民生項目的建設。諸如“雅萬鐵路”這樣重大標志性工程，未來仍需持續推進，但還需注重與小型項目的平衡發展。四是加強海外利益保護。這是針對近年我國海外產權權益保護面臨著一些新挑戰。上述新的方針謀劃和表述，代表了針對“一帶一路”新形勢的應對策略，為后續穩健深化高質量“一帶一路”共建提供了政策指引。

四、幾點小結

“一帶一路”合作為當代全球共享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載體和抓手，為研究全球南方合作共識提供了難得的實踐經驗素材。上文在概括十余年“一帶一路”合作實踐取得巨大成就基礎上，側重觀察了近年主權債務風險對“一帶一路”債務融資可持續性帶來的新矛盾，并結合十五五規劃《建議》經濟發展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方針對“一帶一路”發展前景提出展望。再思考內容可歸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事實表明，我國依托五大優勢條件形成的“四輪驅動”機制，為借助“一帶一路”在全球范圍減貧困促發展，推動綠色與數字轉型提供了單個國家所具備的獨一無二能力。第一代領導人提出“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基于對我國目前生產力發展與科技產業綜合實力提升的觀察，實現上述愿景的現實經濟條件正在具備。

第二，受新情況新矛盾影響制約，近年“一帶一路”合作進入某種調整鞏固階段。經驗顯示，推進“一帶一路”國際發展合作需跨越多重門檻：技術能力門檻、成本效率門檻、融資風險門檻。近年部分國家債務風險外溢，為“一帶一路”合作帶來融資風險，對拓展深化“一帶一路”提出現實挑戰。歷史上我國國際合作發展對防范和處置這方面矛盾和風險缺少足夠經驗，近年面臨情況具有某種超預期性質。

第三，一個國家外債通常包含多頭債主，一旦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就需要多元債主與多邊機構共同協商談判債務重組條件，因而主權債務風險處置具有多方面挑戰性。經驗顯示，在參與這類協調合作中，我國如何既要維護自身合理權益，又需承擔大國責任發揮引領作用，會面臨一系列始料未及的棘手問題。“一帶一路”合作在解決現實矛盾過程中需不斷拓展深化，并通過債務風險管理延伸到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等技術性與敏感性的領域。

第四，大國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國際發展合作的場景與成效在國外，動能和推力在國內。基于開放經濟規律，需把國內與國外平衡要求結合起來觀察理解“一帶一路”合作。目前學界和決策層都高度關注國內經濟“供強需弱”、消費短板、收入差距以及公共資源分配方式優化等問題，有效調節經濟增長的現實結構不平衡因素和矛盾，將為推動未來“一帶一路”合作向縱深發展并行穩致遠創造有利條件。

整理：白堯 | 編輯：王賢青

注釋：

[1] 盧鋒 潘松李江：“一帶一路”：“四輪驅動”與債務融資——深化合作需創新融資機制與多邊治理《共享發展——中國與全球南方》第280-237頁，中信出版社，2025年。

[2] 盧鋒 李昕 李雙雙 姜志霄 張杰平 楊業偉：“為什么是中國?——“一帶一路”的經濟邏輯 ”《國際經濟評論》2015年第3期第9-34頁。

[3] 盧鋒 潘松李江：“一帶一路”的“四輪驅動”推進機制《國際經濟合作》2024年第2期第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