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三洋評《漢亡哲思錄》｜一堂古代社會秩序重構的管理哲學課

《漢亡哲思錄：儒家思想與東漢三國關系新解》，徐英瑾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464頁，98.00元

復旦大學徐英瑾老師的新書《漢亡哲思錄：儒家思想與東漢三國關系新解》立意深遠，甚至可以說頗具野心。作為一位資深的哲學教授，他希望借漢末三國這段廣為人知的歷史，構建一個能夠解釋社會走向，揭示各派政治勢力行為邏輯和成敗原因的哲學工具，最終導向歷史哲學的“統一場論”。一旦這個理論體系完成，對歷史研究的指導作用自不諱言，其適用范圍也將不僅限于古代中國，而是放之四海而皆準。

筆者撰寫過幾部漢末三國題材的著作，如《袁本初密碼》《三國三十案》，以及剛剛面世的《三國100年》等，一直在試圖為這段亂世的持久性尋找一個根本性的解釋。以往的各種學術解釋要么偏重個人能力（也就是以成敗論英雄的傳統史觀），要么偏重階級矛盾，說服力似乎都不夠，更無法用于解釋其他時代的亂局何以沒有走上同樣的軌道。本書恰恰從哲學思想角度出發，為漢末三國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失敗學”視角和解釋框架，尤其對儒家思想與組織失敗關系的剖析，令人耳目一新。

羅三洋著《三國100年》

“亂由上作”與儒家思想的“自毀程序”

在這部新書里，作者首先跳出傳統歷史敘事的窠臼，反對將東漢帝國滅亡歸因于皇權衰落、“廢史立牧”等權力下放機制、黃巾軍等農民起義、“中平羌亂”等邊境騷亂，或瘟疫等自然災害，因為這些問題要么是久已有之，要么是很快就被基本解決，展現了東漢帝國強大的“自我凈化機制”。作者指出，東漢帝國在國力依然強大的情況下走向崩潰的根本原因是“亂由上作”，也就是東漢儒家士大夫集團的內部思想分裂。舉例來說，何進集團首先分裂為袁紹袁術集團和董卓集團，爾后袁紹袁術集團分裂為袁紹曹操劉表集團和袁術公孫瓚孫堅陶謙集團，董卓集團在董卓遇刺后分裂為李傕郭汜集團、呂布集團和馬騰韓遂集團，劉備和孫策又在孫堅和陶謙死后從袁術公孫瓚集團分裂出來，曹操又從袁紹劉表集團分裂出來，分化的整體趨勢越來越嚴重。董卓、袁紹、曹操等人都曾經有希望平定亂世，但是每當他們接近這個目標，就會遭遇各種各樣的挫折，進而導致集團內部的分裂和斗爭，反倒是孫權這種志在割據一方的軍閥能夠實施較為穩固的統治。結果，和秦末及王莽時期只持續了幾年的亂局相比，漢末三國大亂規模廣、時間長，緩慢地、徹底地撕裂了漢代上層社會，導致各個名義上都尊奉漢朝皇帝的軍閥毫無顧忌地相互殘殺，而且在黃巾軍和涼州叛羌等反政府勢力被陸續擊敗以后，“復興漢室”這個看似很有希望達成的政治目標依然遙遙無期，最終成為鏡花水月。

那么，東漢儒家士大夫集團為什么會產生后果如此嚴重的內部思想分裂，導致軍閥割據局面像癌細胞一樣失控地擴張，最終徹底摧毀了東漢帝國呢？

作者從政治哲學角度出發，在東漢政治哲學思想中篩選出兩類矛盾的存在：一是“周政” （基于封建自治的儒家理想模型）與“秦政”（法家式的中央集權制度）的矛盾，也就是漢宣帝所謂的“外儒內法”；二是漢代儒家思想中“大一統”與“大復仇”的矛盾。這兩類矛盾都極不易調和，但是在整個漢朝卻都成為官方的指導思想，內亂的種子于是一直掩藏在社會深層，直到條件合適時便破土而出，肆意生長。

通過研究“周政-秦政”的二元政治框架，本書分析儒家思想如何在漢代政治實踐中逐漸異化為一種“自毀程序”。在這一框架下，東漢政府可以輕易鎮壓黃巾起義或中平羌亂，但是無法應對宦官集團被屠殺以后清流一家獨大的局面，這反而激化了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進而引起自毀式的內戰升級。這一視角通過剖析結構性崩潰的機理，為現代組織與社會提供警示，帶有強烈的“失敗學”意識。書中引入信息技術、組織行為學、政治地理學等現代理論（如“鄧巴數”對社會組織規模的制約），試圖打破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壁壘，以跨學科對話的方式破解東漢帝國不可逆的崩解之謎。

書中指出，儒家強調的“大一統”倫理與“大復仇”觀念在缺乏制度約束時，無形中加劇了豪族間的私斗與士大夫集團的分裂（如清流與閹黨的長期仇殺和袁紹與袁術這對親兄弟的長期對抗）。這表明，儒家道德理想與帝國治理現實之間存在深層矛盾。有趣的是，這些思想矛盾其實都是從儒家的“孝文化”中衍生而來，如法家的尊君思想其實來自于臣子應當無限服從君父，“大復仇”思想來自子孫為祖先報仇的孝道義務，這些都是很難在崇儒社會中被駁倒的。要想化解這些思想矛盾，就需要在哲學上另辟蹊徑。因此，本書特別關注王充、王符、仲長統等被正統儒學邊緣化的東漢哲學家，認為他們的批判性思維可能為漢帝國提供替代性治理方案（如王充頗具想象力的“歸謬法”本應優于許邵看似高大上、本質卻很淺陋且充滿私人算計的“月旦評”），這挑戰了以“孝廉”為核心的漢代精英評價體系。當然，這些邊緣哲學最終未能成為東漢社會的主流，東漢社會的思想矛盾因此逐漸發展成一個遲早要爆炸的致命炸彈，最終無可挽回地摧毀東漢帝國。

宏觀結構與微觀機制：孫堅的悲劇

除了大而廣之的哲學框架式分析以外，本書也展開了一系列的微觀歷史分析，例如，在解釋周政的特色時，通過解釋“井田制”和“包稅制”的實用性及周代車戰向步兵戰轉型的“孫武軍事革命”，論證了周代貴族議價能力衰落與秦政興起的關系，體現了宏觀結構與微觀機制的銜接。

作為孫吳歷史的專家，本書作者以孫堅為例，重點探討了在一個巨變的時代，一個出身地方中產階級、兼具“周政”（家族、人情、鄉土認同）底色與“秦政”（功績、爵位、官職地位）沖動的個體，如何在歷史路徑的依賴與誘惑下做出選擇，以及這些選擇如何決定了個人與政權的命運。

在東漢那樣一個相對階層固化的社會里，為何孫堅這樣一個有江湖背景而無官場背景，家族經濟條件也一般的普通人會被賞識和提拔呢？本書指出，這只能通過剖析孫堅早年的上司兼導師臧旻的精神世界（如《上書訟第五種》中展現的“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的靈活儒家價值觀）才能理解。作為臧旻忠實的追隨者，孫堅早年忠實地實踐著臧旻倡導的混合式操作——既效忠朝廷，遵守法令（秦政），又講求人情、變通和愛惜鄉土資源（周政）。但是，隨著職務的上升，孫堅逐漸發現自己正在遠離家鄉揚州的家族關系網，卻不得不在帝國官僚體系中饑渴地尋求上升，首先是在鎮壓羌亂時搭上了大部分江東子弟兵的性命，自己也險些戰死，最終在中原反董戰爭這一帝國的宏大敘事中被吞噬，其“匡扶漢室”的雄心反而加速了帝國的崩潰和自己的滅亡。孫堅的悲劇在于，他試圖效忠的秦政體系本身已因為袁紹袁術兄弟屠滅宦官而失去了精巧的權力平衡結構，在喪失了必要的宮廷潤滑劑和出氣筒（背鍋俠）以后無可避免地只能以暴力攤牌的方式滑向深淵，而他賴以起家的周政根基又在他追求復興漢室的過程中被各種內耗和背刺消耗殆盡。最終害死大漢忠臣孫堅的，竟然是久經政治考驗、本應最忠于漢室的原禁衛軍司令（北軍中候）劉表，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殘酷的諷刺。

作者強調，在宦官系統尚能在外戚集團和清流集團之間充當潤滑劑和出氣筒的時代，東漢帝國體制無需某位出類拔萃的偉人也能夠運轉自如。孫堅的導師臧旻正是代表了在帝國體制內，盡可能調和周秦矛盾，并得以善終的模范官僚。臧旻并沒有什么突破性的功績，但是懂得利用儒家哲學為同僚辯護，也懂得在軍事挫折后保全自身。孫堅的早期道路，幾乎是對臧旻路徑的完美復刻。然而，孫堅的悲劇在于，他在日常軍政操作中逐漸“秦政化”，在帝國崩潰的關口，他完全拋棄了臧旻的柔性智慧，選擇了更為剛猛的軍事豪賭，一度成功地在內戰中奪取了荊州和豫州，并將董卓勢力趕出了洛陽，無限接近了最高權力。然而，原先同屬于反董聯盟的袁紹和袁術兄弟因搶地盤而產生沖突，孫堅站隊袁術，很難不遭遇袁紹的政治代理人的背后偷襲。于是，孫堅作為激進路線的執行者，在追擊董卓之時遭遇袁紹勢力的背刺，注定了最早出局的悲慘命運。不過，孫堅的慘死為其家族換來了充足的政治資本，使他的子孫能夠明智地保有江東，成為漢末三國亂世里堅持到最后的政治勢力。

與逐漸從溫和走向激進路線的孫堅不同，臧旻之子臧洪從一開始就完全脫離了其父支持的“周禮”式中間路線，投身于當時在清流士大夫中更為流行的“大復仇”抽象理念，因此一度獲得了頂級號召力。無論是偽造詔書組織反董卓聯軍并解救盟主袁紹，還是為了拯救故主張超起兵背叛袁紹和曹操，臧洪的言行都是為了踐行“大復仇”，而視對東漢帝國更重要的“大一統”理念為無物。這種只顧親友，不顧大局的狹隘思想最終導致臧洪比孫堅更悲慘地毀滅，也給曹操提供了擁立漢獻帝和與故主袁紹決裂的機會。換言之，在那個“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五蠹》）的古代社會里，孫堅的言行更接近于“儒”，臧洪的言行更接近于“俠”，他們的結局說明，作為模范官員臧旻的兩位繼承者，到了孫堅、臧洪這一代，由于漢帝國賴以維系的中間紐帶（如臧旻所代表的那種地方性與帝國性結合的關系）突然斷裂，臧旻那種明智的中間路線沒有了生存空間，取而代之的是要么單選“大復仇”（臧洪），要么單選“大一統”（孫堅）的激進選擇。繼續走中間路線，要么是里外不討好，要么是默默無聞，最終往往都只能落得在這個亂世任人宰割的下場。

本書打破了傳統歷史敘事的窠臼，不是“講述歷史是什么”，而是“追問歷史為何如此”，進而通過“周政-秦政”和“大一統-大復仇”等哲學矛盾，來進行一場跨越時空與文明的磅礴實驗。它是一位思想者與古老帝國的深情對話，也是一次進行跨文明、跨學科的“思想實驗”，貫穿了從權力構成（硬力量/軟力量）、意識形態（名分論/證偽思維）到個人抉擇（孫堅的悲劇）的各個層面，并且運用作者的哲學知識，將社會學（特納）、心理學（卡內曼）、政治哲學（黑格爾、波普）、信息論（佩蒂格魯）等理論工具融入到歷史分析之中。

與作者商榷

這部著作也不是沒有可商榷之處。首先，與作者的宏大學術野心相比，全書的結構顯得有些松散，特別是經常出現前一章重理論，后一章重敘事的情況。作者的這種“雙軌敘事”特色體現了其溝通專業與普及的努力，但在筆者看來，部分章節的理論濃度顯得過高，這種理論與敘事經常割裂的寫作風格可能削弱了全書的流暢性和可讀性，對部分并非哲學或政治科學專業出身的讀者的閱讀習慣造成了不必要的挑戰。筆者更偏愛結構較為緊湊、統一夾敘夾議的結構，當然這可能只是個人口味問題，算不得什么缺陷。其次，作者為了解釋周制和秦制，花了很多篇幅來敘述和討論先秦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科技，在筆者看來，本書中的這些內容過多，未免有些脫離了漢末三國的主題。

另外，正如本書作者一再指出的，書中提到了很多歷史細節，但是在某些歷史細節上不乏可議之處。比如先秦時期的戰車軍制，本書認為通常是一輛三人駟馬戰車配七十五名步兵，車兵由住在城里的“國人”組成，步兵由住在農村的“野人”組成。事實與此有較大區別：先秦戰車種類多樣，三人駟馬戰車配七十五名步兵的情況僅指春秋時期的“元戎”重型戰車，實戰中大部分戰車配的步兵少得多，而且一直存在只有兩匹馭馬和兩名乘員的“輕車”，每輛輕車配備的步兵不到十名，從周代金文來看，西北游牧民族的軍隊幾乎全都是輕車，這也是包括埃及、赫梯、巴比倫、邁錫尼等同時期西方古國軍隊的標準軍制。春秋時期的步兵也不光是只負責給車兵吶喊加油的“氛圍組”，而要負責很多工作，特別是維護修理很容易損壞的戰車和搬運戰車所需的各種物資，類似于一級方程式車隊里的各類技術后勤人員，沒有這些分工明確、技藝嫻熟的步兵，結構復雜易損的戰車甚至很難開得到戰場。此外，先秦時期的車兵都由貴族組成，步兵主要由住在城里的“國人”擔任，住在農村的“野人”甚至連擔任步兵的資格都不常有，原因很簡單：在那個人口稀疏、大部分土地還由野生動物盤踞的時代，“野人”的數量很少，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各個城市周圍。先秦中國城市面積特別大，但是人口很少，因為城里除了建筑以外，還有廣袤的農田。事實上，先秦大部分可耕地都在內外城墻附近，被城墻保護著，漫長的外城墻實際上沒有軍事功能（也沒有足夠的軍隊去守），只是用于保護所謂的“負郭之田”免受洪水或野生動物的破壞。“野人”的土地看似很多，但是沒有城墻保護，收成很容易被野生動物和天災破壞，所以“野人”的生活都很貧困，先秦各國政府出于成本原因，甚至沒有興趣去向“野人”收稅，更不用說向他們征兵了。

在筆者看來，正如這類不太必要的先秦歷史細節一樣，本書雖然聲明在“為儒家辯護”，但其所辯護的漢代儒家模型卻偏于簡單化和理想化，并帶有西歐封建制的色彩。這種辯護是否能夠回應儒家在帝制實踐中的結構性缺陷，仍需學界進一步討論。在實踐中，“周政-秦政”和“大一統-大復仇”并不完全是對立的，例如在創業過程中，提倡“大復仇”思想顯然有利于提升集團內部凝聚力，例如著名的“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而“秦政”在統一戰爭中的效率顯然高于“周政”。完成統一以后，政府為了鞏固政權，自然需要改變策略，例如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為了實現“大一統”，就及時地把“驅除韃虜”口號改成了“五族共和”。漢代儒家在實踐中表現出的靈活性其實是很高的，例如《春秋公羊傳》倡導的“大復仇”思想被實踐的情況其實并不多（主要集中于西漢初年和東漢末年），鮮明地體現在漢文帝、漢景帝和漢武帝對游俠的一系列打擊里，否則漢朝也不會迎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和第二個人口高峰。也就是說，在大部分時間里，漢代民眾實際上是能夠與這類“原教旨主義”激進思想保持距離的，激進思想何以會在東漢太學形成主流意識形態并被廣泛實踐，最終在全社會產生出失控的“圣戰狂熱”，讓東漢帝國變成一個仇殺無限循環的人間地獄，是更值得討論的現實話題，但在本書中沒有太多的體現。

值得關注的是，本書作者出于對日本歷史文化的了解，敏感地意識到，儒家在漢代還沒有像唐宋以后那樣固化，可能發展成迥然不同的文明形態。與漢代儒家對帝國經濟供養體制的高度依賴，從“屬地儒”變成“帝國儒”的政治保守主義相比，在其他“大一統”不那么徹底的國家，例如古代日本，儒家思想可以為各地諸侯服務，因而發展為多種自由主義解決方案。為了驗證儒學在另一種社會中的生命力，作者花了相當的篇幅討論日本江戶時期荻生徂徠的禮學社會，并且詳細地闡述了日本古代家紋傳統的來龍去脈及其與歐洲中世紀家徽的區別。不過，得到這種重新編輯過的儒學道統是否能獲得學界的普遍同情，可能會是一個問題，因為根據我淺薄的知識，這幾乎是等于顛覆了任何一種已知的新儒家（無論是熊十力、牟宗三還是徐復觀）對儒學道統的梳理方案。當然，我也樂見未來作者能夠進一步推出更多的作品，強化他所勾勒的這條新的思想史線索，進而說服這些哲學同行。

《漢亡哲思錄》在歷史研究的基礎上，作了許多大膽且有益的哲學和文化探討。它試圖平衡學術性與大眾閱讀體驗，適合對哲學、歷史與組織理論有交叉興趣的讀者，不過對讀者的閱讀能力和知識背景有一定的要求。這部書是一部充滿思想鋒芒的冒險之作，其跨學科野心與現實關懷值得肯定，但理論整合的嚴謹性與歷史細節的平衡性仍有提升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