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過去十年中,中國生物制藥行業經歷了政府政策的轉型,這些政策旨在支持創新并使藥物的發現、開發和審批流程現代化。中國的生物制藥公司利用這種支持建立了開發高度復雜藥物的平臺,例如抗體 - 藥物偶聯物( ADCs )和雙特異性及多特異性抗體。
近日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發布了 創新抗體研發的比較分析 。分析比較了中國與美國和歐洲在開發此類“增強型”抗體療法方面的趨勢,特別是在過去十年( 2015-2024 年)。重點關注在首次臨床研究、首次全球批準、臨床成功率以及在這兩個地區開發的分子特征方面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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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啟動和全球首次批準的趨勢
ADCs 和多特異性抗體是具有增強功能的高度創新藥物,與傳統的單克隆抗體( mAbs )相比具有更強的功能。 ADCs 旨在將小分子毒素遞送到腫瘤,而多特異性抗體則結合目標蛋白或蛋白質上的兩個或更多不同的抗原位點。由于其增強的功能性,這兩種抗體形式作為治療復雜疾病(尤其是癌癥)的下一代療法具有巨大的前景,但這些分子的創建和制造比傳統的 mAbs 要復雜得多。
中國近期對政策驅動創新的關注,包括增加研發投資、改善制造以及提高臨床試驗效率,導致自 2020 年以來進入臨床研究的中國公司增強型抗體數量大幅增加(圖1a)。事實上,目前中國公司創建的臨床階段增強型抗體數量已超過美國和歐洲公司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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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中國與美國或歐洲公司開發的增強型抗體療法首次臨床研究和全球批準的趨勢。 a, 2015-2024 年進入臨床研究的增強型抗體首次人體( FIH )研究的趨勢( n = 776 ),按分子來源地區(美國或歐洲,n = 424;中國,n = 352)和一般分子類別分層。 b, 2015-2025 年(截至 2025 年 9 月 1 日)獲批的增強型抗體首次全球批準的趨勢,按分子來源地區和一般分子類別分層。增強型抗體包括雙特異性及多特異性抗體、雙特異性免疫偶聯物、抗體 - 藥物偶聯物( ADCs )和雙特異性 ADCs 。歐洲包括歐洲經濟區國家、英國和瑞士。
由于臨床試驗和監管審查過程很少短于 5 年,截至 2025 年 8 月, 本數據中 的增強型抗體療法中只有 16 個( 12 個雙特異性抗體和 4 個 ADCs )獲得了上市批準,其中大部分( 11 個,占 69% )源自美國或歐洲公司。考慮到所有增強型抗體的批準(即不考慮開始臨床試驗的年份),在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期間,共有 28 個源自中國、美國或歐洲的增強型抗體療法( 16 個雙特異性抗體和 12 個 ADCs )獲批(圖1b)。
臨床成功率的比較
研究還 計算了增強型抗體療法的臨床階段轉換和批準成功率,重點關注用于癌癥治療的藥物,因為數據集中近 90% 的分子是用于癌癥治療的,并且已知成功率 隨治療 領域而異。 因此分析 的結果是初步的,因為大多數源自中國的分子是在 2020-2024 年期間進入臨床研究的,因此大多數的最終命運(批準或終止)尚不清楚。
截至 2025 年 8 月,該隊列中只有一個分子 曲妥珠單 抗 - rezetecan ( trastuzumab rezetecan )獲得批準。盡管如此,數據顯示,與源自美國或歐洲公司的增強型抗體療法相比, 中國公司創建的增強型抗體療法在臨床開發過程的每個階段被終止的可能性都較小,導致總體的批準成功率分別為 57% 和 15% (圖 2a ) 。 當這些隊列的數據按形式分層時結果顯示,源自中國的 ADCs 和多特異性分子的表現都大大優于美國或歐洲公司創建的分子(圖 2b )。這些成功率需要在未來得到證實,屆時更多的臨床評估將使公司能夠確定更多分子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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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中國與美國或歐洲公司開發的用于癌癥的增強型抗體療法臨床成功率和類型比較。 a, 2015-2024 年進入癌癥首次人體( FIH )研究的增強型抗體的階段轉換率和 I 期 至批準 成功率,按分子來源地區分層。 b, 2015-2024 年進入癌癥 FIH 研究的增強型抗體的階段轉換率和 I 期 至批準 成功率,按分子來源地區和一般分子類別分層。增強型抗體包括雙特異性及多特異性抗體、雙特異性免疫偶聯物、抗體 - 藥物偶聯物( ADCs )和雙特異性 ADCs ,后者包含在 ADC 組中。 c, 中國與美國或歐洲公司開發的用于癌癥的 ADCs 有效載荷作用機制分布。 d, 中國與美國或歐洲公司開發的用于癌癥的雙特異性及多特異性抗體作用機制分布。 MA ,上市申請; TAA ,腫瘤相關抗原; TME ,腫瘤微環境。
形式和作用機制的趨勢
分析 數據顯示,中國公司正日益關注用于癌癥的增強型抗體療法的創新形式。例如,源自中國的雙特異性 ADCs 進入臨床的數量有所增加,相比之下,源自美國或歐洲公司的數量有所減少(中國, 12% ;美國或歐洲, 5% )( 2024 年)。
此外, ADC 有效載荷的分布顯示,與源自美國或歐洲公司的 ADCs 相比,中國 ADCs 缺乏成熟的 DNA 結合有效載荷,而新型拓撲異構酶 I 抑制劑有效載荷的比例更高(圖 2c ) 。此外,雙特異性及多特異性抗體的一般作用機制分布顯示出差異:缺乏免疫調節特性的成熟細胞接合劑占美國或歐洲公司創建的分子的 59% ,而只占中國公司的 30% ;而具有免疫調節特性 并靶向 腫瘤相關抗原和 / 或腫瘤微環境的更具創新的雙特異性及多特異性抗體則占中國公司的 25% ,而只占美國或歐洲公司的 6% (圖 2d ) 。有效載荷、形式和作用機制的這些差異可能有助于解釋源自中國的增強型抗體療法比源自美國或歐洲公司的臨床階段轉換率更高的原因。
展望
這項 分析提供的證據表明,中國近期對政策驅動創新的關注使得位于中國的公司在復雜抗體 療法開發方面超越了美國和歐洲的公司。因此,美國和歐洲在該領域處于競爭劣勢,特別是考慮到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等關鍵政府機構近期工作人員的削減和科學項目的資金不足,美國沒有做好充分準備來應對。
生物制藥行業正日益專注于開發 ADCs 和多特異性抗體療法,因為它們相對于 mAbs 具有增強的功能性。在 2015-2024 年期間,全球共有 29 個( 17 個雙特異性抗體和 12 個 ADCs )增強型抗體 療法獲 批(補充表 1 )。然而,預計未來十年( 2025-2034 年)獲批的總數將大幅增加,因為 2025 年迄今已有 3 個獲批,另有 4 個上市申請正在評估中,且近 70 個處于后期臨床研究階段(補充表 1 )。 全球臨床管線目前包括近 500 個增強型抗體療法,其中一半以上是由中國公司創建的。如果當前情況持續,中國公司可能在未來 5 年內主導生物制藥行業的抗體療法領域。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73-025-00185-w
制版人: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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