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電影《芳華》，戳破一些人的妄念！

馮小剛導演的電影芳華在上映時，曾被許多人誤讀為一部單純懷舊的青春片，甚至被一些網左視為對那個激情燃燒歲月的贊美。然而，只要深入剖析馮小剛的成長背景及其在影片中埋藏的細節，就不難發現這絕非一部懷念之作，而是一封來自黑五類子女的漫長控訴書，是對特定體制與時代的犀利嘲諷。

馮小剛出生于1958年，他的父親馮飛曾是北京大學西語系的高材生，也是一名大學教師。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父親被劃為右派，隨后被遣返回湖南老家。值得一提的是，馮家在湖南湘潭當地并非普通農戶。據族譜記載，馮小剛的曾祖父馮紫垣曾在清末擔任湖南布政司理問，這是從六品官員，有說法稱享受從五品待遇，與縣太爺的地位差不多。如果沒有這種家族底蘊，馮飛也很難進入北京大學西語系。

為了保住馮小剛和姐姐的北京戶口，父母被迫離婚，這一變故徹底改變了馮小剛的身份軌跡。他本來跟著父親在北京市委黨校大院，享受著相對優渥的生活，也是所謂的大院子弟。父親出事后，他瞬間淪為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子女），也就是當時被稱為狗崽子的被鎮壓群體。隨后，馮小剛和母親被趕出大院，搬進破敗的胡同，由母親含辛茹苦撫養長大。

在那個強調血統論的年代，馮小剛作為黑五類子女，不僅失去了父愛，更在成長過程中受盡了紅五類（工、農、兵、干、革）的白眼和欺凌。這種失去父親、失去家園、寄人籬下的痛苦，構成了他日后電影創作中隱秘的傷痛底色。

基于上述經歷，馮小剛不可能對那個時代懷有溫情脈脈的熱愛。事實上，芳華是一部反體制反特權的作品。他在芳華中通過隱喻和敘事，完成了對體制的瓦解。

影片中的劉峰是一個極致的好人，一個完美的活雷鋒，但在鏡頭下，這種好并不是被歌頌的對象，而是一種生存策略。在壓抑人性的體制下，無私并不是一種品性，而是一種為了獲得集體認同進行的道德表演。劉峰的結局非常悲慘，失去手臂、遭受冷遇、生活落魄，正好印證了一個現實問題：善良是無用的，甚至是有罪的。所謂的好人有好報在影片中被徹底打破，對當時的虛偽道德觀發出了有力嘲弄。

影片中的文工團，表面上是藝術的殿堂，實則是階級分野的縮影。郝淑雯、陳燦等高干子弟掌握著話語權和資源，他們之間的聯姻和互動，展示了權力的自我循環。何小萍和劉峰，作為出身低微的窮屌絲，無論怎樣努力，始終是被排斥和邊緣化的對象。

令人厭惡的是，影片中對越自衛反擊戰的描繪，不是為了歌頌軍魂，而是演繹了戰爭的殘酷與荒誕。英雄在戰后并未得到應有的尊重，反而被時代拋入塵埃，這無疑是對宏大敘事的質疑。

令人費解的是，這樣一部充滿控訴意味的電影，卻被部分網左解讀為批判特權，懷念文革或贊美集體主義。這種誤讀之所以荒謬，是因為它忽視了馮小剛作為受害者的切膚之痛。馮小剛從家庭環境優越的二世祖變成人人可欺的黑五類，這種落差讓他對體制弊端有著極其敏銳的洞察。正如影片中所展現的，在掃蕩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財富之后，階級標準并沒有消失，而是變成了權力和地位的世襲。這種對特權階層的鄙視，對底層小人物悲劇命運的同情，貫穿了他的整個創作生涯。

除了芳華之外，馮小剛的其他作品也在不同層面上延續或深化了類似的隱喻和批判。

在集結號中，谷子地和他的九連戰士，似乎是為了完成大戰略而被犧牲掉的耗材。在宏大的戰役敘事中，個體的生命被簡化為數字。集結號本身就是一個隱喻，它代表了體制的命令、上級的意志。谷子地余生都在為證明戰友的犧牲而抗爭。在集體主義敘事中，那些沒有被及時記錄的犧牲者往往會被歷史無情遺忘。

在甲方乙方中，好夢一日游服務隱喻了現實的匱乏與理想的幻滅。那個想當巴頓的普通人，只能變成一種滑稽的表演。這種黑色幽默是馮小剛特有的武器，他不像芳華那樣沉痛，而是用笑來消解一切崇高和嚴肅，這本身就是對那個充滿假大空口號時代的反叛。

在一九四二中，影片中大量的筆墨用來描寫官僚體系的推諉、冷漠和腐敗。逃荒路上的眾生相，暗指在體制機器面前，個體生命微不足道。這種對上層建筑無能的控訴，與芳華中對文工團領導層虛偽的刻畫是一脈相承的。

在我不是潘金蓮中，李雪蓮為了糾正一句話而上訪二十年，各級官員第一反應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這種官場邏輯，與芳華中劉峰因為觸摸事件被迅速拋棄的邏輯驚人地一致。官僚機器為了維護體制的面子和穩定，可以犧牲個體的正義和情感。

馮小剛拍芳華，絕不是為了歌頌那個時代，而是為了埋葬那個時代。他通過劉峰和何小萍的命運，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在不合理的體制下，個體的善良與努力往往顯得蒼白無力而且非?？杀?br/>

那些試圖從芳華中尋找純真年代或集體主義優越性的人，顯然對世界的理解存在偏差。

前些年，某位一姐穿著一身幾萬的服裝，挎著愛馬仕皮包參加人大會侃侃而談，還認為自己很節儉。最可怕的就是特權者坐擁特權而不覺在享受特權。

有很多人鼓吹那場運動是為了公平破除特權？實際上在取消了財富維度之后，劃分社會階層的標準就變成了職業標簽和級別。即使同為紅五類的工、農、兵、干、革，人口占比超過80%的農民，收入折現后只有工人的十分之一。

1976年，農民年均收入62.8元。城市職工1976年平均工資605元，比1965年625元下降20元。1978年中國總人口約為10.3億，農民8.24億人，1.1億工人人口，占城鎮人口的大多數。1978年，全國農民人均年度純收入僅有133元，其中90%以上為實物，貨幣收入不足10%。

這種機制的公平在哪里？只能說實現了一小部分人的公平。那么，今天鼓吹回到過去的人，誰愿意回到那時候當農民呢？恐怕都爭著當工人吃城里飯吧。

也許現實的困難固然令人不滿，然而回到過去恐怕更慘，很多人的財富有可能一夜清零。有人懷念說那個時代至少人與人之間有溫情。這些人似乎忘了人是怎么斗人的。真回到那個時代，那些懷念的傻子都活不過第一集。

最后只能說，我們回不去了！回去也不會比現在更好了！最好的選擇是努力向前，推動分配機制優化，推動社會公平，依法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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