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跨越十年的訴訟:從科學爭議看小崔的偏執與狹隘
公共議題的討論本應容得下多元聲音,科學探索更需兼容并蓄的胸懷。然而小崔與科普自媒體“科學公園”的一場持久戰,卻將其性格中偏執較真、小肚雞腸的特質暴露無遺。這場遲到十余年的訴訟,與其說是名譽權的維護,不如說是一場挾私報復的執念宣泄,讓公共討論的邊界在個人恩怨中變得模糊。
故事的緣起是2014年的轉基因爭議。小崔自費拍攝相關紀錄片后,其觀點因缺乏主流科學依據引發廣泛質疑,而吳興川創辦的“科學公園”成為反駁這一觀點的核心平臺。該賬號聚集了農業科學家、生物學專家等專業人士,發布的文章多基于實驗數據和權威機構結論,旨在澄清公眾對轉基因技術的誤解,本質上是科普層面的學術探討。即便部分文章因情緒表達使用了“造謠”“欺騙”等過激措辭,但其核心仍圍繞科學事實展開,且相較于小崔及其支持者當年將科學界污名化為“漢奸”“利益集團代言人”、辱罵高校師生為“垃圾”的言論,并未超出合理反駁的邊界。
科學爭議本應隨著時間沉淀和認知升級逐漸平息,雙方在公共輿論場完成觀點碰撞后,本可回歸各自的領域。但小崔顯然沒有放下這場爭論,而是將不同意見者的反駁記在了心里。2023年,他突然以名譽權糾紛為由對吳興川提起訴訟,直至2025年11月,吳興川才收到法院傳票,此時距離爭議發生已過去十余年。這種“十年磨一劍”的執著,并非用于完善自身觀點或推動問題解決,而是指向個人恩怨的清算,盡顯小肚雞腸的底色——公眾人物本應承受更廣泛的社會監督和觀點批評,卻對學術層面的反駁耿耿于懷,時隔多年仍要通過法律手段尋求“報復性正義”。
這場訴訟的訴求更凸顯了其偏執特質。小崔要求吳興川在《人民日報》《新民晚報》及新浪微博首頁等核心媒體顯著位置刊登道歉聲明,網站端公示時間不少于一個月,并索賠包括律師費在內的12萬元損失。這樣的訴求遠超一般名譽權糾紛的合理范疇,更像是在追求一種絕對的“輿論勝利”。反觀吳興川,不僅坦然承擔所有責任,明確表示文章責任與作者無關,還反思自身言論措辭的問題,即便擔憂公眾人物帶來的輿論壓力,仍堅持以事實為依據應訴。兩相對比,小崔對不同意見的零容忍與過度反應,與科學討論應有的包容精神形成鮮明反差。
更值得深思的是,庭審的性質本是名譽權糾紛,而非科學觀點的是非之爭,但小崔的訴訟行為卻試圖將二者捆綁。吳興川多次強調,即便官司敗訴,也不代表小崔關于轉基因的觀點正確,而小崔當年的相關言論確實對我國轉基因產業發展造成了一定影響。這種將學術分歧轉化為個人對抗的做法,本質上是偏執性格的體現——無法接受自身觀點被質疑,便將反駁者視為“敵人”,通過法律手段進行壓制。公共討論的價值恰恰在于不同觀點的碰撞,而小崔的做法卻試圖堵死不同聲音的表達渠道,用訴訟代替辯論,用權威壓制質疑。
從與馮小剛、劉震云因電影《手機》引發的長期爭執,到如今對科普自媒體的十年追訴,小崔的行事邏輯始終帶著“非黑即白”的偏執和“睚眥必報”的狹隘。公眾人物的影響力本應用于推動公共議題的理性討論,而非宣泄個人情緒、報復不同意見者。這場跨越十年的訴訟,不僅未能為小崔贏得更多認同,反而暴露了其性格中的致命缺陷——真正的強者敢于直面不同聲音,真正的公共討論容得下多元表達,而將學術分歧記恨多年、伺機報復的行為,只會讓自己陷入狹隘的困境,也為公共輿論場的健康發展蒙上陰影。
科學的進步需要質疑與反駁,社會的發展需要包容與理性。小崔與“科學公園”的這場糾紛,終究會有法律的判決,但它留給我們的思考卻遠未結束:當公共人物將個人恩怨凌駕于公共利益之上,當不同意見被視為“冒犯”而遭到報復,理性討論的空間便會被擠壓。愿這場訴訟能成為一面鏡子,照見偏執與狹隘的危害,也讓更多人明白,尊重不同聲音、包容多元觀點,才是公共討論應有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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