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馬茨(Lee Matz)是美國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市的一名記者,從事國際新聞工作,曾多年擔任美國駐亞洲攝影記者并屢獲殊榮,2022年還曾前往烏克蘭進行戰(zhàn)地報道。2024年,李·馬茨所供稿的《密爾沃基獨立報》搞了一個長篇系列報道專欄《密爾沃基之聲:韓國經(jīng)歷》(Milwaukee Voices. Korean Experiences),受截稿日期臨近影響,有一些相關(guān)采訪稿件未能得到發(fā)表,一年后,李·馬茨在自己的網(wǎng)絡(luò)博客里講述了這些未發(fā)表稿件中的一個故事。
2014年1月,李·馬茨在《密爾沃基商業(yè)雜志》新聞編輯室工作時,收到一條稿件,稱當?shù)匾晃焕先嗽谑兄行母浇囊患茵B(yǎng)老院里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老人去世時沒有留下遺書,也沒有家人前來悼念,因此養(yǎng)老院也就沒有對外發(fā)布訃告。老人去世后,只留下了一件私人物品:一個裝滿個人物品的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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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老人和戰(zhàn)友在俱樂部喝酒
李·馬茨所在教會的牧師的丈夫——一個建筑工程師——在作為養(yǎng)老院志愿者幫忙清理老人的房間時,發(fā)現(xiàn)了這個紙箱。工程師被告知,如果沒有人來認領(lǐng),紙箱里的東西全部都會被當作樂色扔掉,他不忍心看著老人的最后遺物被丟棄,于是將其帶回家保存。李·馬茨雖然沒見過那個紙箱,但通過工程師的關(guān)系,看到了其中的一些物品,包括一本黑白照片薄和一本貼滿剪報的本子,以及幾枚勛章。
李·馬茨當時覺得這本相冊挺有意思,便用手機拍了一些相簿中的照片以作留念。一年后,牧師一家搬去了新的教會工作,因此李·馬茨也就再也沒有看過那本相簿。很快,十年也過去了,李·馬茨對這件事的記憶已經(jīng)變得相當模糊,當他想查證這個老人的名字時,已經(jīng)無從下手。也許,老人的名字就寫在照片薄的某個地方,也許工程師知道老人的名字,總之,許多年過去了,對于李·馬茨而言,他所剩下的只有保存下來的幾張照片和一丁點零星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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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冊中的美軍憲兵檢閱照片
據(jù)李·馬茨調(diào)查,據(jù)美國官方公告顯示,2014年1月,有兩名朝鮮戰(zhàn)爭老兵在密爾沃基市去世,且都是有點名氣的老兵。其中一位是于1月20日去世的帕特里克·F·博爾格(Patrick F. Bolger),他是一位酒館老板兼青少年俱樂部教練。另一位是于1月29日去世的雷蒙德·J·巴拉諾夫斯基(Raymond J. Baranowski),他是一位游艇俱樂部會員,也是一名前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員。老人顯然不是這兩人中的任何一人。
從老人所遺留下來的幾枚勛章——美國戰(zhàn)爭勛章、歐洲-非洲-中東戰(zhàn)役勛章、朝鮮戰(zhàn)爭服役勛章、聯(lián)合國朝鮮戰(zhàn)爭勛章——來看,顯然這名老人也參加過朝鮮戰(zhàn)爭,并且二戰(zhàn)前還曾在歐洲、非洲等多個戰(zhàn)場服役,最后一直服役到20世紀50年代初。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在海外服役多年的老兵,去世時甚至都沒有出現(xiàn)在官方公告上,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好在老人遺留下的照片為他的所屬部隊提供了一些線索信息。一張照片中出現(xiàn)了清晰的凱西基地(Camp Casey)標牌,凱西基地是美軍在韓國東豆川的一個軍事基地,為紀念1952年在基地附近因飛機失事而去世的休·博伊德·凱西(Hugh Boyd Casey)少校而命名,這表明老人曾隸屬于美軍第7步兵師,且很可能在師部工作。照片中還出現(xiàn)了霍維基地(Camp Hovey)的標牌,這是凱西基地附近的另一座美軍軍事基地,以在豬排山戰(zhàn)斗中陣亡的霍華德·霍維(Howard Hovey)軍士長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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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西基地和728憲兵營營部連的標牌
另一張照片顯示,一名身著軍服的韓國士兵站在一塊寫著“第728憲兵營營部連”的木牌旁,這表明老人很可能被分配到這支憲兵部隊或與這支憲兵部隊一起工作。第728憲兵營在戰(zhàn)前曾被部署到日本橫濱,朝鮮戰(zhàn)爭期間曾在韓國執(zhí)行反游擊任務,后被部署到漢城附近。但從老人的制服領(lǐng)章看,他本人不大可能是憲兵,而更像是一名工兵,當時駐扎在凱西基地的第728憲兵營被配屬給美軍第7步兵師,所以老人很可能隸屬于第7步兵師的第13工兵戰(zhàn)斗營。
如果他真的是憲兵,那么照片中出現(xiàn)這種象征意義是可以理解的。但綜合來看,這些照片表明他可能在駐扎于朝鮮非軍事區(qū)附近凱西營地的第七步兵師憲兵部隊擔任輔助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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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冊中的日本抗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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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冊中的日本抗議活動
這也就解釋了老人的照片中為何還有二戰(zhàn)戰(zhàn)后日本民眾抗議活動的照片,在這些活動中,美軍憲兵們通常負責在一旁進行監(jiān)督,并在活動轉(zhuǎn)化為騷亂時拍下相關(guān)照片,以便收集照片中的人員信息。如果抗議活動演變成具有破壞性的暴力事件時,跟隨憲兵部隊在一旁待命的美軍工兵部隊也會隨時進場,協(xié)助憲兵進行清理、維修或恢復秩序。
其中一張合影照片的拍攝時間是1952年3月,老人正在東京有樂軍官俱樂部停留,這很可能是他在韓國服役間隙在日本的一次休假期,在這張合影照片,老人身穿美國陸軍常服,并標注了自己是照片中的右邊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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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老人(右)在東京
在其他幾張照片中,則又展現(xiàn)出了老人的私人世界。在其中一張照片中,老人與一位身穿西式連衣裙的韓國摩登女子并肩而坐,其一手抱著一名嬰兒,一手拿著煙斗。若這張照片并非擺拍,則女子和嬰兒很有可能是老人在韓國新組建的家庭的成員。至于他們之間后來關(guān)系如何,老人有沒有把母子帶回美國,則再也沒有其他照片予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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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與女子和孩子的合影
在另一張照片中,老人身穿韓國傳統(tǒng)白色男裝,頭戴朝鮮李朝時期常見的黑色馬鬃碴帽,站在一棟鋪著傳統(tǒng)瓦片、外墻鑲著木板的建筑外,這有可能是在他在韓國的個人住所或住所附近某處。照片旁邊沒有任何說明文字解釋老人為何要穿這件衣服,可能他是在參加某次文化交流活動,或是一次愉快的私人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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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身穿韓國傳統(tǒng)服飾
與在日本時拍攝的照片相比,1951年的老人的臉和身材都顯得更瘦削,這也和當時較為激烈的戰(zhàn)事有關(guān),當1952年戰(zhàn)事趨于平靜、老人可以抽空去日本度假時,他的臉龐也變得更為圓潤。
李·馬茨最后寫道,并非所有戰(zhàn)爭故事都以墓地、家人或折疊的國旗告終,有些故事塵封在壁櫥里,直到偶然的機會才重見天日。這個故事的主人公——這位無名老兵——雖然用攝像機記錄下了東京的抗議活動,和自己在韓國的生活,但最終在去世時身邊卻沒有一位親人,甚至連這個國家都不再記得他。盡管如此,李·馬茨還是覺得有必要在網(wǎng)上公布下老人的照片及他所知道的一點點信息,這是他作為見證人的一點點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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