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政過西北和豫鄂邊，李富春、李先念曾為副手，解放后副部職

新中國成立后，有一些干部過去的職務非常高，可后來任職并不很高，顯得“默默無聞”，像朱理治，曾經在土地革命時期主政過西北黨政軍；抗戰時期主政過豫鄂邊黨政軍，李富春、李先念都曾為他的副手。

朱理治在1927年入黨，在土地革命初期擔任過河北省委組織部長、代理書記。
1935年，北方代表讓他到西北主持黨政軍工作，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因為個別人說陜甘邊特委以及紅26軍有右傾問題，讓他好好處理陜甘寧、陜北以及26軍、27軍的右傾問題。到任不久后，改組西北工委和西北軍事委員會。這兩個機構是負責西北兩塊根據地發展建設和兩支部隊作戰的的問題。
隨著紅25軍到來，擔任中央代表團書記，又擔任陜甘晉省委書記，全權負責黨政軍工作，也就在他擔任幾個月時間里，展開反右運動， 傷害不少西北干部。隨著中央抵達陜北，錯誤問題得到制止。
不過，上級只對戴季英、聶洪鈞進行處理，給予處分，因為他倆是前方和后方直接負責運動的人。
當西北問題得到解決后，上級成立陜甘省委，朱理治擔任書記，讓李富春擔任副書記。按照資歷和能力，李富春不僅年長他7歲，而且入黨資歷早他多年，是一位很有水平的干部。他也希望李擔任書記，自己改任副職，可上級沒有同意。
或許因為他此前是西北負責人的緣故，上級也為了加強團結，還是以原有干部為主來負責西北地方工作。對方要了解地方情況，在工作上能更好展開。從職務來看，朱理治并沒有在反右結束后受到多少影響，郭洪濤也是一樣。

李富春對職務安排沒有絲毫不滿，十分尊重朱理治，上級還調蕭勁光擔任軍事部部長，對方的資歷也很高，還有李一氓、蔡暢都是老資格，資歷和能力都很高。如今都在他周圍工作，中央的這一安排，是為照顧原有的干部。
李富春在他身邊工作三個月后調走了，參加東征。1936年5月，上級決定將陜甘省委改成陜甘寧省委，李富春擔任書記，朱理治調出擔任新成立的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干統戰工作，仍然兼任紅29軍政委。負責東北軍工作一直持續到抗戰爆發前幾個月。
1937年5月，上級派他擔任河南省委書記，這里是白區，由北方局領導。因為在1935年河南省委遭到叛徒出賣，組織幾乎損失殆盡，如今讓他去主持工作就是要重新成立省委，進行各方面工作展開。
隨著全面抗戰爆發，上級派彭雪楓擔任軍事部部長，加強軍事領導，將周駿鳴到豫南游擊隊以及其他武裝改編，組建新四軍4支隊8團。倆人是同年生，過去在西北工作時，朱理治領導過彭雪楓，如今彭雪楓來河南工作很高興。

不過，8團成立后，上級就讓彭雪楓帶來1300人的隊伍開赴皖東。
1939年，上級里李先念來豫鄂工作，他是四方面軍的老將。有記錄說上級要將他調去129師擔任營長，過去是軍政委，如今當營長有意見嗎，他表示服從安排，但最后讓他到新四軍4支隊擔任參謀長，因為與高敬亭很熟悉。
不過，這時候上級要撤銷河南省委，建立豫南省委，因彭雪楓離開，軍事部長還沒有合適人選，朱理治認為李先念可擔任，給上級發電報請示。就這樣，李先念來到豫鄂邊工作。
不久之后，決定成立豫鄂獨立游擊支隊，李先念擔任司令，全面領導豫鄂邊武裝斗爭。
1939年3月，中原局書記離開竹溝去延安，宣布朱理治代理書記，主持中原局工作，等于說負責黨政軍工作，李先念負責的軍事工作自然在他麾下。豫鄂邊的軍地工作也在進行一個開辟階段，部發展壯大，所屬部隊改為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豫鄂挺進縱隊。
1940年3月，朱理治接到通知離開豫鄂邊去延安，職務由任質斌負責。自從離開后，再也沒有回豫鄂邊，在陜甘寧邊區擔任銀行行長，在1942年，西北局召開高干會，因為黨的歷史問題而被定性，負有領導責任，又被免去行長職務，調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計劃委員會主任。
抗戰勝利后，大批延安的干部調去東北工作，朱理治也在其中。按說他曾經主持過西北以及豫鄂邊的工作，到東北應該給予一個很高的職務，可實際上并沒有，一開始擔任洮南地委書記，北滿分局秘書長，解放戰爭后期調任東北野戰軍后勤部副部長。

他職務上的反差之大，沒有其他原因，更多還是因為1935年的反右錯誤導致。1942年西北高干會議上以及1945年的西北問題座談會上都明確他的責任，自己也認可的。那么，在接下來的使用上，組織不可能把他放在重要的職務上工作，這是顯而易見的。第一防止繼續出問題；第二也是對過去錯誤的處分，以及懲前毖后，給機會的體現。
解放后，他的職務變化可以看出來，更多是副職為主，擔任中財委計劃局副局長、交通部副部長、國家計委副主任等職，雖然行政級別不低，但職務一直是副部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