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典籍中的古都長安

《長安志·序》之開篇，“雍之為都，涉三代，歷漢唐之全盛”。作為十三朝古都，關(guān)中以長安為中心的八川之地歷來英雄偉事輩出，西周時期，“文王邑豐，武王遷鎬”；秦始皇“八表同風，開啟中華大一統(tǒng)”；兩漢時期，長安又成為了“南北縱越，東西構(gòu)聯(lián)”的華夏中心；更是在盛唐開元之時，成為了全世界向往的“上京天都”。

長安積聚十三朝帝王之氣，皇都烈烈，對其記述與一般的都邑志不同。宋敏求在《長安志》中脫出一方地理、人物、故事的記述體例，統(tǒng)合古今，網(wǎng)羅各時各地之風采。以唐京城為例，按照地理方位，先述東市包括東市所轄諸坊，再述西市及所領(lǐng)諸坊，一百零八坊的街市規(guī)模，市場盛況、官邸府第興廢的典故，讀來歷歷如繪。《長安志》至今仍是研究古代長安地區(qū)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

“長安大道橫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根據(jù)《長安志·卷七·唐京城》所載，“皇城之南，東西四坊，以象四時；南北九坊，取《周禮》王城動九逵之制，隋《三禮圖》見有其像”。唐長安城以“宮城”“皇城”“外郭”三部分組成。宮城位于城北正中之處，屬皇家殿閣；皇城屬城南，為百官衙署所在地；外郭即是位于前二者東、西、南三面的百姓居所和市場集散地，共一百零八坊并東、西兩市。

東市近太極宮、興慶宮，內(nèi)以“九宮格”樣式排布，據(jù)《新唐書》《酉陽雜俎》等記載，郭子儀、李林甫等朝廷重臣均有造宅于此。宋敏求在《長安志》中如此記述東市：“四方珍奇，皆所積集。”西市較于東市的貴氣雍容不同，這里人流客源眾多，除了國內(nèi)客商，還有大量自域外而來的“胡商”。各色珍奇琳瑯滿目，胡旋舞、戴竿雜技各種藝術(shù)形式豐富多彩。李白詩云：“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

宋敏求在編撰《長安志》的過程中，參照了很多唐人所寫的筆記史料，如《酉陽雜俎》《續(xù)玄怪錄》《南部新書》《大唐新語》等，頻繁出現(xiàn)“西市賈胡”“西市波斯邸”“西市商胡”“西市胡”等。由此可知，在當時人的心目中，西市與商胡已混融成了一體。近年來，在西安及鄰近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眾多粟特商胡的墓志，可與傳統(tǒng)文獻記載的唐代長安胡商云集的盛況相互印證。

“駝鈴古道絲綢路，胡馬猶聞漢唐風。”唐長安西市多民居、廣市集，加之距離長安城“西壁三門”中的安遠門最近，以承天門作為中軸線西側(cè)的長安縣與西市就成了自西域而來的胡商住馬歇腳之地。《長安志》記載：“棋布櫛比，街衢繩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安史之亂后，安遠門改名“開遠門”，以此譬喻為通往絲綢之路的起點，表達開拓進取的恒心。

長安作為絲綢之路上四方來客游歷或居住的首選之地，形形色色、紛繁復雜，有通過官方途徑進入唐朝的使臣、質(zhì)子等，也有漂流的僧人和伎藝人，更有興販逐利的商賈。從唐初到玄宗開元年間，與唐朝有過外交使節(jié)來往的“四蕃之國”將近四百個。來自突厥、昭武九姓諸國、東羅馬等中亞、西亞以至歐洲各地人們的奇裝異服，使長安人眼花繚亂。《舊唐書·輿服志》記載，到開元初“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裝露面，無復障蔽”。

在外來人大量聚集的同時，外來的貨物也匯聚在了長安，最著名的是“金桃”，果實“大如鵝卵，其色如金”。貞觀十一年，康國遣使“獻金桃、銀桃”，太宗“詔令植之于苑囿”。唐朝人不論男女，都講求名香薰衣，香湯沐浴。據(jù)官私記載，唐朝進口或使用的香料主要有沉香、紫藤香、欖香、樟腦、蘇合香、安息香與哇爪香、乳香、沒藥、丁香、青木香、廣藿香、茉莉油、玫瑰香水、阿末香、甲香等眾多品種。

“夜聽胡笳折楊柳，教人意氣憶長安。”宋敏求在《長安志》中以“二十五街、兩市、一百零八坊”的記述結(jié)構(gòu)，將盛唐長安的吉光片羽跨越千年的時光一點點為我們勾勒出完整的型廓。雁塔晨鐘、驪山晚照，萬國衣冠色，千載鐘鼓鳴。閉上眼，仿佛看到了安遠門外、長亭古道、沙漠瀚海，商團使節(jié)們自西而來，駝鈴的音符卻在向東敲擊著深沉而熱烈的情感，歷史的回音宛若縈繞耳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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