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問題困擾著中華民族百年，日本為何敢侵略中國？不怕失敗？

這個問題如同一根刺扎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之中，從地圖上就能夠知道，日本的面積不到中國的二十五分之一且資源匱乏，這么一個小國怎么敢一次次挑戰龐大的鄰邦？有資料表明1931年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時候僅有一萬多士兵，而東北軍有十幾萬，如此懸殊的兵力還敢發動行動，背后肯定不僅僅是簡單的軍事冒險。

我認為日本的野心并非是突然產生的，1590年豐臣秀吉給朝鮮國王寫信稱要“長驅直入大明國，施帝都政化于億萬斯年”，那狂妄的勁頭如同基因般傳承下來。明治維新后日本學習西方技術是真實的情況，可也學會了殖民擴張那一套邏輯，1885年福澤諭吉發表《脫亞論》，主張“與西洋文明共進退”，對中朝就“以西洋人的方式進行處理”，這便是將弱肉強食當作進步的信條了

僅有野心是不夠的，還需有機會。清朝末年國家處于衰弱狀態，日本便有了鉆營空子的機會。甲午戰爭后日本獲取了2.3億兩白銀的賠款，這大約相當于其四年的財政收入，隨即拿去建造軍艦、興辦工廠，借助戰爭所帶來的紅利如此滾動積累發展，使得它越發想要進行侵略。更為關鍵的是國際社會基本始終都對其予以縱容。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后列強就默認其在東北所擁有的特權，1931年侵占東北的時候，國聯調查團雖然判定日本屬于侵略方，但是除了在道義上進行譴責之外并沒有實際性的行動。

或許這么說略顯殘酷，日本敢于采取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認為中國“不似一個現代國家”，九一八事變前板垣征四郎向關東軍演講稱中國是“自治部落的集合”、缺乏國家意識，這種輕視狀況在盧溝橋事變后依然存在，他們原本謀劃“三個月解決支那事變”，卻未曾料到陷入了持久戰的泥潭當中

日本自身的體制亦是一個推手。1921年永田鐵山、岡村寧次等少壯派軍官于德國巴登巴登秘密會面并形成“巴登巴登集團”，其主張以武力改變現狀。這些人陸續掌權后，軍部便逐漸架空政府，還出現“下克上”這類情況，例如關東軍炸毀柳條湖鐵路即為典型事例，東京內閣都受其牽制。

從某一角度而言，日本的侵略決策是多種因素相加的結果。有比如1927年田中奏折中明確書寫的“要征服世界得先征服支那”這類“大陸政策”的長期計劃，還有針對國際綏靖進行投機算計的情形（彼時英美更為看重歐洲局勢），甚至存在賭徒心理，甲午、日俄戰爭的勝利使其迷信“國運相搏”定會獲勝。

但最根本的或許還是對力量對比的誤判，其看到清朝的腐朽、民國的分裂，卻未看到中華民族面臨存亡危機時所能爆發的凝聚力，例如1937年上海守軍打光整師整師的人還在死守，還有四川農民背著“死字旗”出川抗戰之類，這些都是日本參謀部沙盤推演算不出的變量

如此來看，日本那種依靠掠奪別國以讓自身變富的模式必定會遭受報應，而且如果輕視一個民族覺醒的程度最終必定會吃大虧，其敢于進行侵略成為了最終失敗的根源，歷史有的時候就是這樣具有辯證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