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壇藏日軍細菌戰部隊？新發現檔案揭露1855部隊真相

你有沒有想過，在北京天壇——那個我們小時候課本里讀到的、明清皇帝祭天的地方，曾經藏著一支和臭名昭著的731部隊一樣邪惡的細菌戰部隊？

這聽起來像電影情節，但卻是真實發生過的歷史。

最近，日本一位名叫西山勝夫的細菌戰研究專家，向新華社記者展示了一份他新發現的重要檔案：《北防疫給水部甲第一八五五部隊 留守名簿》。

支那

這份名簿不是普通的花名冊，它寫于1945年2月28日，也就是二戰結束前半年，上面清清楚楚地列出了這支部隊的組織架構、各分支機構負責人姓名、軍銜，甚至還有“軍事極秘”的印章蓋在首頁。

更讓人震驚的是，這支部隊就設在北京天壇神樂署，一個原本用于演奏皇家禮樂的莊嚴之地。

很多人知道731部隊在哈爾濱干的那些慘無人道的人體實驗，但很少有人了解，在華北的心臟——北平（今北京），還有一支規模相當、同樣罪惡滔天的“1855部隊”。

這支隊伍對外打著“防疫給水部”或“第151兵站醫院”的幌子，實際上卻是一個專門研制和使用細菌武器的秘密機構。

根據原隊員松井寬治1950年1月10日在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上發表的證言，他1945年被調入1855部隊第三課，也就是“細菌武器研究所”，任務就是培養鼠疫菌和跳蚤，準備對蘇聯作戰。

他說得很明白：“表面上做的是野戰供水和傳染病預防”，但實質是制造死亡的工廠。而在新發現的這份《留守名簿》里，松井寬治、部隊長西村英二、第三課課長筱田統等人的名字都赫然在列，超過1200人的名單，鐵證如山。

那么，這支部隊到底藏在哪里？答案就在天壇。據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秘書長張斌介紹，1940年2月，經日本天皇敕令，北防疫給水部正式成立，代號甲第1855部隊。

支那

它的本部就設在天壇神樂署，第一課（病理實驗）設在協和醫院，第二課（制造菌苗）就在神樂署及其周邊，而最核心的第三課（細菌武器研究所）則設在當時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對面的靜生生物調查所。

神樂署里，原本生產疫苗血清的中央防疫處生物制品所被日軍強占，變成了制造鼠疫、霍亂等致命病菌的車間。他們甚至在院子里挖了地下冷庫，專門用來儲存這些殺人細菌。

日本投降后，中方接收人員在這里發現了三口巨型消毒鍋，分別重達11噸、12噸和13噸。到了1950年，工作人員又從封存多年的地下冷庫里找到了6支用女人名字命名的試管，其中5支經過培養，仍然含有活性極強的鼠疫桿菌！

1855部隊的罪行遠不止于秘密研究。他們把實驗室里的成果直接用在了無辜百姓身上。1943年8月，北平突然爆發大規模霍亂疫情。

根據《北京崇文區志》記載，這次疫情就是1855部隊人為散布霍亂菌造成的。崇文區的玉清觀、文昌宮、金魚池、東花市等地都出現了大批患者。

北京檔案館保存的一份1943年的官方報告顯示，當年6月和7月，整個北平只有3例霍亂病例，且無死亡；但到了8月，病例集中暴發，到10月底，官方統計的“患者264例，死亡1780例，路倒92例”。

這里的“路倒”，指的就是在路上倒斃、無人認領的尸體。專家指出，這個數字非常保守。

更諷刺的是，當時負責“防疫”的北平地區防疫委員會里，34名委員中竟有23名是日本人，1855部隊的部隊長西村英二本人就是委員之一。

這意味著，制造瘟疫的人，同時還在“領導”抗疫工作，數據怎么可能真實？

而且，1855部隊的魔爪并不局限于北京。它在華北地區建立了龐大的網絡，包括石門（石家莊）、濟南等5個支部，天津、塘沽、青島等7個機構，以及確山、壤城兩個分遣班。

新中國成立后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材料證實，這支部隊還在山東、山西等地實施過霍亂等細菌戰。

尤其是在1943年秋天，侵華日軍發動了代號為“十八秋”的大規模細菌戰，以衛河流域為中心，決堤放水，再投放霍亂菌，造成約42.75萬至60萬中國平民死亡，許多村莊因此徹底消失。

這場慘絕人寰的浩劫，1855部隊正是核心參戰力量之一，其部隊長與731部隊的石井四郎等人共同策劃實施。

眼看戰敗已成定局，1855部隊開始瘋狂銷毀罪證。原隊員松井寬治回憶，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才20分鐘后，他們的隊長筱田統就下令破壞細菌研究所。

他們花了三天三夜，通宵達旦地焚燒跳蚤、燒毀書籍和設備，甚至運走了上萬個用來培養跳蚤的汽油罐。

做完這一切，他們就把“北防疫給水部”的名字從軍隊名冊上涂掉，所有官兵搖身一變成了普通陸軍醫院的人員，企圖讓這段歷史永遠消失。

正因如此，在1949年蘇聯主導的伯力審判中，盡管731部隊的罪行被揭露，但1855部隊卻成功隱身，未被世人所知。

然而，歷史終究不會被輕易抹去。除了松井寬治的早期證言，后來又有更多證據浮出水面。

比如，在山西太原、山東濟南等地，1855部隊的分支機構都曾進行過活體解剖和人體實驗。

有記錄顯示，1944年夏天，17名中國俘虜被押送到北京，強行注射細菌后，在痛苦中死去，尸體隨即被解剖研究。

日軍內部甚至將實驗用的老鼠稱為“餅”，跳蚤叫“粟”，而活生生的人，則被蔑稱為“猿”。這種非人的稱呼，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們泯滅人性的本質。

今天，當我們再次走進天壇公園，欣賞祈年殿的宏偉時，或許很少有人會特意走到西南角的神樂署。

但那里立著一塊石碑，提醒著每一個中國人勿忘國恥。那三口巨大的消毒鍋、那幾支殘留著鼠疫桿菌的試管、那棵沉默的老槐樹，都是無法辯駁的物證。

西山勝夫教授新發現的這份1945年2月的《留守名簿》，更是為這段歷史增添了關鍵的一筆。它不僅證實了1855部隊的存在和規模，還揭示了其嚴密的組織結構和遍布華北的犯罪網絡。

西山教授說：“日本在戰爭期間實施的細菌戰是不可否認的史實。”他希望通過不斷挖掘，敦促日本政府公開更多信息，并呼吁更多當年在冊人員或其家屬站出來，共同揭開日本細菌部隊的全貌。

這不僅僅是為了追究過去的責任，更是為了警示未來。戰爭的硝煙或許已經散去，但那些被刻意掩蓋的罪行，那些逝去的數十萬無辜生命，不該被遺忘。

因為記住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守護和平，確保那樣的人間地獄，永不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