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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謝林
最近,財新《中規院原院長李曉江:高層住宅會是中國社會的沉重負擔》一文,令我想到了郝景芳的科幻作品《北京折疊》。
仿佛出現了兩個世界:老百姓還在為之而日夜奔命,專家們已經開始提出“高層住宅負擔論”了。
讓磚頭不僅不是磚頭,還成為了一個噩夢。提出問題總有其價值,但具體到高層住宅這個話題上,卻讓人感覺十分奇怪,不禁疑惑:
成為社會負擔的是高層住宅嗎?
高層住宅逐漸浮現的具體問題肯定會大量存在,這是長期“增長優先、責任后置”發展模式必然留下的攤子,問題大家都看得見,但這并不是社會的負擔。
這種敘事風格不僅遮蔽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真正矛盾,更使普通居民的居住尊嚴淪為專家話語的犧牲品。
高層住宅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個載體而已。
更為重要的是,空間替罪羊邏輯不可取,在國際上早有警戒:20世紀60年代美國高層社區的爆破,表面是建筑失敗,實則是種族隔離政策與公共住房資金削減的惡果。
這不是話語策略上的取巧,而是責任邏輯上的完全不同。
“負擔論”有意無意地將本應由制度主體承擔的長期義務,系統性地轉嫁至早已疲憊不堪的個體居住者身上。這種責任邏輯的錯位,不僅扭曲了城市治理的倫理基礎,更在社會結構層面制造了一種新型的居住性不正義。
回顧歷史,有多少次,都是在“負擔論”的責任邏輯下出臺公共政策的:
可看莫言小說,《蛙》。
“高層住宅是負擔”這一論斷所隱含的理念相當糟糕,它確實準確地描述了某種可能的未來,但它也提前赦免了那些本該負責的人,同時給無數普通老百姓貼上了“問題制造者”的標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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