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人數反超考研背后：一代人的風險偏好與安全感，開始改變

更保守的決策，更具安全感的追求，共同構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樣子。

過去我們總說高考是人生中最重大的選擇，沒有之一。

但對那些經歷過的人來說，高考之后的每一次選擇，其重要性，都不亞于高考本身。

朋友阿澤就是其中的代表。在過去幾年的每一次選擇中，阿澤幾乎都選錯了。2013年阿澤考入一家211大學，但學習的是土木工程，2018年畢業后進入一家事業單位，派駐到國外項目。

在國外的工地上，舉目無親，對剛剛畢業的阿澤來說，非常痛苦，因此干了一年多，阿澤就辭職了。

回國，阿澤又進入房地產企業；結果迎頭撞上2021年地產下行，公司開始人力優化，不出意外阿澤成了那個被優化掉的人。到了2022年和2023年因為新冠，阿澤在家復習考研，但那兩年考研競爭激烈，阿澤都失敗了。

一直到2024年參加國考再次失敗，最后2025年初參加省考，阿澤才成功上岸。

阿澤的選擇和掙扎，背后是數百萬個相似的年輕人的困境。新冠后不確定性激增，全國考研人數一度激增；同期考公規模成倍上漲，成為新一代年輕人最熱選擇。

轉變出現在今年底。

教育部公布數據顯示，2026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報名人數為343萬，相比于2023年最高點的474萬人大幅下滑；而同期，2026年國考通過資格人數約371萬人，國考報名規模在最近十多年時間里，首次在總量上超過考研。

這足以載入歷史。

用今天時髦詞來說，這是反差，也是反超。

2023年，全國考研人數沖到474萬人峰值，此后連續三年下滑，累計減少了131萬人；而同期，國考報名人數則從2020年的100多萬一路飆升到了300多萬，兩條曲線的交叉，更像是一次關于風險偏好和安全感的集體重估。

沒錯，年輕人從看重學歷、等待時機，變成了追求更穩定、更沒有風險的一件事。

我們要如何理解這一數據上的轉變？

考研，指的就是我國的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是本科畢業生及在職人員進入碩士階段教育的統一入口。對個人來說，它是我們延緩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一種策略，也是試圖通過繼續教育提升人力資源、爭取更高薪崗位的一次中長期投資。

在2000年高校擴招后，本科學歷含金量下降，考研在很長一袋你時間里被視為對沖就業壓力的首選路徑。

而國考，俗稱考公，和考研不同的是，它直接指向一份編制工作，附帶相對穩定的工資、福利和社會保障。

這兩個選擇、兩道門檻，對應的是兩種不同的風險收益組合：考研偏向“延遲滿足、押注增長”，考公則偏向于“立即享受，押注穩定”。

在機會層出不窮的時代里，更多年輕人愿意押注前者；而在不確定性上升的現實之下，后者的吸引力則會被無限放大。

如果我們把時間拉回到高校擴招后的20多年，可以看到一幅更清晰的景象。

一條線是考研。數據顯示，我國2005-2009年考研報名人數大致在120萬上下，從2010-2016年開始維持在150萬左右。從2017年開始，曲線明顯向上，2017年201萬人考研，2018年238萬人考研，2019年290萬，2020年341萬，2021年377萬人報名考研。

在新冠沖擊后，2022年考研人數直接飆升到了457萬人，2023年進一步提高到474萬人，創下歷史新高。此后考研人數又經歷三連降，從438萬，一路降低到343萬人。

另一條線則是考公。2000年代初，考公人數還只有幾十萬，那個年代考公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但反過來愿意考公的人也相對更少。但這個隨時間推移人數也在上升，2003-2011年間，考公報名人數增長了十幾倍，到2011年已經接近百萬。進入2020年后，這條線開始加速上漲，2020年127萬、2021年139萬、2022年首次突破200萬，2023年260萬，2024年303萬，2026年更是達到371萬人，實現了對考研人數的反超。

從兩者數據來看，我們也很容易看到宏觀經濟的變化。

從數據來看，自2000年以來，我國考研和考公人數是雙向增長，高校擴招導致本科生激增，疊加就業市場門檻上升，考研和考公都被當做應對壓力的主要出口。

區別在于，考研的加速期出現在2017年到2022年，受“學歷通脹”影響到2022-2023年峰值后開始回落。

而考公則在2020年之后才真正進入連續刷新歷史記錄的階段，而到今天也沒有出現見頂的跡象。

換句話說，考公和考研兩條線在2000-2020年都是一起增長，但在2024年后開始出現方向性分化，一條從高位回落，一條繼續抬升，最終在2026年兩者實現交叉反轉。

從數據我們很容易看到，新冠是一個始終離不開的話題。

一方面，新冠沖擊了就業市場，這也導致延遲就業、慢就業的興起，為了規避就業風險，延遲畢業和繼續深造的在校生人數明顯增加。

但與此同時，大量原本可能直接就業的人群，也被擠壓進了國內考研和考公通道，結果導致那幾年考研考公人數都在增加。

一直到最近，考研人數開始降低了。這背后的原因又是為什么呢？

我認為，答案也很簡單。考研的目的是為了延遲就業，而延遲就業的初衷是為了等待就業市場回暖，但當你發現幾年后還是那個樣子，市場還是比較激烈比較卷的時候，你再延遲就業，也失去了延遲的意義。

反過來，越來越多人發現求職那么卷那么辛苦的時候，那就會反過來追求更穩定、更可控的考公，雖然導致考公也激烈了起來，但如果一旦上岸，那自然是“后顧無憂”。

而真正的拐點還不是新冠最初的那幾年，而是在新冠過去之后，2023到2024年，考研人數開始有序回落，但考公在穩就業和避險心理加持下，繼續加速。

我們常說，這是年輕人開始變得老氣橫秋，開始懼怕風險過于追求安逸的生活了。其實問題不在年輕人身上，年輕人也想要追求高風險高回報，但如果只有高風險而沒有高回報的話，我們也不應該為此說這是年輕人的問題。

真正變的，其實是時代本身，而不是年輕人。

就像我前幾天看一個采訪，賈樟柯說不理解今天的年輕人怎么怕這怕那，賈樟柯說自己年輕時候，身無分文就敢出去流浪，完全不在意風險；其實這不是年輕人變了，而是時代早已經不同了。

今天的考公熱，本質上是“存量避險”時代的群體性選擇。在人口結構變化和社會流動收縮的背景下，今天的求職更像是在一個高度擁擠的存量空間內搶位置，任何一次輕易嘗試，一旦失敗都可能帶來難以逆轉的下滑。

在這種大環境里，考公不再是保守，而是一種對不確定性的理性風險對沖；用一份相對穩定的現金流、福利和社保，去交換對未來風險的抵抗力。

從這個角度來看，考公人數超過考研人數它并不是冰冷的數據；在這組數據背后，更是宏觀上周期變化之后，社會心理和個人策略的集體調整。

昔日的“下海”，意味著離開體制擁抱市場，追求高風險高回報；而今天的“上岸”，則是主動放棄幻想，追求穩定的舒適區。兩代人面臨的都是同一片土地，但在不同的土壤環境下，選擇了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