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領導23位“兩彈一星” 元勛的幕后功臣？

文︱關品方

獲頒“兩彈一星”元勛殊榮的23人是中國為了實現國防現代化作出杰出起步貢獻的第一批民族英雄，值得我們銘記。

1/錢學森，被譽為 “中國導彈之父”“中國火箭之父”，為中國導彈和航天事業做出卓越貢獻。

2/鄧稼先，被稱為 “中國原子彈之父”，在原子彈和氫彈研究中領導基礎理論研究。

3/錢三強，中國原子能事業的主要奠基人和組織領導者。

4/王淦昌：中國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學技術領導人。

5/趙九章，人造衛星事業的倡導者、組織者和奠基人。

6/郭永懷，在力學、應用數學和航空事業方面有突出貢獻。

7/于敏，在氫彈原理突破中解決了熱核武器物理的關鍵問題。

8/孫家棟，長期領導中國人造衛星事業，是中國探月工程總設計師。

9/周光召，在核武器的理論研究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0/王大珩，中國光學界的主要學術奠基人。

此外還有13人，他們是彭桓武，任新民，陳芳允，黃緯祿，屠守鍔，錢驥，陳能寬，朱光亞，楊嘉墀，王希季，姚桐斌，程開甲和吳自良。

上述23人在五個不同領域為 “兩彈一星” 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涵蓋核物理與核武器領域、導彈與航天技術領域、衛星與空間技術領域、材料與工程技術領域、理論與綜合研究領域；他們的名字和貢獻將永載史冊，他們的精神激勵著后來者不斷前行。

筆者認為，前10名元勛在科學技術都有傲立潮頭的突破。王淦昌（江蘇常熟）是中國慣性約束核聚變研究的奠基者。趙九章（河南開封）是中國地球物理和空間物理的開拓者。郭永懷（山東榮成）是中國力學事業的奠基人。錢學森（浙江杭州）在學術上的突破性貢獻包括空氣動力學、航天技術和系統工程領域。錢三強（浙江紹興）是中國原子能事業的奠基人。王大珩（江蘇吳縣）是中國光學界的學術奠基人。鄧稼先（安徽懷寧）是中國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于敏（河北寧河）是中國氫彈原理突破的關鍵人物、核武器理論研究專家。孫家棟（遼寧瓦房店）是中國衛星技術和深空探測技術的開創者。周光召（湖南長沙）是世界公認的贗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

筆者個人認為，上述10位“兩彈一星”元勛，應該全都可以獲提名頒授諾貝爾獎。但現實世界是中國的科學家極難獲得提名，遑論得獎。中國需要有自己的類似的最高級別科學獎。

這23位中國科學家作為“兩彈一星”元勛，在艱苦的條件下為國家的國防事業和科學技術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的奉獻精神和卓越成就，永遠激勵著后人。在幕后領導他們取得偉大成就的，更是偉大的功臣。

1960年深秋，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內，蘇聯專家撤走前，把核反應堆的關鍵圖紙撕成碎片塞進火爐。中國“兩彈”項目的技術檔案庫被淘空。沒有圖紙沒有數據，中國人拿什么造原子彈？5年前的1955年，蘇聯答應幫忙中國建反應堆。周恩來總理在會議上說：“老大哥給的是拐杖，路還得自己走。”中國抽調一批大學生去蘇聯學原子能，國內的工廠也仿造設備；當年中國跟在后頭，決志要自行研究。

早在1946年，周恩來在南京，作為中共代表團團長，被邀請觀看美國原子彈爆炸紀錄片。銀幕上蘑菇云翻涌的瞬間，他是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之中第一個親眼看見核爆威力的人。回到梅園新村駐地，周恩來對身邊的人說：“這東西，我們不能不研究，不能沒有。”當年他已經在心里盤算著未來的國防建設。

1949年初是全國勝利的前夜。中共中央來到西柏坡。周恩來從中央僅有的外匯經費里批了五萬美元給錢三強，讓他秘密去香港采購原子能研究的儀器和資料。當年有人擔心解放戰爭用錢緊張，周恩來說：“這筆賬現在算不清，將來會算明白。”

1950年，周恩來作為政務院總理，決定成立近代物理研究所，把原子能和導彈研究擺在國家發展的優先位置，這才有了后來蘇聯專家撤走時，中國人手里不完全是一片空白。

中蘇翻臉那天，周總理把科學家們請到中南海，在會議上說：“他不給，我們自己動手！圖紙燒了，我們就自己畫；設備停了，我們就自己造！”他隨即讓國務院成立中央專門委員會（簡稱“中央專委會”），他親自當主任。中央專委會成為“兩彈一星”的最高指揮部，構筑起包括26個部委、20多個省市、900多家工廠和研究所的專案工作網絡。

開會時周總理從不拖泥帶水，科學家說“缺鈾礦石”，他當場點將冶金部 ：“三個月內把青海的礦挖出來，運到蘭州提煉廠。”工廠說“機床精度不夠”，他直接借調沈陽機床廠的老師傅帶著設備南下，并事無巨細、親自督辦安排。

核燃料車間出了技術難題，中央專委會連夜開會討論后，認為有解決辦法。周總理問 ：“誰具體負責這個環節？明天早上八點前，我要看到解決方案。”責任到人到戶，沒人敢于含糊。

部委干部接上和中央專委會聯系的專線電話，上午反映問題，下午就有回音，晚上物資就到，堪比戰時的調兵遣將。周總理指示 ：“搞尖端技術，就像打攻堅戰，指揮部不含糊，前線才有底氣。”周總理在電話里反復叮囑試驗場的前線工作人員 ：“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這十六個字要刻在每個崗位上。”

氫彈試驗前，周總理聽完技術人員講述起爆環節后，讓工作人員在地圖上標出周邊牧民的帳篷位置。他表示 : “放射性煙云飄向哪邊，群眾就得提前三天轉移，牛羊也要跟著遷走，不能讓一個老百姓沾到輻射。”干部們回來匯報說 : “老鄉們不肯走，說要看著國家炸響驚雷”。周總理親自打電話給當地各相關縣委 ：“告訴鄉親們，驚雷響了當然好，但他們的安全比啥都重要。這驚雷是為他們炸的。”

1964年10月16日，羅布泊傳來消息說 : “成功了”，指揮部一片歡呼。周總理在電話追問：“確定是核爆炸？沖擊波數據多少？有沒有誤判？”直到技術人員報出中子數的當量測算，周總理才放下心來，轉頭讓秘書轉達指示 ：“數據要準確，科學來不得半點含糊。”

1965年“兩彈結合”試驗，要帶真彈頭。周總理坐專機去基地，在發射架下詳細觀察彈體外殼，考問工程師 ：“密封圈有沒有老化？燃料艙壓力穩不穩？”操作手的手套型號他也要過目，慎防滑脫失誤。他說 : “一絲偏差都可能出大事”。

策劃兩彈期間，周總理同時策劃核電站建設。他說 ：“原子彈炸響是為了不受欺負，要讓它給老百姓發電、治病，這才是最終目的。”1965年全國原子能會議上，他把“安全、適用、經濟、自力更生”的指示題寫在紙上立此存照，為搞核電站定下規矩。

1974年夏天，周總理已病重住院。中央專委會把關于秦山核電站建設的方案文件送到醫院。周總理坐在沙發上讓秘書念文件，自己躺著聽。當聽到核廢料處理時，他問 ：“埋在地下，會不會污染地下水？幾百年后會不會出事？”醫生剛巧進來勸他休息，他擺擺手 ：“這件事不敲定，我不放心。”他簽字拍板時說 ：“要為后代著想，咱們這代人不能留下隱患。”

本文提及的上述這些細節，包括周總理的每一項具體指示，中央專委會存有文件檔案，全部可以翻查核實。“兩彈一星”，還有核能的安全使用，背后的成功有周總理的龐大身影。他既管得了大方向，又看得準小細節。從核試驗的安全防護到核廢料的長遠處理，他把國家需要和人民安全牢牢放在心上。

從國家安全的戰略考慮，搞“兩彈一星”是“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但具體到每個零件、每道工序，一定要高度小心謹慎，“慢慢來，不能急”。著急和耐心是唯物辯證的矛盾統一，一個銅板的兩面，真正筑牢大國重器的根基，是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完美組合。從“兩彈一星”到核電站，到后來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和洲際彈道導彈，一直到今天，都是這樣一套辦法。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過去80年來中國人民風雨兼程，到今天有足夠軍事實力維護二戰后的國際秩序、有足夠底氣撥亂反正，在國防現代化的戰略指導下建設世界一流的軍隊，靠的正是這樣一套小心謹慎、絕不出錯的辦法。

明年是毛主席和周總理逝世50周年。筆者行文至此，想起1975年毛主席寫下的最后一首詞《訴衷情.贈周恩來》。“當年忠貞為國籌，何曾怕斷頭？如今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業未就，身軀倦，鬢已秋。你我之輩，忍將夙愿，付與東流？”。到如今，五十年來走過，中華民族承先啟后，繼往開來，先輩們的夙愿，不曾付與東流，強國強軍建設，民族偉大復興，已更上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