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伏》里那個老謀深算的老特務吳敬中在歷史上確有其人,但是在最后時刻卻做出了“不明智”的選擇,據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長李俊才在《國民黨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務組織黑幕》中回憶,天津解放前,吳敬中(原名吳景中,為方便起見,我們還是叫他吳敬中)借著送李廣和到機場的機會棄職務出逃,毛人鳳下令將其在南京逮捕,并任命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少將副處長、代處長兼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長。
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當然知道,解放前各地警備司令部的稽查處處長、情報處處長和各“剿總”、綏靖區、兵團第二處處長,基本都是由軍統(保密局人員)擔任,只有胡宗南的部隊例外。
吳敬中在擔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長期間,還兼任著天津警備司令部情報處處長,跟第十五綏靖區中將司令康澤一同被俘的第二處(情報處)處長董益三,原本就是軍統局電訊處少將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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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李俊才是不是李涯的歷史原型,但他接過吳敬中撂下的挑子,奉命帶著四個小組在天津潛伏,發現“那個計劃沒前途”之后,卻全部向軍管會投誠自首了——李俊才的潛伏任務,可能就是“黃雀計劃”的歷史原型。
李俊才于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然后就去西安草灘農場當了教師,并于1963年升任副校長,1988年1月被任命為西安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這倒跟《潛伏》中李涯的理想有些合拍。
且不管李涯的歷史原型是誰,咱們還是回過頭來看真實史料中的吳敬中——此人因為“棄職出逃”而被毛人鳳下令逮捕,按照軍統(保密局)的“戰時家法”,是一定要槍斃,但奇怪的是吳敬中卻毫發無傷地走出監獄,還去香港做買賣,往返香港臺灣毫無阻礙,并于1983年病逝于臺北。
電視劇《潛伏》對吳敬中的去向做了交代,那是飛行員轉達的命令:“是吳敬中少將和余則成中校嗎?兩個小時之后,飛機臨時在中途降落,然后再飛廣州,您二位和其他五位同人要下飛機,國防部的要員已經在那兒等候……你們是海峽行動戰略籌劃委員會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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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諸君請注意,等待吳敬中和余則成的是“國防部要員”而非“保密局高官”——雖然當時保密局在名義上歸“國防部”管,但實際上卻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單位,我們在《沉默的榮耀》中也能看到,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并不受周至柔和吳石指揮。
軍統特務也好,保密局特務也罷,不管是少將還是中將,都算不得“國防部要員”,同樣是搞情報和特務活動,“國防部”也有一個二廳負責,跟保密局是互不隸屬的平級單位,鄭介民在升任“國防部次長”之前,就是以“國防部二廳廳長”身份兼任軍統局(保密局)局長,晉升為次長之后,再主管兩大特務機構顯然不合適,于是保密局局長變成了毛人鳳,二廳廳長變成了侯騰,老蔣到各部隊瞎指揮,身邊的哼哈二將,就是二廳廳長侯騰和三廳廳長郭汝瑰。
杜聿明在《淮海戰役始末》中描述了當年軍事會議的慣例:“蔣介石在黃埔路官邸召集軍事會報。我到時,郭汝瑰、侯騰等人已到會。首先,由國防部第二廳廳長侯騰報告戰況。接著,第三廳廳長郭汝瑰報告作戰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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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蔣到準前線,一般是不帶“國防部長”、“參謀總長”或“國防部次長”、“參謀次長”的,陳誠和顧祝同先后任參謀總長的時候,基本都是單獨行動,而次長基本都是留下來看家。
鄭介民當了“國防部次長”,交卸了二廳廳長和保密局局長的差事,但他跟這兩個單位的關系卻不一樣:毛人鳳一向跟鄭介民不對付,鄭介民當二廳中將廳長的時候,侯騰就是他的副廳長,而且二廳是實打實的“國防部”下屬單位,所以在戰略情報行動中,基本都是由二廳主導,并向“國防部”的部長和參謀總長負責——參謀總長居然也是國防部的,但國防部長卻管不著參謀總長,有時候總長說話比部長還好使。
鄭介民那個“國防部次長”可不是空頭的,曾任軍統局行動處處長、情報局澳門組少將組長的程一鳴,在《軍統特務組織真相》中記錄了鄭介民的權力有多大——老蔣逃臺后弄了一個“國家安全局”,首任局長就是鄭介民兼任:“臺灣國民黨政府設立‘國家安全會議’,蔣介石自任主席,顧祝同任秘書長,下轄‘國家安全局’和‘動員局’。‘國家安全局’領導下列機關: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大陸工作會、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社會工作會、國防部第二廳、國防部情報局、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憲兵司令部、臺灣警備司令部、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內政部警察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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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情報局”就是原先的軍統、保密局,內調局就是原先的中統、黨通局,鄭介民成了小蔣之下的最大特務頭子,他之所以有這么大權柄,主要原因還是他跟小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是同期,而且都是老蔣那邊派過去的,而吳敬中跟小蔣同班,但卻分屬兩個陣營——吳敬中是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回國后叛變的,這一點沈醉在《我這三十年》中寫得很清楚:“他是湖北人,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的共產黨的一個叛徒,當時在中蘇情報合作所當科長。”
吳敬中當過中蘇情報所總務科長,而當時的中方所長(一說為副所長)就是鄭介民,這樣看來,吳敬中和鄭介民都搞過國際情報,也都算得上“戰略特工”,所以《潛伏》中吳敬中參與“海峽計劃”,也是有點歷史依據的。
這樣一想,我們就知道吳敬中為什么敢“棄職出逃”了——那可能是小蔣和鄭介民定下的苦肉計,讓吳敬中表面上“犯錯受罰脫離軍籍”,這樣再到香港活動,就不會引起各方太多關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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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中到香港的時候,保密局香港站的站長是謝力公,澳門站站長(后來改成了情報組,組長依然是少將級別)是程一鳴,這兩人跟吳敬中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看來小蔣控制的情報系統,兩個最重要“外勤單位”的一把手,都是小蔣和鄭介民同學中的嫡系。
程一鳴是“起義歸來”,還是完成潛伏任務凱旋,不同史料有不同記載,但吳敬中卻從史料中消失了,我們在公開的資料只能查到查到他的簡歷和生卒時間,從1950年到1983年,吳敬中的記錄成了空白。
空白留下了廣闊的想象空間,公開資料顯示,吳敬中之所以獲釋,是小蔣出面擔保,這就是疑點之一:小蔣當時正在樹立公正廉明的形象,怎么可能為了一個“逃將”公開向毛人鳳求情?
此外還有疑點之二:以吳敬中跟小蔣和鄭介民的關系,他要離開天津,根本就不需要逃跑,兩位老同學有一個人發一紙公函就能把他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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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點之三:以吳敬中的老謀深算,豈能不知道大戰在即棄職出逃是死罪?他離開天津不去香港或美國,而是回了南京,這是不是有恃無恐?
有這三個疑點,讀者諸君分析起來,就會有一個明確的結論:吳敬中為什么出逃,以及出逃后要執行什么任務,毛人鳳一直被蒙在鼓里,他只是配合小蔣演了一出“捉放吳”,這個以忍等狠著稱的老特務,知道什么該問,什么不該問。
鄭介民跟毛人鳳不對付,把毛人鳳蒙在鼓里也是為了保護吳敬中,但我們還有一個新的問題:吳敬中的“檔案”中有三十多年的“空白”,是不是說明他在執行海峽兩岸都不可能公開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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