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鳳被蒙在鼓里：吳敬中逃出天津的真實目的，還有哪兩人知道？

《潛伏》里那個老謀深算的老特務吳敬中在歷史上確有其人，但是在最后時刻卻做出了“不明智”的選擇，據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長李俊才在《國民黨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務組織黑幕》中回憶，天津解放前，吳敬中（原名吳景中，為方便起見，我們還是叫他吳敬中）借著送李廣和到機場的機會棄職務出逃，毛人鳳下令將其在南京逮捕，并任命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少將副處長、代處長兼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長。

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當然知道，解放前各地警備司令部的稽查處處長、情報處處長和各“剿總”、綏靖區、兵團第二處處長，基本都是由軍統（保密局人員）擔任，只有胡宗南的部隊例外。

吳敬中在擔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長期間，還兼任著天津警備司令部情報處處長，跟第十五綏靖區中將司令康澤一同被俘的第二處（情報處）處長董益三，原本就是軍統局電訊處少將副處長。

不知道李俊才是不是李涯的歷史原型，但他接過吳敬中撂下的挑子，奉命帶著四個小組在天津潛伏，發現“那個計劃沒前途”之后，卻全部向軍管會投誠自首了——李俊才的潛伏任務，可能就是“黃雀計劃”的歷史原型。

李俊才于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然后就去西安草灘農場當了教師，并于1963年升任副校長，1988年1月被任命為西安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這倒跟《潛伏》中李涯的理想有些合拍。

且不管李涯的歷史原型是誰，咱們還是回過頭來看真實史料中的吳敬中——此人因為“棄職出逃”而被毛人鳳下令逮捕，按照軍統（保密局）的“戰時家法”，是一定要槍斃，但奇怪的是吳敬中卻毫發無傷地走出監獄，還去香港做買賣，往返香港臺灣毫無阻礙，并于1983年病逝于臺北。

電視劇《潛伏》對吳敬中的去向做了交代，那是飛行員轉達的命令：“是吳敬中少將和余則成中校嗎？兩個小時之后，飛機臨時在中途降落，然后再飛廣州，您二位和其他五位同人要下飛機，國防部的要員已經在那兒等候……你們是海峽行動戰略籌劃委員會的成員。”

讀者諸君請注意，等待吳敬中和余則成的是“國防部要員”而非“保密局高官”——雖然當時保密局在名義上歸“國防部”管，但實際上卻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單位，我們在《沉默的榮耀》中也能看到，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并不受周至柔和吳石指揮。

軍統特務也好，保密局特務也罷，不管是少將還是中將，都算不得“國防部要員”，同樣是搞情報和特務活動，“國防部”也有一個二廳負責，跟保密局是互不隸屬的平級單位，鄭介民在升任“國防部次長”之前，就是以“國防部二廳廳長”身份兼任軍統局（保密局）局長，晉升為次長之后，再主管兩大特務機構顯然不合適，于是保密局局長變成了毛人鳳，二廳廳長變成了侯騰，老蔣到各部隊瞎指揮，身邊的哼哈二將，就是二廳廳長侯騰和三廳廳長郭汝瑰。

杜聿明在《淮海戰役始末》中描述了當年軍事會議的慣例：“蔣介石在黃埔路官邸召集軍事會報。我到時，郭汝瑰、侯騰等人已到會。首先，由國防部第二廳廳長侯騰報告戰況。接著，第三廳廳長郭汝瑰報告作戰計劃。”

老蔣到準前線，一般是不帶“國防部長”、“參謀總長”或“國防部次長”、“參謀次長”的，陳誠和顧祝同先后任參謀總長的時候，基本都是單獨行動，而次長基本都是留下來看家。

鄭介民當了“國防部次長”，交卸了二廳廳長和保密局局長的差事，但他跟這兩個單位的關系卻不一樣：毛人鳳一向跟鄭介民不對付，鄭介民當二廳中將廳長的時候，侯騰就是他的副廳長，而且二廳是實打實的“國防部”下屬單位，所以在戰略情報行動中，基本都是由二廳主導，并向“國防部”的部長和參謀總長負責——參謀總長居然也是國防部的，但國防部長卻管不著參謀總長，有時候總長說話比部長還好使。

鄭介民那個“國防部次長”可不是空頭的，曾任軍統局行動處處長、情報局澳門組少將組長的程一鳴，在《軍統特務組織真相》中記錄了鄭介民的權力有多大——老蔣逃臺后弄了一個“國家安全局”，首任局長就是鄭介民兼任：“臺灣國民黨政府設立‘國家安全會議’，蔣介石自任主席，顧祝同任秘書長，下轄‘國家安全局’和‘動員局’。‘國家安全局’領導下列機關：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大陸工作會、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社會工作會、國防部第二廳、國防部情報局、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憲兵司令部、臺灣警備司令部、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內政部警察總署。”

“國防部情報局”就是原先的軍統、保密局，內調局就是原先的中統、黨通局，鄭介民成了小蔣之下的最大特務頭子，他之所以有這么大權柄，主要原因還是他跟小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是同期，而且都是老蔣那邊派過去的，而吳敬中跟小蔣同班，但卻分屬兩個陣營——吳敬中是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回國后叛變的，這一點沈醉在《我這三十年》中寫得很清楚：“他是湖北人，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的共產黨的一個叛徒，當時在中蘇情報合作所當科長。”

吳敬中當過中蘇情報所總務科長，而當時的中方所長（一說為副所長）就是鄭介民，這樣看來，吳敬中和鄭介民都搞過國際情報，也都算得上“戰略特工”，所以《潛伏》中吳敬中參與“海峽計劃”，也是有點歷史依據的。

這樣一想，我們就知道吳敬中為什么敢“棄職出逃”了——那可能是小蔣和鄭介民定下的苦肉計，讓吳敬中表面上“犯錯受罰脫離軍籍”，這樣再到香港活動，就不會引起各方太多關注了。

吳敬中到香港的時候，保密局香港站的站長是謝力公，澳門站站長（后來改成了情報組，組長依然是少將級別）是程一鳴，這兩人跟吳敬中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看來小蔣控制的情報系統，兩個最重要“外勤單位”的一把手，都是小蔣和鄭介民同學中的嫡系。

程一鳴是“起義歸來”，還是完成潛伏任務凱旋，不同史料有不同記載，但吳敬中卻從史料中消失了，我們在公開的資料只能查到查到他的簡歷和生卒時間，從1950年到1983年，吳敬中的記錄成了空白。

空白留下了廣闊的想象空間，公開資料顯示，吳敬中之所以獲釋，是小蔣出面擔保，這就是疑點之一：小蔣當時正在樹立公正廉明的形象，怎么可能為了一個“逃將”公開向毛人鳳求情？

此外還有疑點之二：以吳敬中跟小蔣和鄭介民的關系，他要離開天津，根本就不需要逃跑，兩位老同學有一個人發一紙公函就能把他調出。

疑點之三：以吳敬中的老謀深算，豈能不知道大戰在即棄職出逃是死罪？他離開天津不去香港或美國，而是回了南京，這是不是有恃無恐？

有這三個疑點，讀者諸君分析起來，就會有一個明確的結論：吳敬中為什么出逃，以及出逃后要執行什么任務，毛人鳳一直被蒙在鼓里，他只是配合小蔣演了一出“捉放吳”，這個以忍等狠著稱的老特務，知道什么該問，什么不該問。

鄭介民跟毛人鳳不對付，把毛人鳳蒙在鼓里也是為了保護吳敬中，但我們還有一個新的問題：吳敬中的“檔案”中有三十多年的“空白”，是不是說明他在執行海峽兩岸都不可能公開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