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奪瀘定橋前，劉文輝做一小決定，令他14年后多了一條后路

1935年5月，大渡河邊上，劉文輝看著南京發來的電報，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蔣介石這是要我的命。

電報上，老蔣的命令清清楚楚，就八個字：“毀掉瀘定橋，阻斷共軍?！?/p>

可劉文輝是誰？

他是剛從四川王寶座上被他侄子劉湘和蔣介石聯手踹下來的“西康王”。

他心里跟明鏡似的，這哪是讓他阻斷共軍，這分明是讓他自己把家門鑰匙交出去。

橋一炸，他劉文輝跟四川盆地的聯系就徹底斷了。

更要命的是，蔣介石的中央軍就能打著“追剿共匪”的旗號，順理成章地開進他的西康。

到時候，他這最后的窮山溝溝也保不住了。

這套路，他兩年前就吃過大虧，記憶猶新。

不炸橋？

那更直接，明著跟委員長叫板，罪名現成的。

所以，當部下等著他下命令是炸橋還是守橋時，劉文輝慢悠悠地吐出一道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指令：“去，把橋上的木板子給我拆了。

鐵鏈子一根也不準動。

部隊跟紅軍打兩下意思意思，然后往后撤。”

底下人聽得一愣一愣的，這是打仗還是演戲？

但他們不知道，這道命令，藏著劉文輝后面十四年的活路。

要看懂劉文輝這步棋，得把時間往回倒兩年，回到1933年。

那時候的劉文輝，是正兒八經的“四川王”，手底下十好幾萬兵，成都平原都是他的地盤，日子過得那叫一個舒坦。

可他有個侄子，叫劉湘，也是個狠角色，兩人為了誰是四川真正的老大，明里暗里斗了好幾年。

最后，叔侄倆徹底撕破臉，打了起來，這就是四川近代史上出了名的“二劉之戰”。

本來是他們劉家的家務事，四川軍閥混戰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可壞就壞在，南京的蔣介石插了一腳。

蔣介石早就看劉文輝不順眼，覺得這人在西南是個刺頭，不聽話。

這次逮著機會，立馬表態支持劉湘，又是給錢給槍，又是派軍事顧問。

明擺著就是要借劉湘的手，把劉文輝給辦了。

一邊是親侄子背后捅刀，一邊是中央政府釜底抽薪，劉文輝就算再能耐，也頂不住這么個內外夾攻。

結果，兵敗如山倒。

他經營了十多年的家底，一夜之間敗光了。

最后只帶著萬把殘兵敗將，退到了鳥不拉屎的西康。

那地方，山高路遠，又窮又荒，跟富得流油的成都平原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從云彩頂上一下子摔到泥坑里，這滋味，只有劉文輝自己清楚。

這次慘敗，在他心里刻下了兩件事：第一，蔣介石這人，靠不住。

別看他嘴上喊著“統一”，心里想的全是吞并你。

跟他合作，你就是個隨時能扔掉的棋子。

第二，地盤是命根子。

西康再窮，也是他劉文輝安身立命的地方，誰想動他的地盤，就是想動他的命。

有了這個教訓，再來看兩年后瀘定橋那封電報，就好理解了。

蔣介石讓他炸橋，說白了就是故技重施，想借紅軍的手，把他劉文輝的地盤給“合法”接收了。

這叫“一石二鳥”，既追了紅軍，又解決了心腹大患。

劉文輝看穿了這層算計。

所以他那個“拆板不炸橋”的命令，玩的就是個陽謀。

我對南京那邊能有個交代：你看，我聽你的話了，橋板都拆了，也派兵抵抗了，是紅軍太厲害，我實在是沒辦法。

同時，他又保住了瀘定橋這個戰略通道，把蔣介石的中央軍死死地擋在了大渡河東岸。

這等于告訴老蔣：你的兵，別想輕易踏進我的地盤。

1935年5月29號，紅軍硬是靠著那幾根光溜溜的鐵索爬過了大渡河。

這件事，傳到劉文輝耳朵里，讓他結結實實地吃了一驚。

他手下那些兵的戰斗力他自己清楚，放幾槍就跑了，可對岸那群穿著破爛草鞋的軍隊，居然能冒著火光爬過來，這是什么樣的人？

這支軍隊的厲害，絕對不是報紙上說的“流寇”那么簡單。

從那時候起，劉文Hus開始悄悄地關注共產黨。

他不像別的軍閥那樣，把共產黨當成洪水猛獸。

他覺得，這股力量，沒準將來能成事。

蔣介石靠不住，那總得給自己找條別的路。

于是，他偷偷派人跟延安那邊搭上了線。

尤其是在抗日戰爭爆發，他侄子劉湘死在漢口前線之后，整個四川都被中央軍給滲透了，唯獨他的西康，針插不進，水潑不進。

他就用“地方自治”這塊牌子，一邊自己搞建設、練兵，一邊跟共產黨保持著聯系。

時間一晃，就到了1949年冬天。

這時候的天下，已經快要翻過來了。

解放軍打過長江，席卷大半個中國，兵鋒已經指向西南。

蔣介石坐著飛機最后一次來到重慶，還想著在川西搞個基地，繼續頑抗。

擺在劉文輝面前的路，又只剩兩條了。

一條是跟著老蔣一條道走到黑，把西康變成戰場，最后自己和手下的弟兄們都當炮灰。

另一條是掉轉槍口，跟共產黨合作，迎接解放。

這個選擇題，對十四年前就已經看透了蔣介石的劉文輝來說，其實沒什么好猶豫的。

1949年12月9日夜里，一封電報從成都北邊的彭縣發出，通電全國。

電報上，是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三個川軍大佬的名字，宣布脫離國民黨政府，接受解放軍的指揮。

這封電報，直接把蔣介石“決戰川西”的美夢給砸了個粉碎。

有意思的是，通電里有這么一句話，寫得特別講究：“西康軍政民眾，愿保全瀘定橋等名勝古跡，以待解放?！?/p>

這句話，就是說給新政權聽的。

它在告訴所有人，我劉文輝今天的決定，不是一時心血來潮。

早在十四年前那個風雨交加的下午，當我在大渡河邊上決定不炸那座鐵索橋的時候，就已經定下來了。

起義之后，劉文輝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后來又到北京當了林業部部長。

他從一個舊時代的軍閥，平穩地過渡到了新中國，安安穩穩地活到了82歲。

他晚年的時候，經常跟身邊人說一句四川老話：“做人嘛，臉面是小事，要給自己留條后路?！?/p>

那座瀘定橋，對紅軍來說，是北上抗日的生路。

而對劉文輝來說，那是他用十四年時間，為自己精心鋪設的一條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