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 飆: 何不直接一點，直接回應大家關心的現實話題？

文 | 項飆

來源 | 《流動的世代》，標題為編者所擬

要講清一個世代的特點，首要的一點就是了解它和其他世代之間的關系。

我出生于1972年，我們這代人和我們的父母輩相比有著截然不同的教育經歷。對上一代人來說，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文革”期間上山下鄉，前往鄉村或偏遠地區。而當我們這代人在1970年代末上學時，學校體系已經恢復了，我們得以完全投身于學業，不用遭遇中斷。

同時，我們這代人中的大多數也免于饑餓。當然，在當時中國的一些地區還存在營養不良的問題，但我們這代人基本上沒有經歷過比較嚴重的饑餓。

此外，我們這代人也得到了向上流動的機會。我們這代人在成年時擁有的機會在我們兒時是難以想象的，很少有人會以此為目標。但當我們在1990年代初從大學畢業時，正巧碰上了經濟開放，機遇涌現。在我們這代人中，有些人年輕時就能成為百萬甚至億萬富翁。所以我們的生活經歷了可以說是戲劇性的物質變化。

我們這一代人對生活的態度大都還是比較簡單的，因為童年比較安定，沒有挨餓，讀書也是免費的。我讀研究生還能得到一筆微薄的收入，畢業之后的道路也相對比較順暢。雖然我沒有直接的證據，但從個人觀感上來說，我覺得我們對生活、對社會的態度，與我們的父母輩還有后輩相比都相對簡單。所以，我們非常需要去了解其他年代的人經歷了什么，以及他們對社會是怎么想的。

01

年輕一代的新可能

我很羨慕年輕一代，特別是“90后”，他們通過互聯網看到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我是在1996年發出了自己的第一封電子郵件——我已經很幸運了，當時在北京大學可以上網。記得當時我還得專門去校外的物理系教學樓，通過門禁，才能用上互聯網。很多人要到20世紀90年代末或21世紀初才有機會上網。

而年輕人呢，他們是“互聯網原住民”，世界就在他們的指尖，一點就通。所以他們可能還看不上我的英文水平，因為他們能說得更好。他們得到的信息也更多，比如對藝術的理解就超過了我們這代人在他們這個年齡時的認知。

但是，他們也面臨許多物質上的挑戰。客觀來看，他們的生活水平比我們那個年代要高得多。可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卻相對少了，心理上承受的壓力也更大。

很多人說年輕一代過于依賴家長——確實如此，但那也許是因為我們這代人當年并不需要這種依賴。并不是我們更加獨立，而是我們有足夠的機會，只要滿足一些基本條件，就能獨立生活，家長用不著幫忙。而如今，社會競爭太激烈了，年輕人必須傾盡自己的全部資源來領先一步，比如尋求家長和其他社會關系的幫助。

年輕一代也被社交媒體全面包圍了。他們常常被情緒所裹挾，有時看起來有點過于敏感。我作為中年人這么說也許有點說教的意味，但在我看來，生活在于實踐，在于腳踏實地、動手干活。當然，反省也是必要的，但這需要立足于現實的分析，理性地分析苦難的根源是什么、有沒有結構性的原因、如何去解決。而光靠情緒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所以我希望年輕人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資源、知識和技術，更加考慮實際，更勇敢也更堅韌，而不是躲在自己小小的舒適區中不愿被打擾，在世界發生劇烈變化的時候，只想著維持自己的安樂是不可能的。他們需要擁抱變化，需要去理解世界，需要不斷學習、爭論，并且做出行動。

在雍和宮燒香的人/新京報

02

如何跨越代溝

雖然代際間缺乏交流的現象在許多國家普遍存在，但在中國這種缺失是尤其突出的。其實分析代溝本身也可以有極大的價值。如何理解如今的代溝？代際差異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社會變化的影響？社會哪個層面的變動帶來的影響最大？……我認為這些問題都非常有趣，可以繼續探討研究。

如果用科學研究的方法看待代溝，那生活中發生的種種現象就像是在自然條件下的實驗：幾十年前，你的父母也曾處于你的年紀，他們很可能像你一樣有著青春期的夢想和困惑。你們是如此的相似，但為何因為25至35歲年齡差的存在，兩代人現在卻完全無法溝通呢？

我觀察到，很多中國父母不跟孩子聊過去的生活和經歷，這讓我的一些外國朋友感到非常驚訝。作為一個曾經研究打工者的學者，我注意到，在我這一代，還有很多比我還小的農民工進城后并沒有穩定工作，有擺攤賣小吃的，有干木匠、做修理工的，還有做零工的。做零工的人需要早上五六點就起床，到廣場、馬路邊去等人雇他去家里修個空調什么的，也許下午再接個活去修理路面。更不用說還有千千萬萬的人在工廠里做工人。可能出于尷尬和自卑，他們不太愿意將過往的辛苦詳細講述給小輩聽。而即使他們愿意講述，往往也缺乏描繪細節的語言。

但是，細節很重要。“爸爸媽媽在北京打過三年工”這種籠統的講述對后人的價值有限。他們下班回宿舍吃什么？加班到晚上十點，末班公交沒有了怎么辦？這些細節不講，孩子就很難真正共情，也無從得知父母是如何辛苦工作為孩子攢下學費的，更不會去理解父母的世界觀，不理解他們對外界的不安全和不信任感，包括為什么家長總要催婚、總在存錢。這種敘事的斷裂，其實妨礙了年輕人去認知現實。

還有一種因素影響了代際的溝通。許多中國的家長傾向于過度保護自己的孩子，無論他們的家庭條件如何。父母打心眼里覺得不能讓孩子失望，甚至到了為孩子而活的境界。他們著力隱藏現實階級的鴻溝，為子女創造了一種幻覺，仿佛他們和有錢人家的孩子享受同等待遇，而沒有讓他們認識到社會的不美好和貧富差距的存在。

孩子被過度保護的結果就是，他們從小便失去了對現實世界的基本認知，而將日后一切成就都歸功于個人因素，比如天賦和努力，人們信奉“努力是進步的唯一途徑”這樣的信條。

但現實世界并非只靠努力就能獲得理想的結果，一旦幻象被戳破，努力沒有獲得成果，年輕人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巨大的幻滅感和迷失感，這對他們的成長是不利的。

年輕一代的生活被人工制造的繁榮景象和五光十色的社交媒體所裹挾，終日沉浸在虛擬的網絡文化中，卻對現實社會的運作知之甚少，他們不清楚每天吃的食物從哪里來，不知道是誰在打掃街道，以及為什么有些房子比別的貴。

如果一個人不能以這樣具體的方式理解自己這代人的人生，那他更無法以具體的方式理解其他的世代，包括比他們更年輕的世代。代際斷裂其實也是具體敘事的缺位：人們不以現實的方式來談論生活。而非虛構寫作作為一種重要的思考輔助工具，可以創造出一個反映現實、分享經歷的新領地，從而突破代溝，實現跨代際交流。

深圳華強北商業街下班高峰/聯合國

跨代際交流在新冠疫情后的世界中更加重要，因為放眼全球，沒有一個世代能免于疫情的沖擊。我這一代人、比我年紀更大的人都受到了嚴重的影響，老一代人開始更深刻地理解生命、衰老以及死亡。對在疫情中成長起來的孩子來說，他們也經歷了巨大的改變。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女兒在德國的學校在疫情期間關閉了一段時間，重新開放時，學校不得不引入一種前所未有的措施：小朋友玩耍的時候，老師需要帶著紅牌在其中巡視，如果發現有小朋友欺負同伴，就出示紅牌，要求其離開操場。這讓我很驚奇，他們才居家隔離了兩個月，就忘了怎么和其他小朋友相處，怎么文明禮貌地玩游戲。他們一起玩耍依然很開心，但卻變得更加霸道，不再注意邊界，也難以互相理解，所以老師不得不介入。

后疫情時代，人們開始思考如何更好地與他人共同生活。跨代際的對話與交流也有助于人們互相理解彼此所經歷的改變。

親愛的讀者和作者朋友們，我想給大家一個建議：不妨跟你的父母或者孩子合作，坐在一起寫一篇跨代際的非虛構作品，甚至三代人共同寫作一個故事。

你可以選擇家庭中的任意對象，我舉個例子：電視機。它貫穿不同代人的生活：對于祖父母那代人來說，20世紀80年代他們才擁有電視，父母這一輩則是逐漸適應了電視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而孩子們可能看都不看電視一眼。

從老一輩的角度，當年可以邀請街坊鄰居來家里一起看電視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滿足感和尊嚴感。我記得小的時候，鄰居家在買了電視后就變成了一個“迷你影院”，每當夜幕降臨，街坊們都擠在他家看電視。那種經歷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是很陌生的，他們可能都不想見到陌生人，也不知道該如何與陌生人聊天。通過這個例子，大家可以試著理解對不同世代來說，快樂和尊嚴分別意味著什么。

03

聚焦99%的枯燥

作為研究者，我希望看到的非虛構作品要有足夠的信息量。個人情緒和感受當然很重要，但你需要注意它們與客觀現實、經歷和實踐之間的關系。寫作者可能沒法像學者那樣把這些關系拆解開來分析，但他們可以把主觀感受嵌入到一個更大的格局中。

我也希望能在作品中閱讀到生活中的東西。每當從他人的作品中看到一些熟悉的元素，我就會覺得自己的生活和眼前的文本產生了關聯，并開始反思那段經歷——由此，閱讀引發了我的思考。

我個人不太喜歡情節很夸張的那種作品。中英文寫作可能都有一種趨勢，就是把非常個人化的感受放在突出的中心位置，首先要抓眼球，鎮住讀者，下一步最重要：要賺取眼淚，比如在社交媒體上動不動就“淚崩”。這很符合都市中產的情感定式：你看到別人受苦，然后共情一下。

這在西方媒體中已經成為很大的問題：比如過去二十年，關于阿富汗的報道都是講婦女、女孩的權益，很容易讓人共情。但很少有人去研究土地關系、水資源分配、怎么收莊稼。婦女、女孩也是人，也要吃飯喝水，也要養雞。此類事務是怎么在日常生活里組織起來的？寫作者不感興趣。

我們國內也有這樣的情況。有些打工者寫出了情感充沛、細膩敏感的非虛構作品，贏得了許多贊譽。中產讀者對他們的寫作才華感到欽佩，但看不到大部分人辛苦的體力勞動的狀態。寫得有點像古希臘悲劇，一個英雄或者美人生不逢時，一個本來應該成為中產的成了打工的，這樣的故事令人唏噓，但是把具體的勞動過程變得很模糊。

《流動的世代》

澎湃 · 第六聲 編著

中華書局，2025

這正是問題所在：我們好像覺得自己當前的生活狀態是合理的、好的，而體力勞動則是要逃避的對象，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沒有從文章中了解到這些打工者具體的工作情況，比如他們是如何找到工作的、工作要求有哪些、工錢是怎么算的……這些可能在文章中偶有提到，但人們似乎更感興趣的還是生活的悲歌，缺乏更實質性的洞察。

現實是，99%的生活是枯燥的。但正是這些枯燥無聊的東西，組成了一個社會的基本結構，從這個結構中產生了不平等——這才是我們真正應該關注的東西。

當然我并不是告訴寫作者不要去寫重磅事件，像死亡、事故。但還有很多生活日常及其長期影響需要關注，而不是去跟媒體搶新聞。把生活壓縮成社交媒體頭條、熱搜流行詞的趨勢以及網絡上日益難辨的真真假假，這些對人的思考能力會有很負面的影響。

不管是在情感上還是在思維上，人們很容易對那種戲劇性事件做出反應，這本身也是人性的表現。對某件事情感到憤慨、觸動或者同情，這些都很好。但真正能體現思考能力的在于從尋常中提煉出不尋常之處，于無聲處聽驚雷。

與學者相比，寫作者有一個優勢，就是更能抓住生活中的細微處，認真、深刻、執著地去進行描繪。而我們學者的工作是系統地觀察社會，而大部分的生活既沒有情節也沒有起伏，不能算作一個故事，我們觀察的方式就是這么枯燥。而且我們的寫作方式也更講求效率：用最少的字數傳達最有意義的信息。

在此，我想斗膽給非虛構寫作者提一個建議：人們都說寫非虛構就是要講故事，有完整的情節、清晰的人物以及順暢的結構。但我在想，寫作者是否也可以聚焦于社會上的某個議題進行寫作，以話題為中心來組織內容？

這就聯系到從1930年代的左翼文學傳統而來的80年代報告文學，它們不講完整的個人故事，而是關于一個群體的不同場景的拼貼。每一個場景都提供信息，最后產生一個完整的敘事。比如夏衍的經典作品《包身工》，作者深入工人群體中進行參與式觀察，描寫了許多場景：一間宿舍擠十幾個工人；房間里的廁所是什么樣的；垃圾桶隨意地放在床邊；入夜工人們此起彼伏的呼嚕聲；狹小的宿舍充斥著因沒洗澡而散發的異味……這里面沒有故事，但細節訴說了一切。這種寫作聽起來很笨重，但不妨一試。

前段時間我印象比較深的一篇非虛構作品是《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這不是第一篇展示騎手工作辛苦的報道，但是它的亮點在于作者描述了外賣產業的組織方式，比如外賣軟件至高無上的權力、騎手必須在有限時間內完成送單的壓力、用戶對騎手的評價對其薪水和考核的影響、小規模餐廳受外賣軟件壓榨的憤怒，等等。這給我們展現了一個產業的全景，許多不同方面的人群在這其中互相影響，有時甚至是在不經意間——比如顧客可能并不覺得自己站在外賣平臺這一邊，但他們可能也在無意中通過隨手給騎手打分影響到了騎手的收入。

現在的寫作還有一種過于注重視覺的趨勢，力圖讓文字像電影一樣展現畫面，連學術寫作也未能幸免，我看到越來越多的學術文章在描述細節，諸如氣味、氛圍和觸摸感上下大功夫，但讀者讀了二十多頁仍未能找到主旨。

在非虛構寫作中，也許我們可以期待一些新的東西。為什么總要用一些特殊的個人故事，用“震驚體”去博人眼球？既然讀者都是對生活的某些方面有現實憂慮的社會公民，那何不直接一點，去回應讀者關心的現實話題本身呢？

*本文轉自 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