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那雙布鞋，是在整理張行忠遺物時發(fā)現的。
灰布做的，已經有些脫線，鞋底上用紅線繡了兩個字：“平安”。
放在一個舊鐵盒里，鐵盒蓋子內側貼著一張泛黃的紙條，上面寫著：“她說等我回來。”
這個“她”，不是別人，就是他那場沒有完成的婚禮上的新娘。
時間回到1931年秋天，湖北孝感。
一場突襲戰(zhàn)打得極其慘烈，紅軍和敵軍在山林中反復拉鋸，張行忠所在部隊被圍。
他當時是連長，帶頭沖鋒，中了槍，子彈從肩胛貫穿。
他沒暈過去，倒在地上那會兒，耳邊全是喊殺聲。
戰(zhàn)友把他抬下來，送去了后方的紅軍醫(yī)院。
那是一家臨時搭建起來的野戰(zhàn)診所，帳篷邊上插著一面紅布旗，旁邊堆著傷員的擔架和藥箱。
王明佳當時正在給另一個傷員換藥，一聽說有重傷員進來，馬上過去幫忙。
她一邊擦血，一邊看著這位臉色蒼白的軍官，突然心里一動。
那張臉，她好像在哪兒見過。
她沒敢馬上問，畢竟兩年沒見了。
那時候的戰(zhàn)地護士，很多人連名字都不報，只靠記號或者口令辨認身份。
可她越看越覺得像，尤其是那雙眼睛——沉穩(wěn)、寡言、有種說不出來的熟悉感。
幾天后，他傷情穩(wěn)定下來，被送進帳篷里的病床休養(yǎng)。
她負責護理，照顧他的生活。
那幾天，他們之間沒說幾句話。
她試了幾次，想問清楚，卻總是說到一半又咽下去。
直到有一晚，她實在忍不住，小聲問他：“你認識張行玉嗎？”
他愣了一下：“我妹妹。”
她眼睛一下就紅了：“我是你拜了堂的妻子。”
他當時沒說話，過了好一會兒，只是輕輕點了點頭。
那場婚禮，是兩年前的事了。
在張行玉家里，廳堂里點了兩根紅蠟燭，幾位紅軍戰(zhàn)士站在一旁當見證。
沒有鞭炮、沒有喜宴，就那么拜了個堂。
她穿著舊衣裳，他穿著軍裝。
拜了一半，他就接到命令走了。
她一個人守著空屋，第二天就跟著堂姐轉移了。
從那以后，他們再沒見過。
她以為他早就犧牲了，他也不知道她還在做醫(yī)護。
王明佳是地主家的小姐，湖北孝感人。
那時剛18歲，家境不錯，可她不愿意過那種天天繡花看戲的日子。
堂姐張行玉是紅軍的交通員，偷偷帶她見了張行忠——也就是她未來的“丈夫”。
張行忠當時三十歲出頭，瘦高個，不愛說話。
她記得第一次見他，是在一間破廟里，他正蹲著擦槍，頭也沒抬，只說了一句：“你想清楚了嗎？”
她點了點頭，說：“我不想當個靠男人活著的人。”
那會兒紅軍正缺人手，特別是有身份背景的女性。
她的加入，不只是政治上的支持，更是一次象征性的聯(lián)姻。
婚后第二天，她就脫下旗袍換上軍裝，進了紅軍醫(yī)護隊。
幾個月里，她學會了包扎止血、處理槍傷。
戰(zhàn)場環(huán)境越來越艱苦，有一次敵人突然襲營，她和戰(zhàn)友們躲在草堆里一整晚，連咳嗽都不敢。
她見過太多鮮血和犧牲，心也慢慢硬了。
張行忠那邊，幾乎天天打仗。
他寫作戰(zhàn)計劃到半夜，白天帶隊沖鋒。
有人問他：“你不是結婚了嗎？怎么跟單身一樣？”他只笑笑，不作答。
他們都知道，那場婚禮只是形式，感情還來不及建立，就被戰(zhàn)爭撕開了。
那次重逢之后，他們相處了不到兩周。
王明佳白天工作，晚上抽空給他送飯、換藥。
有時候兩人只是坐著，也不說話。
她縫了雙布鞋給他，鞋底繡了“平安”兩個字。
她說：“你還欠我一個婚禮。”他點了點頭，說：“等革命勝利了，我一定給你補上。”
可惜，沒來得及。
他剛傷愈就被調回前線。
她留在醫(yī)院，繼續(xù)做護士。
幾個月后，在一次突襲中，她沒能撤出來。
戰(zhàn)友說她當時正在給一名傷員包扎，炮彈落下來時，她擋在了那人身前。
她犧牲的消息，是幾年后才傳到張行忠耳朵里的。
他那時已經是團長，聽完后沒說話，坐了一晚。
第二天，他把那雙布鞋收進鐵盒，隨身帶著。
建國后，他被授予少將軍銜。
在很多場合都能看到他，可沒人見過他家屬。
有人私下問過，他只說了一句：“我妻子，早走了。”
臨終前，他把那只鐵盒交給身邊的警衛(wèi)，說：“別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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