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雙布鞋,是在整理張行忠遺物時發(fā)現的。
灰布做的,已經有些脫線,鞋底上用紅線繡了兩個字:“平安”。
放在一個舊鐵盒里,鐵盒蓋子內側貼著一張泛黃的紙條,上面寫著:“她說等我回來。”
這個“她”,不是別人,就是他那場沒有完成的婚禮上的新娘。
時間回到1931年秋天,湖北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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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突襲戰(zhàn)打得極其慘烈,紅軍和敵軍在山林中反復拉鋸,張行忠所在部隊被圍。
他當時是連長,帶頭沖鋒,中了槍,子彈從肩胛貫穿。
他沒暈過去,倒在地上那會兒,耳邊全是喊殺聲。
戰(zhàn)友把他抬下來,送去了后方的紅軍醫(yī)院。
那是一家臨時搭建起來的野戰(zhàn)診所,帳篷邊上插著一面紅布旗,旁邊堆著傷員的擔架和藥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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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佳當時正在給另一個傷員換藥,一聽說有重傷員進來,馬上過去幫忙。
她一邊擦血,一邊看著這位臉色蒼白的軍官,突然心里一動。
那張臉,她好像在哪兒見過。
她沒敢馬上問,畢竟兩年沒見了。
那時候的戰(zhàn)地護士,很多人連名字都不報,只靠記號或者口令辨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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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她越看越覺得像,尤其是那雙眼睛——沉穩(wěn)、寡言、有種說不出來的熟悉感。
幾天后,他傷情穩(wěn)定下來,被送進帳篷里的病床休養(yǎng)。
她負責護理,照顧他的生活。
那幾天,他們之間沒說幾句話。
她試了幾次,想問清楚,卻總是說到一半又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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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一晚,她實在忍不住,小聲問他:“你認識張行玉嗎?”
他愣了一下:“我妹妹。”
她眼睛一下就紅了:“我是你拜了堂的妻子。”
他當時沒說話,過了好一會兒,只是輕輕點了點頭。
那場婚禮,是兩年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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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張行玉家里,廳堂里點了兩根紅蠟燭,幾位紅軍戰(zhàn)士站在一旁當見證。
沒有鞭炮、沒有喜宴,就那么拜了個堂。
她穿著舊衣裳,他穿著軍裝。
拜了一半,他就接到命令走了。
她一個人守著空屋,第二天就跟著堂姐轉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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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以后,他們再沒見過。
她以為他早就犧牲了,他也不知道她還在做醫(yī)護。
王明佳是地主家的小姐,湖北孝感人。
那時剛18歲,家境不錯,可她不愿意過那種天天繡花看戲的日子。
堂姐張行玉是紅軍的交通員,偷偷帶她見了張行忠——也就是她未來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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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行忠當時三十歲出頭,瘦高個,不愛說話。
她記得第一次見他,是在一間破廟里,他正蹲著擦槍,頭也沒抬,只說了一句:“你想清楚了嗎?”
她點了點頭,說:“我不想當個靠男人活著的人。”
那會兒紅軍正缺人手,特別是有身份背景的女性。
她的加入,不只是政治上的支持,更是一次象征性的聯(lián)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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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第二天,她就脫下旗袍換上軍裝,進了紅軍醫(yī)護隊。
幾個月里,她學會了包扎止血、處理槍傷。
戰(zhàn)場環(huán)境越來越艱苦,有一次敵人突然襲營,她和戰(zhàn)友們躲在草堆里一整晚,連咳嗽都不敢。
她見過太多鮮血和犧牲,心也慢慢硬了。
張行忠那邊,幾乎天天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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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寫作戰(zhàn)計劃到半夜,白天帶隊沖鋒。
有人問他:“你不是結婚了嗎?怎么跟單身一樣?”他只笑笑,不作答。
他們都知道,那場婚禮只是形式,感情還來不及建立,就被戰(zhàn)爭撕開了。
那次重逢之后,他們相處了不到兩周。
王明佳白天工作,晚上抽空給他送飯、換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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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兩人只是坐著,也不說話。
她縫了雙布鞋給他,鞋底繡了“平安”兩個字。
她說:“你還欠我一個婚禮。”他點了點頭,說:“等革命勝利了,我一定給你補上。”
可惜,沒來得及。
他剛傷愈就被調回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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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留在醫(yī)院,繼續(xù)做護士。
幾個月后,在一次突襲中,她沒能撤出來。
戰(zhàn)友說她當時正在給一名傷員包扎,炮彈落下來時,她擋在了那人身前。
她犧牲的消息,是幾年后才傳到張行忠耳朵里的。
他那時已經是團長,聽完后沒說話,坐了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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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把那雙布鞋收進鐵盒,隨身帶著。
建國后,他被授予少將軍銜。
在很多場合都能看到他,可沒人見過他家屬。
有人私下問過,他只說了一句:“我妻子,早走了。”
臨終前,他把那只鐵盒交給身邊的警衛(wèi),說:“別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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