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丨尹繼武等：認知域安全：國家安全的新維度

編者按

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數智技術的迅猛發展與深度融合，國家安全的內涵、外延和時空格局持續拓展演變，認知域安全已成為國家安全體系中的新興關鍵維度。認知域安全的核心，在于確保社會成員對客觀事實、主流價值、集體記憶及身份認同的理解不被惡意操縱和系統性侵蝕、瓦解。如何在數智時代背景下，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科學界定認知域安全的深刻內涵、基本特征與作用機理，系統把握其風險生成路徑、傳導機制與現實影響，進而構建面向未來的認知域安全綜合治理體系，已成為全方位筑牢國家安全屏障的重要課題。有鑒于此，本版特邀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開展討論。

與談人

戴長征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政治學部部長、國際關系學院院長

任孟山中國傳媒大學研究生院院長、教授

尹繼武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韓 娜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國家安全學院教授、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執行主任

1

認知域安全關乎人的心智“操作系統”安全

主持人：邁入數智時代，認知域安全正逐步成為國家安全的核心領域之一。如何理解認知域安全？其與我們經常談論的“信息安全”“網絡安全”相比，存在哪些不同之處？認知域安全的理論依據是什么，存在何種致效機理？

戴長征：認知域安全盡管是一個新概念，但其具有深厚的政治學和戰略學淵源。從古至今，國家間的情報運用、外交溝通、沖突解決等都涉及改變或影響對方的認知，如在軍事戰略中，“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想目標，其核心就在于以認知控制手段瓦解對手關于戰爭勝利的信心和決心。當前，隨著信息傳媒手段和人工智能算法的進步，認知競爭的工具更加豐富、手段更加多樣、影響更加深遠，從而形成了認知競爭得以展開的新場域。我們可以將認知域安全定義為，防范個體及群體認知過程遭受惡意操縱、誤導或破壞，進而實現意識形態安全、社會穩定與戰略決策自主的一種狀態。與傳統意義上的信息安全和網絡安全主要關注信息本身及其載體不同，認知域安全的博弈場域更進一步，不僅作用于人類的理性思維系統，更關鍵的是針對直覺感知系統實施干預，本質上是一場圍繞人的心智“操作系統”的攻防對抗。在從認知到行為的全流程中，其傳導鏈條涵蓋“信息輸入—認知處理—情緒喚起—態度建構—行為輸出”各環節，每一節點均可能成為攻擊者實施認知操控的突破口，亦為防御者構建認知防線的關鍵著力點。

尹繼武：信息安全側重于信息的流動過程不受威脅，這主要涉及信息源、流動和傳播過程與機制等的安全問題；網絡安全則主要強調互聯網的硬件及其系統不受攻擊的狀態。與前兩者相比，認知域安全更為強調大眾的認知能力、認知偏差和思維方式的安全性，其核心特征在于影響對象是人的認知能力，其安全特性深入人性層次，影響也更為深遠和隱蔽。基于此，認知域安全的政治化特性也更為明顯，其安全后果直接與大眾的政治態度、價值觀、信任以及社會秩序等相關。

韓娜：從本質上看，認知域安全是一場圍繞判斷力、解釋權與決策空間的競爭，其不直接攻擊物理或技術系統，卻能在深層次上改變人對世界的理解與行為邏輯。傳統安全聚焦信息資產的保密性、完整性與可用性，而認知域安全則關注人的感知、情緒、態度與信念體系，涉及更深層的心理與社會過程。從威脅形態上看，認知域安全的威脅形態不同于“技術攻擊”，而升級為“心理操控”。傳統威脅多表現為病毒、入侵等技術性破壞，而認知域安全則更關注敘事塑造、輿論操縱、算法引導等“軟性影響力”，具有低可見度、高隱蔽性和強溢出性等特征。從損害后果看，認知域安全的負面后果表現為從“功能失效”轉向“行為偏移”。認知域的損害不會立即使系統癱瘓，但會漸進式改變社會信任結構、群體情緒狀態，甚至影響國家決策環境，導致認知混亂、凝聚力削弱或社會對立。由此可見，認知域安全揭示了人是如何通過注意偏向、框架效應、議程設置、算法推薦等機制被影響的，其致效機理可概括為“技術—內容—心理—行為”的傳導鏈條：技術賦能傳播，使信息更隱蔽、持續地觸達目標；內容嵌入敘事，使個體無意識地接受特定觀點；心理機制被觸發，引發態度微調與情緒累積；最終在群體層面產生行為偏移，如信任瓦解或意見極化。

任孟山：通過討論不難發現，認知域安全強調“人本邏輯”，這與信息安全等以技術為中心定位的“物理邏輯”存在巨大差異。雖然信息安全、網絡安全的范疇更為廣泛，認知域安全的維護亦建立在保證信息與網絡等領域安全的基礎之上，但認知域安全更為關注人在信息傳播環境中的反應，遵循的是信息傳播技術在不斷迭代中影響個體認知思維的向度。換言之，無論信息傳播環境演進到何種程度，作為個體的人始終是認知域安全的核心所在。而此種非技術中心主義特征，也使得認知域安全的維護更具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同時，認知域安全是一個集合政治學、心理學、傳播學、國家安全學乃至信息通信、人工智能等多學科理論的領域，盡管認知博弈最終指向的是對個體認知結構的影響與重塑，但其致效機制更加依賴整體層面的戰略統籌，因為認知博弈背后的驅動力量無法脫離民族國家這一關鍵行動主體。因而，應當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將認知域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層面，在國家戰略統籌下形成全社會的有效聯動，以建立認知域安全的有效保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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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智技術推動認知競爭發生范式躍遷

主持人：如前所言，認知領域的博弈古已有之。但隨著人工智能等顛覆性技術的迭代發展，認知域安全的基礎邏輯與攻防態勢正在發生深刻變革。以深度偽造、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智能算法推薦為代表的技術手段，正將認知域的競爭推向一個更隱蔽、更具系統性的階段。請談談數智技術是如何重塑認知競爭的？認知域安全又將呈現何種未來趨勢？

任孟山：冷戰期間，東西方兩大陣營圍繞意識形態進行的博弈其實就是認知域博弈，只不過彼時的信息傳播技術還處于大眾傳媒階段，對個人認知造成的影響有限。而智能移動互聯技術和手持終端的不斷升級，改變了媒介生態和信息生態。今天，長時間依賴手機等智能移動終端進行信息獲取已成為個體生活的常態。信息傳播技術的改變，為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算法在認知域安全中的應用提供了環境條件。從當前的技術形態來看，在挾帶海量用戶畫像的大數據支持下，人工智能技術極有可能在“個性化算法推薦”上進一步迭代，從而在用戶認知的“操縱”上形成更隱蔽且效果更強的認知域安全競爭路徑。大量針對用戶個體定制的、擬人化、計算化的認知域工具將被廣泛使用，含有預設認知偏見的社交機器人也將被系統性征用，用于在認知域中塑造情緒、操縱議題并重構認知框架。

戴長征：數智技術不僅極大提升了信息采集、分析、生成與分發的效率及精準性，更從根本上重塑了認知攻防的基本邏輯、方法體系與作用邊界。人工智能技術賦能虛假信息的自動化生產、算法對輿論生態的隱性調控等，共同導致信息環境真偽交織。通過推薦算法對信息權重開展干預，使得特定內容得以在信息流中選擇性擴散或消隱。更進一步，系統可識別目標群體的認知脆弱點，解析其社會網絡結構，定位易受影響的群體節點，并借助情感分析手段實施定向認知干預甚至認知攻擊。在跨國輿論競爭中，認知域博弈的核心機制在于利用人類固有的認知偏差、思維定式與情感認同，通過人工智能算法實現對公共輿論的引導與規制，最終達成對受眾心理狀態的操控。認知域競爭從理性思維延伸至直覺系統，離不開算法本身具備的規則屬性及其對個體認知與行為日益深入的規訓能力，這是數智化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韓娜：如果說以前的認知攻防主要靠媒體講故事和引導輿論，那么數智時代將徹底改寫這套邏輯。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把認知競爭從粗放影響升級為精準塑造，從依賴人工策劃轉向算法驅動的智能操控。人工智能技術在“內容—傳播—影響”鏈條中發揮著核心作用：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幅提升內容操控的效率和真實感。自動生成的難以辨偽的文字、語音和視頻，使低成本、大規模的“認知投送”成為可能。另一方面，算法推薦實現精準影響。算法能根據用戶反饋不斷調整策略，做到“一人一敘事、一群一情緒”，形成高度個性化的影響路徑。

尹繼武：的確，數智時代的認知域安全競爭，在發展方向和呈現形態上表現出一些新特點。一是競爭空間的虛擬化，與傳統對于軍事、領土等實體空間和利益的爭奪相比，認知域競爭的場域是虛擬的和數智的，因此其手段和方式也更具科技化和虛擬化。二是方式隱蔽化，通常非物理可見，更多隱藏在數據信息當中，其影響方式也依賴于人的認知方式和習慣。三是內容政治化，如算法編排過的相關虛假信息，大多是政治導向性的，往往與國際競爭的熱點議題、事件和人物等緊密相關。四是競爭日常化，受眾是各國普通民眾，而民眾信息獲取習慣、政治認知習慣等都成為認知域競爭的重要途徑。

任孟山：伴隨數智工具門檻的不斷降低，作為當下認知域競爭主要空間單位的平臺將發生功能轉變。特別是隨著智能體時代的到來，過去平臺在分配個體注意力、塑造話題結構與調節用戶情緒方面的“中心樞紐”地位將被逐步削弱，信息不再是被動推送，而是由個體及其個性化的智能體主動獲取甚至“生成”，認知權力將從平臺向智能體及其背后的大模型體系轉移，使得認知域競爭向一種“去平臺化”趨勢演進。還需要加以關注的是，作為認知域競爭的主要場景，國際傳播地緣政治博弈愈加關涉國家核心利益，國際傳播能力將從“軟權力”躍遷至“硬權力”。

韓娜：結合這些發展方向和呈現形態，未來的認知域競爭可能有三大趨勢：第一，手段更自動化。未來可能出現能自主學習的“認知攻擊智能體”，根據輿論動態自動生成內容、調整策略，讓影響更持續隱蔽。第二，對抗更系統化。認知攻擊會與網絡入侵、深度偽造、情緒引導等手段融合，形成多域聯動。例如，通過數據竊取、算法放大假信息、機器人助推話題、深偽擊垮信任，構成全鏈條打擊。第三，影響更結構化和隱匿化。未來的認知域競爭不一定是制造熱點，而是長期、靜默地改變社會議程結構、價值觀和注意力分布，比如持續壓低某類議題能見度，悄然重塑輿論生態——這種結構性塑造更難察覺，戰略影響也更深刻。

戴長征：總體上看，在智能時代，認知域將與物理域、信息域及社會域深度融合，形成多域聯動的認知競爭格局，“觀察—判斷—決策—行動”的循環速度將大幅提升，人工智能系統可自動完成識別對方敘事漏洞進而生成反制內容，通過情感識別和分發算法等手段精準操控受眾認知。在此背景下，認知競爭將進一步細化，從群體層面延伸至個體心智層面，方式從大眾傳播演進為個性化認知操控，攻擊邏輯從內容偽造升級為對認知框架的系統性重構。由此，認知主權將日益成為國家戰略安全的核心支柱之一。

3

認知域競爭正成為大國博弈的新前沿

主持人：在全球博弈中，認知域日漸成為一個必須爭奪和控制的重要空間。尤其是在一些地緣沖突中，技術賦能的認知競爭，其功能更是從“影響認知”升級為“塑造現實”。如何看待認知域競爭與地緣政治博弈的結構化耦合趨勢？

戴長征：觀察近年來發生的地緣政治博弈以及國際沖突事件，認知域已成為沖突各方激烈博弈的關鍵領域。一方面，沖突各方通過高度定制化的信息投放策略，主動擾亂目標輿論場。數字時代的信息傳播工具正在消除大眾獲取信息資源的時滯，而經由算法與傳媒平臺的過濾，大眾對國際沖突的“第一認知”往往是技術優勢方塑造出來的，而非取決于沖突的實際進展。另一方面，沖突各方傾向于積極爭奪敘事主導權，以構建具有道德優勢的認知框架。而敘事權的歸屬直接決定道義制高點的占據，因而各方往往均著力塑造“侵略—抵抗”“暴行—自衛”等對立性敘事結構。可以說，認知域在當下已成為與物理域并行的“第二戰線”。

任孟山：事實上，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認知戰的前身“心理戰”就已經開始發揮重要作用。隨著時代發展，因應信息傳播環境的變化，以認知戰為主要形式的認知競爭，加劇了認知域風險轉化為現實的威脅。當下，認知域國際競爭對地區安全的影響權重大大增加，海量信息在國際傳播輿論場的精準投放，可以對國際輿論造成有效影響。從近幾年的地區性沖突來看，沖突各方均爭奪認知域的主導敘事，均試圖將己方行為主張合法化為符合國際法及國際道義的正當行動。在國際傳播輿論場，認知域競爭深刻影響了全球安全沖突的頻次與烈度。國際認知域的“戰果”直接導向外部援助的持續、多邊制裁的升級以及國際組織的介入等問題，成為決定沖突閾值與外溢效應的關鍵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認知域在“第二線”上的作用實際正在向“第一線”靠攏，甚至在特定沖突階段具有先導性的戰略意義。

尹繼武：認知域競爭的重大影響，突出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影響民眾的精神意志。基于認知與情感的精神力量，是影響全球安全局勢的社會心理變量，認知域競爭可以改變民眾對于沖突性質、結果預期的認知，從而降低相關國家的沖突意志和社會支持。其二，影響民眾的政治情感與認同。通過認知域競爭使民眾產生恐懼、憤怒等消極情感，進而扭曲認知，消解對本國政府的合法性認同。其三，影響國內信任與秩序。在信息干擾產生國內認知混亂和極化的情況下，推動沖突方的國內政治走向分裂、社會秩序趨于混亂。

韓娜：未來的認知域安全能力競爭將呈現出以下趨勢：第一，主體的多元化。數智時代，智能化、虛擬化激發了個體和群體的參與性，除政治行為體外，跨國公司、社會組織、社交媒體和意見領袖等非國家行為體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第二，對象的精準化。以數據為基礎，以算法為驅動，以戰法為支撐的對抗將成為認知環境塑造的重要平臺，該體系著眼于目標對象的薄弱點，開展精準控制。第三，驅動的智能化。以生成式人工智能與神經解碼技術的深度融合為標志，智能認知對抗將突破傳統心理干預范疇，形成“生理—認知—決策”三位一體的新型對抗體系，其不僅會影響個體和群體心理，最終也會影響區域線下行動，并吸引全球圍觀。

戴長征：當前，認知域與物理域之間形成一種互構共生的動態關聯。首先，物理域與認知域爭奪的戰略資產存在本質區別。物理域關注的是領土、人口、工業生產能力等戰略資產，而認知域關注的是本國民眾的民心向背以及全球輿論場的信任等虛擬資產。只有一國在戰略資產與虛擬資產上都獲得優勢時，才能在地緣競爭中獲得全面優勢。其次，物理域競爭與認知域競爭相互交織，物理域為認知域提供素材并規定目標，認知域為物理域提供新的工具并改變獲取優勢的邏輯。沖突事件轉化為文字、圖片和視頻符號后，成為社交媒體平臺上的傳播素材，通過算法手段選擇性傳播、利用認知偏見推動情感動員等，進而影響競爭對手國內的信心與凝聚力。最后，認知域也可以成為塑造正面輿論、獲得大眾支持、加強彼此信任的核心場域，起到緩和對立、消弭沖突的效果。總的來說，全球地緣競爭不僅是征召兵員、調配物資與籌措財政的過程，也是凝聚社會共識、強化國家意志與爭取國際支持的系統工程。在此意義上，認知域安全能力應納入綜合國力指標體系之中。

4

維護認知域安全需“硬防御”“軟實力”并重

主持人：通過以上討論可知，認知域安全是數智時代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通過跨學科的知識整合與前瞻性的制度設計，準確識別認知攻擊與認知域風險點，進而構建科學有效的認知域安全治理體系？

韓娜：認知域風險的識別，在內容層面要高度警惕虛假信息操縱。虛假信息是一種選擇性的事實，不一定是假信息，它具有政治性和組織性。通過深度偽造技術、惡意剪輯、定向推送等方式，能夠影響相關社群的態度和立場，進而奪取敘事權。在行為層面需關注異常傳播模式，如社交媒體平臺的水軍化，即通過大量機器人水軍賬號，強化視覺表達和情感傳播，利用社交平臺塑造利我態勢。在技術層面需關注認知感知的精準化和認知鏈路的智能化，即通過機器學習技術，關聯分析目標受眾精準畫像，分類精準推送認知產品，構建信息繭房；使用智能技術在態勢偵測、指揮控制、信息生成、智能推送等方面全面嵌入。

任孟山：從議題上看，地緣政治熱點及種族、宗教、性別、民生等議題，是他國發起認知攻擊的重要著眼點；從年齡上看，Z世代年輕群體因思想活躍成為首要目標對象；從表現上看，與其他領域尤其是傳統安全領域不同，認知攻擊的隱蔽化，以及與人工智能的數據化結合，使其具有極強的滲透性。

認知域安全建設有賴于“認知基礎設施”的不斷迭代、穩健運行與制度化維護。基礎設施不僅是技術集合，還是穩定社會預期、塑造集體秩序的底層條件，而認知基礎設施則指向那些在影響人類認知與認識層面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社會技術系統。近年來，算法機制與平臺系統正迅速成為重塑人類認知過程的新型基礎設施，認知域競爭從傳統的輿論競爭、話語競爭躍遷為對認知基礎設施的全面爭奪，包括算力分配、平臺規制、數據資源等各種要素。通過增強認知基礎設施的韌性，將提升社會面對外部認知攻擊時的整體抗干擾能力。

韓娜：構建系統性認知域安全治理體系，需“硬防御”與“軟實力”并重。技術與制度上的“硬防御”，包括構建國家級監測平臺和快速預警體系，實現認知攻擊早識別、快響應；社會心理和文化認同的“軟實力”，則通過教育改革和公共討論空間建設，增強公眾的辨識力。

戴長征：認知攻擊的識別與系統性認知防御體系的構建，已成為數智時代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關鍵議題。應確立以積極防御為主導、消極防御為輔助的應對原則，致力于構建支持性敘事生態。消極防御側重于信息管控與內容治理，而積極防御則強調將人工智能技術與價值對齊機制深度融合，使其服務于社會共識構建與集體動員過程，從而增強社會凝聚力。同時，在應對外部認知威脅時，需強化不同階層和群體之間的情感聯結與敘事協同，防止敵對勢力借助算法手段實施“認知離間”、破壞人民團結。此外，推進人工智能賦能的認知反制工具研發，包括虛假信息識別系統、實時威脅感知平臺與宣傳運動監測機制，以實現對惡意敘事與機器賬號的高效識別與反制。

在制度建構方面，需建立一個多主體協同、全鏈條覆蓋、技術與制度并重的綜合治理框架。為此，需要全面提升對認知域競爭的頂層設計，增強各類主體對認知域運行機制的理解力、技術域的成果轉化能力以及物理域與認知域的聯動效能。具體而言，應建構政府主導、企業跟進、媒體引導、公眾參與的認知治理系統，建設自主可控的輿論陣地，確保在和平時期能夠加強人工智能關鍵算法研發，在沖突時期能夠贏得廣泛的國際理解與支持，打造跨媒體平臺與跨國溝通的協同傳播矩陣。

尹繼武：夯實社會韌性，抵御認知攻擊，確保意識形態安全和戰略主動權，需要落實從政府機構、科技企業、主流媒體、行業組織和個人等多方的責任。政府機構重在監管和治理，從法律體系、認知域教育、科技發展規劃、安全責任落實等多方面開展系統性工作。科技企業、主流媒體和行業組織的責任則在于為認知域安全提供技術、平臺、規則的保障。例如，科技企業應引領創新，主流媒體要發揮準確信息的守護者角色，行業組織要為認知域安全建設提供專業理論基礎，構建事實核實機制。對于個人而言，則需加強自身的認知能力、信息鑒別能力和媒介素養，增強批判性思維能力。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

微信編輯：張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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