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預算缺口高達230億美元,各國會費到賬率僅六成多,創下近十年最低紀錄。
在這場全球治理的“生死時速”中,美國的缺席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美國兩年時間拖欠超過15億美元會費,占據聯合國核心預算的近一半,導致運轉幾近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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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俄羅斯卻在經濟壓力下堅守承諾,及時履約,成為聯合國財政體系的“頂梁柱”。
那么,美國為何一邊高舉多邊主義大旗,一邊拒絕履行國際義務?中國為何又不斷加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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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去聯合國大樓里看古特雷斯手里的賬本,會看到一個驚人的數字——230億美元。
這可不是一組簡單的數據,而是關乎明年全球8700萬最脆弱人群能否活下去的生命線。
12月9日,聯合國秘書長罕見地向國際社會發出近乎“求救”的信號:如果錢不到位,全球運行幾十年的緊急人道主義救援體系可能徹底癱瘓。
想想看,這筆錢本應該用來救命、建避難所、運燃料、送藥物,可現在卻成了一張空頭支票。
這次危機的背后,不是自然災害,而是人為因素,尤其是美國的財政和政策問題。
這個聯合國的中央應急基金,本來是全球唯一的“急救車隊”,災難發生地需要錢和物資,哪怕是幾小時內,也必須送到。
但現在的問題是,車有了,油沒了。
副秘書長弗萊徹形容,這種情況就像醫生被迫“無情分診”。
手里藥只夠救一半人,另一半人只能放棄。
這樣的場景在蘇丹達爾富爾意味著250萬人可能失去庇護,在加沙走廊意味著燃料和醫療供應可能中斷。
即便基金會還在盡力向阿富汗、索馬里劃撥少量資金,但與龐大的需求相比,那真是杯水車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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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導致這一切的直接原因,是美國從“最大金主”變成了“最大欠費者”。
幾年前,美國還是這個基金頭號捐助國,單年貢獻超過6億美元,占總額五分之一以上。
但現在,美國不僅拖欠7.09億美元聯合國基礎會費,連用于救急的人道主義捐款也被切斷。
這背后并非粗心大意,而是美國財政本身出了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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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債超過36萬億美元,GDP的1.23倍,僅利息開支就高達1.1萬億美元,甚至超過其國防預算。
一個連自己賬單都還不過來的國家,還要維持全球救援體系,顯然不是優先事項。
這種情況下,聯合國的救援機制變得極不穩定,隨時可能陷入資金枯竭。對于全世界最脆弱的人來說,這不僅是賬本上的赤字,更是生命的倒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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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美國資金緊張是“沒錢”,那特朗普政府和一些政策動作則說明,有些事是“不想給”。
近年來,美國把對外援助高度政治化,凡是評估“不符合美國利益”的項目,即使是救命的,也可能被凍結。
尤其是特朗普重新執政后,“美國優先”的邏輯被極端量化,每一筆對外支出都要經過政治審查。
換句話說,美國不僅自己關了錢閘,還希望別人遵守它的邏輯。
這種做法產生了連鎖效應。
國際社會并非孤立,大國行為有示范效應。
美國一撤,原本緊隨其后的西方盟友也開始猶豫:“頭號金主都不出錢,我們憑什么承擔?”
結果是,今年參與捐助的國家從以往幾十個銳減到23個,創2015年以來最低紀錄。
聯合國這個靠集體行動運作的系統,瞬間陷入尷尬困境,一旦大國躺平,整個協作體系就會迅速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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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背后的邏輯很現實,美國并不是沒錢買游艇或者軍事裝備,它的錢更多是用于國內開銷或政治籌碼,而不是救命。
政治化援助讓全球治理呈現出“集體行動困境”,誰也不敢先掏腰包,怕承擔全部風險,尤其是當最有責任的大國選擇退場時,后面的國家更容易跟風。
這種局面,讓救援車隊在物資和資金上出現空窗期,也讓無數依賴援助的人陷入生死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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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這不僅僅是財政問題,更是政治和道義問題的疊加。
全球救援體系早已不只是賬面運作,而是一場大國博弈的犧牲品。
美國的選擇,讓整個國際體系暴露出脆弱性,也讓人看到,所謂“全球安全網”,在關鍵時刻,很可能只是一張薄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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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關鍵時刻,目光自然轉向了中國。
事實是,中國在這套系統里的表現相當穩定。
年度捐款從未間斷,2024年的承諾已經全額到賬,2025年的份額也在計劃之中。
無論是沖突最激烈的地區,還是貧困最嚴重的國家,中國資金的連貫性和執行力,成為當前亂局中的壓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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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里有一個基本邏輯,美國留下的230億美元大窟窿,不是理所當然由中國去填。
聯合國運作的基石是“權責對等”,美國作為二戰后國際秩序的主要締造者,享受美元霸權帶來的紅利,同時也應承擔維護公共產品的責任。
如果讓中國去替美國買單,不僅打破規則平衡,更縱容美國的任性行為。
更現實的是,中國也不是沒有自身發展壓力。
經濟總量雖大,但人均收入僅美國五分之一,國內區域發展不平衡、科技創新和民生投資都需要巨額資金。
中國在全球減貧、維和會費等方面的貢獻率已經很高,不可能成為美國財政空缺的“接盤俠”。
這次危機也暴露了舊有全球治理模式的弊端。
幾十年來,這套依賴少數西方國家財政盈余維持運轉的救援體系,在經濟多極化和地緣沖突加劇的今天,顯得異常脆弱。
美國的退出不僅是財政賴賬,更是一個時代的結束,舊秩序靠施舍維持表面穩定的模式已無法持續。
未來的出路,不在于湊齊230億美元,而在于建立一套不再依賴霸權興衰的新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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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與義務重新談判,發展中國家擁有更多話語權,多元化融資渠道逐步成型,而不是隨時等著美國的國會決定別人生死。
古特雷斯的焦急是真實的,但機制崩解同樣是真實的。
這場危機照出了霸權冷漠,也揭示了道德綁架的虛偽。
未來,如果依然由美國說了算,哪怕這一窟窿被補上,下次危機來臨時,世界可能連喊救命的地方都沒有。
全球治理需要的是制度和規則的重塑,而不是讓大國用人命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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