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盛贊的這位作家，寫了一本奇怪的魚之書

弗蘭納根是澳大利亞國寶級作家，余華對他有著很高的評價：“從他選擇寫什么，又怎么把那些東西表現出來，你就知道他是個了不起的作家。”

二十幾年前，弗蘭納根看中了畫家威廉·古爾德的經歷——歷史上的威廉·古爾德是一位英國畫家，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他因為偷竊被流放至范迪門之地（即今天的塔斯馬尼亞），后在此地繪制了大量作品，其中便包括包含三十六張魚類水彩畫的《魚之書》。隨后，弗蘭納根寫出了《古爾德魚之書》。

《古爾德魚之書》的故事看似并不復雜：靠做假古董混生活的哈梅特偶然發現了一本著名博物學畫家古爾德的《魚之書》原本，五彩斑斕的魚類插畫之間是作者的筆記。

然而，其中的內容卻和歷史大相徑庭。古爾德只是個偽裝成畫家的死囚，而他所在的塔斯馬尼亞則是充滿罪孽、奴役、酷刑、鮮血、欲望和謊言的地獄。哈梅特越是閱讀，筆記就越是會生長出新的章節，而在全部讀完的時候，這本書卻突然不翼而飛......

下文選取了本書開篇內容。《魚之書》被哈梅特發現后，一個神奇的故事就此拉開帷幕。

下文節選自《古爾德魚之書》，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減，經出版社授權推送。

1

發現《魚之書》一事至今仍令我驚奇，明亮如那個怪異的清晨，攫住我雙眼的磷光般的大理石花紋；閃爍如那些詭異的漩渦，替我的思緒染色，使我的靈魂陶醉——那一刻拆解的進程啟動，我的心靈，更糟的是，連我的生命也由此變成可悲而嶙峋的絞線，而它正是你即將讀到的這個故事。

那道柔和的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后來讓我覺得我的生命一遍遍重復，好似永生永世陷于法輪不得解脫的印度修行者。難道它會成為我的命運？竊取我的人格？使我的往昔與我的未來無從分離？

是那從混亂的手稿中——海馬、草海龍、瞻星魚早已遨游其外——盤旋而出的迷幻微光，賦予初生的枯日炫目的光芒？是那可憐的虛榮心使我認為人、魚、萬物皆寓于我自身？或者不過是些更乏味的因素——交友不慎，嗜酒如命——使我踏上如今這駭人的路途？

人格與命運，這兩個詞，威廉·比洛·古爾德寫道，殊途同歸——這件事上，他又一如往昔，大錯特錯。

可親可愛的、傻乎乎的比利·古爾德，還有他那些愚蠢的愛的故事，充斥著太多熾情蜜意，以致無論今時今日，抑或當時當日，他都無以為繼。我講這話怕已是離題了吧。

我們——我們的歷史，我們的靈魂——處于腐爛和重生這持續不斷的進程之中，這是他那些惡臭的魚讓我認識到的，而我也將發現，本書講述的正是我那顆堪比肥料堆的心靈的故事。

即便我那支熾熱的筆都無法觸及我的狂喜，那種驚異是如此強烈，似乎一打開《魚之書》，我的其余世界——這個世界！——便沒入了黑暗，整個宇宙僅余的亮光便是從那些熠熠生輝的舊書頁中照進我驚駭的眼眸的那一縷。

真實的古爾德《魚之書》

我沒有工作，彼時塔斯馬尼亞的工作很少，如今則更少。或許我的心靈更為奇跡所動。或許就像一個可憐的葡萄牙農婦看見了圣母是因為她不想看見其他任何東西，我也渴望對我所處的世界視若無睹。或許，若塔斯馬尼亞是個尋常的地方，你有份正當工作，能耗費大量時間通勤，只為花更多時間埋頭于尋常的煩心事務，等待返回尋常的囚牢，若這兒也不曾有誰夢想過海馬是何等模樣，變成一條魚的反常之事就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我說的是或許，但坦率地講我并不確定。

也許這種事在柏林和布宜諾斯艾利斯隨處可見，只是大家羞于承認罷了。也許紐約的公營住宅區，柏林恐怖的摩天樓，悉尼的西郊，圣母始終無處不在，而每個人都假裝她不在，希望她快些離開，別再讓他們難堪。也許全新的法蒂瑪就在里夫斯工人俱樂部這片廣袤荒地的某處，是“二十一點熱”大字閃爍的角子機上方的靈光。

會不會待所有人的臉龐都聚精會神于角子機屏幕之際，便再也無人目睹背后一位老嫗呈現基諾之形，飄浮于空中？也許我們已喪失能力，喪失所謂的第六感，它可使我們見證奇跡，目睹幻象，理解我們是另一種存在，比我們所被告知的更為宏大。也許進化的方向已經倒轉，且持續得比我想象的要久，我們早已成了悲哀蠢笨的魚。就像我說的，我并不確定，我唯一信賴的幾個人，如雄先生和康笳，也都不確定。

說實話，我得出的結論是此生沒什么是可以確定的。盡管將要發生之事可能會被你看作一樁又一樁反面證據，我仍舊重視真相，但正如威廉·比洛·古爾德在他的魚早已死于他徒勞的追問后仍不依不饒地索求那樣，真相又在哪里呢？

至于我，如今已被他們奪走了那本書和一切，而書除了是不盡可靠的童話故事，又能是什么呢？

很久以前，有個名叫希德·哈梅特的人發現他并不是自己所以為的那個人。

很久以前存在著奇跡，上文的哈梅特正是相信自己被卷入了其中一個。那天之前他都是靠小聰明謀生，換種不那么仁慈的說法，他的生活就是一場持續的幻滅。那天之后他將承受殘酷的信仰之疾。

很久以前，有個名叫希德·哈梅特的人從一本奇怪的魚之書的幽光映射中看見了自己的故事，以童話起頭，以童謠收尾，騎著木馬馳往班伯里十字架。

很久以前發生過可怕的事情，但年代已久，位置偏遠，誰都知道那并非此時此地，也無關你我。

2

在那之前，我專注于購買朽爛的舊家具，用一切能想象到的侮辱把它們弄得更舊。我用錘子敲打百無一用的碗櫥，使可悲的歲月痕跡更為明顯，在老舊的金屬制品上撒尿，加劇銅綠的侵蝕，借萬般咒罵讓自己好受一些，做這些時我會想象這些家具就是買下它們的有緣游客，他們錯以為入手了浪漫往昔的殘骸，殊不知它們不過是腐朽當下的明證。

梅茜姑婆說我能找到活兒干就是個奇跡，我覺得她會明白的，因為不就是她在我七歲的時候，帶我來到北霍巴特橢圓球場，沐浴著晚冬紅寶石般美麗的光亮，憑奇跡協助北霍巴特隊贏得那場橄欖球半決賽嗎？她拿著小瓶子，往泥濘的草地上灑盧爾德療愈圣水。了不起的約翰·德伏羅是隊長兼教練，我則裹著魔鬼隊紅藍相間的圍巾，好似埃及人的貓尸木乃伊，唯剩好奇的大眼睛露在外面。比賽進行到四分之三場時，我急忙奔上前，透過球員們密林般的大腿和止痛劑的芬芳氣息窺視，聽了不起的約翰·德伏羅發表激動人心的演說。

北霍巴特隊輸了十二個球，我就知道他會對隊員說些過耳難忘的話，了不起的約翰·德伏羅是不會讓他的追隨者失望的。“別老想他媽的妞兒，”他說，“你，羅尼，別惦記喬迪。還有你，諾比，早把瑪麗忘了早好。”諸如此類。打到四分之三場，聽見所有那些女孩子的名字，明白那些名字對這些巨人來說意義不凡，感覺真的特別奇妙。等到他們后來贏了，一腳踢向空中，我就知道愛與圣水確實是所向披靡的組合。

還是回到我在家具方面的工作上吧，就像倫妮·康笳（以免她家人讀到這兒受到冒犯，我得趕緊說，這并不是她的名字，但沒人記得她完整的意大利語姓氏，而這叫法倒是莫名適合她窈窕的身材，還有那套她選來貼合自己玲瓏曲線的黑色緊身衣），也就是我當時的假釋官所說的那樣，這工作前景不錯，特別是滿載肥頭大耳的美國老人的郵輪在此停靠的時候。那些美國佬大腹便便，怪異的細腿套著短褲，更怪異的大白鞋點綴著肥碩身形的末端，猶如可愛的人形問號。

我說可愛，但我真正的意思是他們有錢。

他們也有自己古怪的口味，但就做生意而言，我足夠喜歡他們——他們也足夠喜歡我。有一陣，康笳和我的舊椅子生意還挺成功，那時又一個政府部門的塔斯馬尼亞總部關門，椅子就是她去拍賣會買下來的。我給椅子刷上幾種亮色磁漆，用砂紙打磨掉，再用蔬菜刨絲器稍稍刨刨，往上面撒泡尿，冒充成震教風格的家具，謊稱是跟在南半球海洋上永無止境地搜尋著龐大的利維坦的楠塔基特捕鯨船一起上岸的，以此回答那些問號。

游客買的其實就是故事，美國故事——他們只會花錢買這種類型的故事——是“我們找到幸存的它們并把它們帶回家”這么一個歡快激昂的傳說，而且有一陣子這還是個不錯的故事。以至于我們庫存告罄，康笳被迫給我們的投機活動添了條生產線，跟初來乍到的一個越南家庭達成交易，我則干凈利落地敲下故事，用上我們名為范迪門古文物研究協會的正宗的鑒定標簽，而這是個憑空捏造的組織。

這個越南人的故事（他叫賴富雄，但康笳出于尊重，總堅持我們稱他為雄先生）跟任何古老的捕鯨傳說同樣有意思，他們一家逃離越南的經歷更危險，擠上人滿為患的破漁船逃往澳大利亞的旅程更絕望，還更擅長鯨骨骨雕——我該補充一下，這項副業我們做得還挺成功。雄先生用老舊的現代圖書館版《白鯨》里的木刻版畫當作骨雕的模板。

但他們一家的甲板上沒有梅爾維爾，沒有以實瑪利、魁魁格、亞哈，沒有羅曼蒂克的過往，像我們其他人一樣只有困擾和夢想，充斥著太骯臟、太不可救藥的人性，因而對那些貪婪的問號來說毫無價值。說句公道話，他們追求的只是將他們同往昔、同他人隔絕開來的東西，并不想和痛苦或人性有任何瓜葛。

我開始意識到，他們需要故事，那些早已將他們囚禁其中的故事，而不是與講故事的人同臺上演合謀逃離的戲碼。他們想要你說“捕鯨船”，這樣他們就能回答“《白鯨》”，將同名迷你劇里的影像召喚出來；這樣你就會接著說“古董”，這樣他們就能回答“多少錢？”。

就是那樣的故事。能掏錢的那種。

不像雄先生的故事，問號們可不想聽，雄先生卻似乎十分接受這一點，部分是因為他的夢想并非像他在海防市時那樣當蒸汽起重機操作員，而是成為詩人，這使他沉浸于浪漫主義之中，假裝接納這無情世界的冷漠。

因為雄先生的宗教信仰就是文學，不開玩笑。他是高臺教的信徒，一個將維克多·雨果視為神祇的佛教宗派。除敬拜神祇的小說之外，雄先生似乎對另外一些十九世紀法國名家的著作也了如指掌（還暗示自己和他們心靈相通），而我除了聽說過他們的姓名——有時候連這點都做不到——其他一無所知。

這里是霍巴特而非海防市，游客們根本不喜歡雄先生這樣的人，自然也就不會為他口中的蒸汽起重機、他父親會捕魚的鶴、他的詩，或他對上帝與高盧文學之間的關聯的見解而掏錢。于是，雄先生就在他位于盧塔納的那家老鋅礦公司樓底下挖了間小作坊，著手制作贗品古董椅，雕刻人造鯨骨，為我們這個更齷齪的虛構故事添磚加瓦。雄先生，他家人，還有康笳，我，為什么就該在乎呢？

游客有錢，我們需要錢；作為回報，他們只需謊言和欺騙，只求被告知最重要的一件事，即他們很安全，且他們的安全感，無論是民族的，個體的，還是精神層面的，都不是百無聊賴、反復無常的宿命開的并不好笑的玩笑。被告知過去與現在并無聯系，不用因為自己有權有錢，他人無財無勢而哀戚或愧疚；哪怕誰也解釋不了或不愿解釋為什么少數人的財富如此離奇地依賴于多數人的悲慘，也不用難受。我們好意佯裝一切僅關乎買賣椅子，他們詢價溯源，我們則以同樣的方式作答。

可這與價格和來源無關，毫無關系。

游客有未說出口的問題要問，鍥而不舍，我們只需盡己所能，用偽造的家具答復即可。他們其實是在問：“我們安全嗎？”我們其實是在回答：“不安全，但無用的物件就像是一道屏障，有助于阻礙視野。”因為傲慢不僅僅是個古希臘詞，也是人的一種感覺，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們不妨將它視作一種不會出錯的直覺，所以他們還想問：“如果是我們的錯，我們是否會承受痛苦？”我們就會回答：“沒錯，而且會是緩慢的煎熬，但一把假椅子可以使我們雙方都好受。”我的意思是這是種活法，就算沒那么好，也沒那么糟糕，雖然椅子能售出多少我就愿意囤多少，但我犯不上背負整個世界的重量。

你或許會認為這種生意理應得到最大程度的支持，會不可避免地擴張，日益多元化，逐漸成為兼具國際規模與國家價值、享有救贖意義的事業。甚至還會斬獲出口領域的大獎。當然，在任何一座精于算計的城市，比如說悉尼，這種心懷夢想的欺詐本該受到褒獎。可這兒畢竟是霍巴特，夢想仍嚴格屬于私人事務。

古爾德《魚之書》里的插畫

由于收到當地幾家古董行寄來的好幾封律師函，以及訴諸法律的可以預見的威脅，向一個衰敗帝國的退休保民官們施予慰藉的高尚事業從此一蹶不振。康笳和越南贗品家具工匠無奈進入生態旅游咨詢這一行，而我也開始尋找新的門道。

3

于是來到了那個冬季的清晨，事后看來那個日子有如宿命，只是當時僅僅覺得天寒地凍而已。我在薩拉曼卡碼頭那側的區域。在一座老舊的砂巖倉庫里，我偶然發現了一家舊貨鋪子，后來這地方也被游客占據，成了一家精致有余的露天餐館。

我隱匿于幾個不時興的一九四○年代的烏木衣櫥之后，這玩意兒根本就不會有游客有興趣當作赦免買下，當我碰巧注意到一個鍍鋅的鐵制儲肉柜，出于一種看見關著的東西就想一探究竟的幼稚欲望，我便打開了柜門。

柜內，我只看見一堆久遠的女性雜志，這發現蒙滿塵埃，令人失望。即將關上柜門之際，在那些褪色的情愛流言和關于心碎、迷失的公主的艷俗傳奇之下，我的眼睛捕捉到了幾根脆弱的棉線，仿佛梅茜姑婆的胡茬，美滋滋地支著，毫不害臊，卻又不乏古老的活力。

再次拉開的時候，柜門刮擦出干枯的一聲，我往里更仔細地瞅了瞅。我看見棉線是從一部有些磨損的線裝本上探出的，部分書脊已分離。我聚精會神，仿佛那是一條碩大無比的魚，正無望地糾纏在我的網中，我伸手進去，抬起雜志，從底下小心抽出了一本破舊的書。

我把它舉到眼前。

我把鼻子湊得很近。

奇怪，它并未散發出舊書發酵果汁般香甜的氣息，而是有股從塔斯曼海吹拂而來的風的咸澀味道。我的食指輕輕掠過封面。雖然骯臟不堪，積了一層細密的黑色污垢，觸感卻如絲般光滑。正是在拂去沉積數世紀的泥沙之時，諸多奇事中的第一件發生了。

我本應知道這不是一本普通的書，像我這樣的廢人更是不應攪和進去。我知道，或者說至少我以為自己知道，我的不法行徑也是有底線的，一旦牽扯到個人的安危，我相信我已學會如何拒絕這樣的胡鬧。

可為時已晚。我已經牽扯進去，正如眼前的法律程序所示。因為在那細密的黑色粉末之下，異乎尋常的事情正在發生：大理石紋路的書封散發出一道幽幽的，卻漸次明亮起來的紫色光芒。

4

室外彌漫著冬日的憂郁。

大雪籠罩著城市上方的山脈。濃霧彌散于寬闊的河面，似緩緩墜落的褥子覆蓋山谷，霍巴特空寂無人的街巷延展其中。透過清晨的凜冽之美，幾個身影裹著斑駁的寒衣匆匆走過，隨即消隱無蹤。山由白變灰，然后便隱身黑云之后。城市漸入酣眠。雪花猶如迷失的夢，在寂靜的世界里跳起了華爾茲。

這一番描寫并未完全離題，因為我真正想說的是那天冷得堪比墓穴，寂靜程度更是十倍于此，在那么一天并無任何預兆警醒我何事將會發生。當然這樣的日子沒人愿意涉險，前往薩拉曼卡幽暗冰冷的舊貨鋪子。甚至店主都躲在自己領地的另一頭，依偎在一臺小取暖器旁，背對著我，悄悄撤下當代零售業教人作嘔的圣歌，即維瓦爾第的《四季》，繼而響起的是賽馬的舒心低沉、起伏跌宕的節奏，那是一種金色舞鞋般的聲響。

世界上沒有其他人注意到，或與我一起見證那奇跡，當我拂去那本奇書封面上的泥沙之時，這世界似乎縮進了古老的舊貨鋪子里陰沉沉的一隅，永恒也被壓縮進了那一刻。

書封猶如夜色中福氏擬婢的表皮，是一團躍動的紫色斑點。我越是擦拭，斑點便越是擴散，直至整個封面幾乎都熠熠生輝。就像夜釣漁夫對付福氏擬婢時一樣，斑駁磷光從書本擴散至我的手，直至上面也覆滿紫色斑點，迷離閃爍，仿佛從飛機上所見異域陌生之城的萬家燈火。我將亮閃閃的雙手舉到眼前，在震驚中緩緩轉動，它們既熟悉又陌生，就好像我已開始了讓人心悸的變形過程。

我把書放到儲肉柜邊的復合面板桌子上，閃耀的拇指沿著凌亂脆弱的書頁柔軟的腹心一路往上，掀開了封面。令我驚訝的是，書封剛一打開，一幅膨腹海馬圖便躍入眼簾。海馬四周有遍布折痕的文字，好似海帶與海草的浮骸。間或還有另一幅魚類水彩畫分布其間。

必須承認，整體布局散亂無序，有的故事用墨水寫就，亂糟糟地蓋住了鉛筆的字跡，有的則恰好相反。結尾沒了空間，作者就把書轉過來，在已有的文字間上下左右顛倒著繼續撰寫自己的故事。如果仍嫌不夠讓人費解（夠了夠了），頁邊還擠進了數不勝數的補遺和注記，有時就寫在散頁上，還有一段寫在看上去像干魚皮的東西上。不管什么材料，作者似乎都是強行征用，舊帆布、不知從哪本書上撕下的邊角料、粗麻布甚至黃麻布都被當作紙頁，即便在最理想的情況下，蓋在上面斑斕潦草的筆跡都很難解讀。

這番混亂之下，我要讀的這本書似乎既不曾有過開頭，也永遠沒有結尾。就好像看進迷人的萬花筒，一切瞬息萬變：這離奇的景致有時令人沮喪，有時讓人陶醉，卻完全沒有一本好書所應有的直截了當。

可我不知不覺間就已被伴隨魚類的那些故事裹挾至遠方，說是故事，卻更像日志或日記，有時寫的是真實事件，深藏于庸常之中，有時卻支離破碎，以至于起先我還以為那必然是對夢或者噩夢的記載。

這份詭異的記錄似乎屬于一個名叫威廉·比洛·古爾德的囚犯。一八二八年，在所謂的科學研究的名義下，他受命于薩拉島這個流放地的外科醫生，為在此捕獲的所有魚類繪制畫像。雖然繪像的任務是強制性的，寫作的任務卻不是，是作者自行承擔的一個額外負擔。罪犯不準記錄這樣的日志，所以這樣做還挺危險。每個故事均用不同的彩色墨水寫就，就像這位服刑的抄寫員所說，這些墨水都是憑手頭的東西各顯神通制成：紅色墨水用的是袋鼠血，藍色墨水則是靠將偷來的寶石碾碎，不一而足。

作者用色彩寫作，確切地說，我懷疑他是用色彩來感知。我并不是說他遇到葡萄酒般絳紫的落日或波平如鏡的海洋那湛藍的光輝就會忘乎所以。我的意思是，他的世界呈現出令他臣服的色調，仿佛宇宙是色彩的產物，而非相反。難道奇妙的色彩，我心想，克服了他的世界的種種恐怖？

盡管此書文風粗糙，有許多不連貫之處，且難以卒讀，美得怪異，更別提那些荒唐甚至難以置信的片段，這些故事隱現的彩虹般的色譜卻令我如癡如醉，不過老實說恐怕這也得歸功于前述特質，我想必讀了至少一半才清醒起來。

古爾德《魚之書》里的插畫

我在地板上找到一塊老舊的破布擦手，直到擦得通紅才去掉閃閃發光的紫斑，把書藏回儲肉柜后，我經過討價還價，以恰當的低價買下了柜子，在如同其他所有的舊貨那樣重新流行起來之前，生銹的鍍鋅鐵制儲肉柜也就值這個價。

我帶著笨重的儲肉柜艱難地步入淅淅瀝瀝的風雪之中，究竟目的何在，直至如今我都說不明。盡管我知道我會把儲肉柜噴上傳統的顏色，再當作古董擴音柜賣掉，賺一倍的差價，我還會哄騙牙醫，用可以填滿候診室的陳舊的女士雜志，換一次免費補牙，但我不清楚究竟該拿《魚之書》怎么辦。

說來羞愧，我不得不承認起先我還有個卑鄙的念頭，就是把魚的畫像撕下來，裝裱好，再賣給古董印刷商。但那個寒冷的夜晚，翌日夜晚，以及隨后的許多夜晚，我越是再三閱讀這本書，就越沒有從中牟利的沖動。

書中的故事讓我神魂顛倒，不管去哪里我都會帶上這本書，它像是個強大的護身符，藏有某種魔力，不知怎么就能向我傳遞或闡明什么關鍵的事情。但究竟那件關鍵的事情是什么，為什么顯得如此重要，那時候我茫無頭緒，至今仍然如此。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我把書拿給史學家、愛書人、出版商，詢問他們有沒有價值，以為他們也會因這樣的發現欣喜，結果讓人心寒的是，所謂的神魂顛倒也只為我個人獨享罷了。

雖然所有人都同意《魚之書》很古老，書中的大部分內容，包括它聲稱要講述的故事，揚言要呈現的魚兒，盡力描寫的罪犯、看守、刑罰執行人員，同已知事實相符的程度卻不乏爭議。有人告訴我，這本易引發爭端的書哪怕有些古怪，也只不過是很久以前某個神志錯亂之人無足輕重的產物。

我設法說服博物館對紙張、墨水、涂料進行測試，一頁頁地采取碳定年法，甚至CT掃描，他們承認所有的材料和技術應該都與時代相符。可是故事本身卻徹底推翻了其可信度，博物館的專家認為這本書并不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珍本，轉而夸贊我的造假水平，祝我繼續在旅游業一帆風順

5

我最后的指望只剩下杰出的殖民歷史學家羅曼·德·席爾瓦教授，將《魚之書》寄給他之后，我有好幾天時間都是信心爆棚，接著卻又在等待回復的日日夜夜里心灰意冷。終于，在一個細雨蒙蒙的周四下午，他的秘書打來電話，說教授有空，我可以去他的大學辦公室面談二十分鐘。

我發現眼前男子的聲望和長相不僅僅是發生了齟齬，而是完全相悖。羅曼·德·席爾瓦教授不時抽搐，身材小巧，肚子圓滾滾，染得漆黑的小腦袋竟然梳了個泰迪男孩式的鴨尾巴，像是埃爾維斯·普雷斯利人偶與神經質的來亨雞的不幸合體。

顯然，《魚之書》正站在被告席上，教授則展開了一場嚴厲的控訴，堅決不允許我們的面談墮落為對話。

他背對著我，在抽屜里翻找了一會兒，然后—這個突然的動作本該戲劇性十足，結果卻僅僅顯得拙劣—把一只掛了鎖鏈的鑄鐵球砰地砸到辦公桌上。撕裂般的聲響傳來，聽上去像是木頭折斷，但德·席爾瓦教授入戲已深，作為真正的專業人士，他是不會讓這聲響或其他情況阻礙他的。

“你來看看，哈梅特先生。”他說。

我一言不發。

“你看見了什么，哈梅特先生？”

我一言不發。

“哈梅特先生，你看見的是不是球和鎖鏈?罪犯身上的球和鎖鏈，不是嗎？”

為了表現得隨和，我便點了點頭。

“不對，哈梅特先生，你看見的根本不是這種東西。你所看見的，哈梅特先生，都是假象。這球和鎖鏈是曾經的囚犯于十九世紀末打造的，專賣給來亞瑟港流刑地體驗哥特式恐怖氛圍的游客，你所凝視的就是這種貨色。你看見的就是這種旅游紀念品式的俗氣贗品，哈梅特先生。一件和歷史完全不沾邊的庸俗玩意兒。”

他不再吱聲，而是蜷起小小的食指關節，捅入毛茸茸的鼻孔，一叢濕乎乎的黑毛往外戳著，足以困住飛蛾，然后他又說了起來。

“歷史，哈梅特先生，是你看不見的。歷史擁有力量。但贗品沒有。”

我受到了觸動。對擁有我這種背景的人來說，它看上去儼然就是我自己創造的卓越藝術的前世。而且似乎還賣得出價。我站在那兒，琢磨雄先生在偽造和制鐵方面的水平如何，我是不是該給康笳打個電話，告知她我偶遇的這個有利可圖的新門道，我又該如何用委婉的說辭把我們的美國朋友在這樣一個物件中必然會發現的情色要義傳達出來（“對那些人來說，是不是沒有任何東西和性無關？”康笳曾這么問，對此，雄先生的回答是“人”），此時羅曼·德·席爾瓦教授把《魚之書》丟到球和鎖鏈邊上，我覺得他對這本書完全缺乏敬意。

“而這，這也好不到哪兒去。是以前的贗品吧，我猜，哈梅特先生，”說到這兒，他悲哀又意味深長地凝視著我，“不過，到底該怎么來形容，我還拿不準主意。”

他轉過身，雙手插入口袋，盯著窗外樓下的停車場，過了很長時間才再次開口。

“但不管怎么說都是贗品。”

他背對著我喋喋不休，我覺得這種說話方式必定是用好幾代學生磨煉而成的。他對著窗子和停車場，說《魚之書》里的流放地至少表面上看起來和那時島上存在的情況相吻合，唯有十惡不赦的罪犯才會被驅逐到那里；地理位置也和所知的信息相符，孤零零地處在一座大港口上，四周是范迪門地西側難以穿越的荒地，地圖上都未曾標明，只說是片蠻荒之地，殖民地的繪圖員稱其為特蘭西瓦尼亞。

說完他便轉身面對著我，第一百次將綴滿皮屑的鴨尾頭往后抹。“但據歷史檔案顯示，一八二○和一八三二年間，薩拉島是整個大英帝國最可怕的處刑之地，《魚之書》中幾乎所有的描述都無法和這座地獄之島已知的歷史相吻合。你這部稀奇古怪的記錄里提到的名字，鮮有能在幸存的當時的官方文件中找到，那些能找到的卻和這……這部可悲的騙人之作的描述完全對不上號。

“如果我們想要詳查歷史檔案，”教授繼續說下去，但我此刻已經知道他痛恨《魚之書》，他是在事實而非故事當中尋找真相，他眼中的當下具有追悔莫及的宿命論色彩，歷史只不過是其借口，而留了他這種發型的人難免滿腹淺薄的懷舊情緒，最終勢必歸于這樣一種感覺，即生命再庸常不過，不消懷疑，“我們發現薩拉島并未遭受獨裁者的劫掠，也并未成為享有獨立與地位的商港，所以也就完全談不上什么獨立的貿易國度，而且它也并沒有像那部災難編年史中所說的被末世的大火夷為平地，就是你那本《魚之書》。”他就這么嘮叨來嘮叨去，躲藏在唯一一樣他自覺能帶來優越感的事物間：字詞。

他說《魚之書》也許有一天會在澳大利亞既毫不光彩也無足輕重的文學騙子史中找到一席之地。“在民族文學的這個領域，”他說，“澳大利亞算是能理直氣壯地傲立于全球。”

“不用我補充，”他這么補充的時候，軟塌塌的巨大鴨尾就像馬上要嘔吐的醉漢，耷拉在他的臉上，幾乎將他狡黠的笑容遮蔽，“如果你把它當作小說出版，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會發生：它會獲得文學獎。”

縱使《魚之書》有缺點，哪怕我不太愿承認，我也從不覺得它遲鈍和浮夸到能被錯當成國家級文學的地步。我認為教授的那番話就是在取笑我，于是匆匆告辭，拿回《魚之書》，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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