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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與辛亥革命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卻并不容易回答的問題,以往史家一般會以三種路徑入手進行討論。其一是“事件史”路徑,此種路徑將辛亥革命視為一個發生——發展——消亡的整體性大事件,1911年11月上海起事是在整個大事件因果鏈條中的一環。自1912年郭孝成編輯的《中國革命紀事本末》始 ,很多關于上海城市與辛亥革命的歷史書寫,比如大部分辛亥革命通史著作以及從民國到當下的各種歷史教科書遵循的都是這一路徑。在此路徑下上海城市與辛亥革命的關系被化約成一個大事件中的小事件,其序列首先從屬于辛亥革命的“各省響應”,其次是“各省響應”中的“江蘇光復”。
其二是“革命史”路徑。上海并沒有打響辛亥革命第一槍,也不是辛亥革命中激戰最酣、死亡最多之處。相反在起事前,上海道臺、縣令等已經棄署丟印,落荒而逃,留下一座空城給革命黨。上海城里的巡警、商團等也已紛紛反正,除了攻打制造局花了些氣力,其余幾未費吹灰之力。《申報》評論就說:
上海之失守也,且不以夜而以日,以三十余人執旗入城,而大局已定。覓縣令則已奉讓矣,詢道臺則已出走多日矣。于是革軍徧貼告示,市面安靜如常,若不知有改革事者。
但另一方面,南北議和在上海舉行,其作為辛亥革命史敘述中的關鍵環節不可或缺。滬軍都督陳其美也是日后國民黨設有專門紀念日的“革命偉人”。加上宋教仁被刺案和隨之發生的“二次革命”均可在上海史中寫上一筆。由此,在這一路徑中上海城市與辛亥革命之間的關系輪廓較之“事件史”路徑似乎更明朗一些。
其三是“現代化史”路徑。采取此種路徑的研究成果在擺脫“革命史”框架的某些限制后,發現原來辛亥革命并不只是依靠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方取得成功,其中不乏張謇、雷奮、湯壽潛、黃炎培、李平書等江浙立憲派的作用。他們在“現代化史”路徑的投射下都是所謂當時中國政治、經濟現代化的先驅,與上海這座城市也都有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系。于是,上海城市與辛亥革命的關系就又多了不少可供繼續討論的余地。
其實無論是“革命史”路徑還是“現代化史”路徑,它們的共同特點都有一個“最終目的”的預設。同時,“目的論”的研究往往特別強調“跨越”性和“階段”性,在這兩種路徑里,辛亥革命是一個偉大跨越和全新階段,從而能夠突破“事件史”路徑的“發生——發展——消亡”的簡單因果鏈條,揭示出不少可以論證其“目的”的歷史面相。不過,也正因為其揭示的歷史面相基本是為其“目的”服務,一些不符合或不太符合其“目的”的歷史面相就不免有一定的遮蔽或扭曲,從而也無法對辛亥革命與上海城市的關系有一個更全景化的認識。
因此,要對辛亥革命與上海城市的關系作一新討論,就既應嘗試將上海從“武昌起義——各省響應——江蘇光復——上海起事”的因果鏈條中解放出來,也不能把辛亥革命僅僅看作一個偉大跨越和全新階段,要將其從后見之明的窠臼中拯救出來。當然,同時也不宜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告別革命”。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以新路徑來重新書寫上海城市與辛亥革命互動碰撞的歷史。在這一大背景下,本書關注的重點是:辛亥前后上海的各類公共空間如何塑造了這場革命?而革命又怎樣影響上海城市公共空間的發展軌跡?
本書從政治社會史路徑出發,討論從上海各類公共空間生產出來的真假新聞、小道消息、儀式過程、紀念活動、生意買賣等如何參與塑造這場革命,在此過程中,城市公共空間與革命激烈碰撞,急劇互動,并被革命深深影響。同時,上海也是革命時一片混亂中各地逃官、難民的匯集之處,城市公共空間催生并見證著他們和上海市民在革命中的經歷和遭遇。總之,上海城市公共空間既是辛亥革命歷史記憶的重要發源地,也是各類人群經歷重大政治變遷的集中縮影,更是清末民初中國大城市公共空間轉型的個案之一。
本書主要圍繞清末民初上海的開放私園、街頭、店鋪、茶館、戲園、車站、碼頭等公共空間展開,在革命與城市公共空間碰撞、互動、影響的主線貫穿下,研究范圍包括革命與報館輿論,追悼會與革命烈士,革命與生意,革命與日常生活等內容。
本書的時間跨度從1911年10月武昌起事開始,到1913年二次革命結束。這一時期,革命脫胎于1901年后上海所發生的大變化,又為上海之后的轉型添加了新變量,由此形成了對城市各個方面的強大沖擊,導致城市公共空間政治化的加強。通過這一研究,筆者希望能開辟一個新窗口,以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紀初上海城市的政治、社會與文化。
聚焦1911—1913年的上海社會,全面考察革命浪潮與城市空間的互動。
作者透過報界輿論、烈士追悼、商業運作與市民生活四個維度,解釋辛亥革命如何塑造了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間。
圍繞清末民初上海的開放私園、街頭、店鋪、茶館、戲園、車站、碼頭等公共空間,化用新文化史等前沿視角,作者復線重建了歷史的豐富面相,諸如革命黨人的輿論與行動,知識精英的記憶重構,普通市民在金融動蕩中的生存策略,革命沖擊下的民眾心態。
注意分析史料源流,通過綜合運用檔案、方志、報刊、畫報、日記、書信、紀念冊、小說等多元史料,揭示出上海城市公共空間在制造革命合法性的同時,亦呈現出國家力量與公共空間之間的張力。
作者簡介 · · · · · ·
瞿駿,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出版《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間研究》(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天下為學說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大風起兮:地方視野和政治變遷中的“五四”(1911—192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等。
目錄 · · · · · ·
導 言
第一章 報刊與革命
第一節 “震驚氣盛”之消息——制造上海報
第二節 攪動天下視聽——閱讀上海報
第三節 “何種激烈手段對付皆所不辭”——報館之毀
余 論
第二章 追悼會與革命
第一節 “振大漢天聲”之后——英雄系譜書寫與追悼會
第二節 淘洗與壓抑——烈士的生成
第三節 威權與博弈——追悼會的現實情境
第四節 潛流與重現——烈士與革命歷史記憶的傳承
第三章 生意與革命
第一節 復相的呈現——生意中的偉人將帥
第二節 在商言商——生意與商家
第三節 選擇與放棄——生意與消費大眾
余 論
第四章 日常生活與革命
第一節 赴上海之路
第二節 短暫失序的上海
結 論
附錄:入上海與居上海——論清末士人在城市的私誼網絡(1895—1911)
參考文獻
原版后記
新版后記
新版后記
此書是我博士論文的修訂稿,蒙譚徐鋒兄盛情,能夠在山東大學出版社再版,這件事既讓我感到榮幸,同時也相當惶恐。
博士論文是一個學者的“起步”之作,能正式出版,又得再版當然是“榮幸”。“惶恐”則在當時三年匆匆,自己就沒有感到特別滿意,今日回看問題更多,不憚于“再版”是為了繼續留存些眾人的(實不敢妄攀公共)和私人的記憶而已。
記憶的一部分圍繞論文、寫論文的日子和在那些日子里相伴隨的師友。十幾年過去,舊版后記里提及的一些老師已駕鶴西去,有些老師在享受退休生活,有些老師則雖已退休,但依然筆耕不輟。提到的朋友們也都紛紛步入中年,感慨這個世界變化得大而且快。比較2007年和2022年有兩個感慨可以特別說一說。
一個是那時候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還沒有博士論文的大規模盲審,更沒有斤斤于點滴百分比的查重(按今日的說法制度建設太不完善)。讓我戰戰兢兢的是系里泰斗王家范先生的“明閱”。文章是自己跑到麗娃大廈,送至先生家中的,雖然跑過多趟,但心中仍然忐忑。先生照例和藹,道聲:“瞿駿來啦”,泡茶、點煙,開始他的“山海經”。裊裊煙霧間基本未語及論文,多言時政與足球,間或一兩句精彩的治學心得。一周后正式答辯,李蓓蓓老師先讀了一下先生的意見,多有洋溢自先生精彩文字的鼓勵和肯定,算是為答辯定了一個基調。由此我常想現在如此強調論文盲審和查重,大概和十來年間的變化有關。如家范老師般,作為一系、一校之定海神針的老先生越來越少,而且健在的老先生也確實越來越不愿意多講話(無論是批評的還是肯定的)。
另一個是從自己從博士畢業到獲得教職。期間雖然亦能感覺到一些競爭,但絕不如今天那么“內卷”(聽聞已到了人文學科博士在讀期間發表五六十篇文章的程度)。本校出身當時有很大機會留校,條件是導師推薦和系內老師的集體印象。我自己即是許紀霖師向系里提出推薦,征詢了教研室各位老師的意見,無大的反對就基本敲定了。比我先留校一二年的李孝遷兄、孟鐘捷兄也基本是這樣的流程。由今日觀之,前述兩位老友都早已是各自領域內的中青年翹楚,可見留本校畢業生和簡化留校程序或并不至于一定只有“近親繁殖”的負面作用。
記憶的另一部分則關于自己的生命歷程。前面已提到本書問題不少,大的問題有二:一是并未能多觸及辛亥革命的基本問題和根本問題,多的是取巧的研究角度,少的是扎實的史事重建。二是多一些西化痕跡,少了些中國味道。楊國強老師看完就提示說:“寫得還可以,讀過點書。但外國書讀得太多,中國書讀得太少”。
不過此次再版,我只對一些今日讀來太不愜意的文字做了些修訂,其余一仍其舊。書名原來因適應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叢書的整體需要而叫做《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間研究》,這個書名讓本書有了些“跨學科”意味,據聞常被歸于圖書館的“城市規劃”、“城市建設”方向。現改回當初自己擬定的書名。
之所以一仍其舊,是因為舊一方面意味著質量未必太高,但另一方面確是你生命的即時留存與切實反映,其中尤其可寶貴的是當時因年齡關系保留的一點棱角和銳氣。這些棱角和銳氣支撐我走在史學的寂寞之途,也帶來過途中的困擾和波厄。今日雖然看似棱角已平,銳氣頗消,中年油膩(曾有學生感嘆:也不知道您經歷了多少,才“進化”成現在“稍好”的樣子),但譚詠麟一首冷門歌《傲骨》中的歌詞仍是沒有忘記:“話到底我了解好清楚,不肯趁風轉”!
感謝魏若寧、陽菁青、韓千可、黃卓賢等同學為我核對引文和注釋。感謝“MY WAY”小組、“西山森林N園”小組,感謝我的家人,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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