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的中日風波,俄羅斯外交、軍事輪番上陣,用實際行動力挺中國。
繼怒批高市早苗 “厚顏無恥”之后,俄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就南京大屠殺發聲,揭露日本罪行。
話音剛落,中韓立即響應,向日本提出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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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檔案解密行動,成為引爆日本歷史罪行追責的導火索。2025 年 8 月,俄方在官網首次公開二戰時期日本 731 部隊研發生物武器的機密文件,這些塵封數十年的資料從全新維度還原了日軍的殘忍行徑。
文件核心內容來自日軍少校、細菌學家加藤常則的審訊記錄,他在 1948 年向蘇聯調查人員詳細供述了 731 部隊的運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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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解密材料,731 部隊在哈爾濱周邊鄉鎮多次實施活體試驗,將鼠疫、炭疽、霍亂等致病菌裝入炮彈發射,對數百名中國平民進行感染測試,隨后收集尸體與染病者數據,以確定致病菌的殺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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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 1947 年的蘇聯內務部專函顯示,該部隊每年因實驗死亡的人數超 3600 人,受害者包括中國人、蘇聯人和被判處死刑的日本人,實驗范圍涵蓋鼠疫、氣性壞疽、傳染性出血熱等多種致命病原體的研究。
文件還證實,1939 年至 1942 年間,日軍曾多次對蘇聯和中國邊境地區使用細菌武器,造成大規模人員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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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方的解密行動并非偶然。恰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80 周年,俄羅斯通過官方渠道公布這些鐵證,旨在敦促日本正視歷史。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隨后回應,稱這些資料再次證明日本軍國主義細菌戰事實不容抵賴,呼吁日本深刻反省。這一舉措超出高市早苗內閣的預期,原本聚焦于軍事擴張與外交博弈的日本政府,突然被卷入歷史罪行的追責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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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判決與民間行動雙線推進
俄方解密文件公布后,韓國迅速啟動對日索賠行動,形成司法判決與民間訴求相互呼應的態勢。2025 年 12 月 11 日,韓國大法院就二戰強征勞工受害者遺屬索賠案作出終審判決,維持二審結果,要求日本制鐵公司向原告支付 1 億韓元(約合 48 萬元人民幣)賠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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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起案件始于 2019 年,韓國籍受害者鄭某的遺屬起訴日本制鐵,一審法院曾以訴訟時效已過為由駁回訴求,二審法院援引此前判例推翻判決,最終終審判決確認了日企的賠償責任。
民間層面的索賠行動更為密集。12 月 9 日,240 名韓日法律專家在東京聯合發表《敦促解決歷史問題的韓日法律人士共同宣言》,這是兩國律師協會時隔 15 年再次聯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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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直指日本政府與企業長期拒絕執行強征勞工、“慰安婦” 等案件裁決,要求停止一切阻礙判決執行的舉措,同時提及靖國神社合祀韓國籍軍屬、“軍艦島” 強征歷史說明不足等未解決問題。
8 日,韓國籍 B、C 級戰犯遺屬組成的 “同進會” 也向高市早苗遞交請愿書,要求推動賠償立法并恢復家族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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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行動的核心依據是韓國司法體系的明確立場。2018 年,韓國大法院已在相關判決中認定,1965 年《韓日請求權協定》并不妨礙受害勞工行使個人索賠權,為后續一系列訴訟奠定基礎。
日本政府此前以協定為由拒絕賠償的主張,在韓國司法實踐中已失去支撐,這讓高市內閣在應對索賠時陷入法理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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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遺留與現實損害雙重追責
中國的對日索賠呈現歷史遺留問題與現實損害追責并行的特點。2025 年 12 月 10 日,中國勞工遺屬支持者團體在日本國會向日本政府遞交公開信,訴求包括承認強擄中國勞工的歷史事實、正式道歉、給予賠償,以及尋找并歸還在日遇難勞工的遺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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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公開信匯總了今年 9 月天津相關活動的共識,代表著大批受害群體的長期訴求。日本外務省官員接收公開信時僅表示 “令人遺憾”,承諾轉達相關部門,但未作出實質性回應。
除歷史索賠外,日本核污染水排放造成的現實損害成為新的追責焦點。自 2023 年 8 月 24 日福島核污染水排海啟動以來,中國全面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國內漁業、水產加工行業遭受直接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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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方監測數據,排海后東海部分海域放射性元素濃度出現異常,山東、遼寧等地漁民的捕撈量同比下降 30% 以上,部分企業因原料斷供陷入經營困境。中國相關行業協會已收集大量損失證據,正推動通過法律途徑向日方索賠,要求東京電力公司承擔經濟賠償責任。
歷史遺留的日軍遺留化學武器問題也持續引發索賠行動。近年來,中國多地仍有民眾因接觸日軍遺留化學武器受傷,相關清理工作進展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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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多次要求日本政府全面履行《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義務,加快遺留化武的回收與銷毀,并對受害者給予足額賠償。
俄方解密的 731 部隊細菌戰文件,進一步佐證了日本在戰爭期間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事實,為中方的歷史追責提供了新的證據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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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這場由俄方解密行動引發的索賠風波,暴露了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回避態度與現實利益的矛盾。高市內閣此前專注于推動修憲、強化軍事力量,試圖提升日本的地區影響力,卻忽視了歷史遺留問題對雙邊關系的潛在影響。
中韓的索賠行動并非偶然,而是受害國人民維護自身權益的合理訴求,俄方的檔案解密則為這些訴求提供了關鍵的證據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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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日本若繼續堅持回避歷史、拒絕賠償的立場,可能導致與中韓的關系進一步惡化,經濟合作、人員往來等領域都將受到影響。
而通過對話協商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正視受害群體的合理訴求,才是化解當前困局、實現地區和平穩定的根本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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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內閣如何在維護國內政治穩定與回應國際社會訴求之間尋找平衡,將成為影響東北亞局勢走向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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