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英港廢們終于又拾起了他們在香港的看家本領。

移英港廢們終于又拾起了他們在香港的看家本領。近日一場由近3000名移英港廢發起的抗議活動在英國倫敦市中心街頭舉行。
這一次，他們不是在銅鑼灣喊口號，而是在倫敦街頭舉牌子，只不過，這次他們喊的不是“民主自由”，而是“斯塔默別做叛徒”。
原以為換了國籍就換了命運，結果英國政府一紙新政，把他們打回了現實。
英國2025年11月突然收緊移民政策，卸下了“歡迎港人”的假面，原本許諾的5年拿永居，如今變成了至少10年才有希望。
更高的語言要求、更嚴格的收入門檻，直接把一大批港人擋在門外，尤其那道英語B2的關卡，放在本地人身上都不見得好過，更別說對不少港人來說，過去幾年都在快遞車上、廚房后堂中打拼，哪還有時間精進語法和詞匯。
英國政府嘴上說“制度改革是為了公平”，可真正公平的，似乎只是對那些高收入白人移民，留給港人的，是一張張看不清未來的居留申請表和越來越沉的生活賬單。
抗議發生在倫敦市中心，人數不多，聲勢卻不小，熟悉的標語牌、熟練的喊口號節奏，一切仿佛回到了當年的香港街頭。
只是這一次，不再有國際媒體聚焦他們的“抗爭”，也沒有西方政客站出來為他們背書。連英國主流媒體都選擇集體冷處理。
抗議者舉著“你們背棄了承諾”的標語，矛頭直指英國工黨政府，其中一些熟面孔，比如鐘翰林，也站在隊伍中。
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按照新政，他可能要等上40年才能拿到英國護照，當初大張旗鼓地離開香港，如今卻落得個“留也難、走也難”的窘境。
抗議活動最終以警方驅散收場，英國政府沒有任何實質回應，甚至連一份像樣的聲明都吝于發出。
面對曾經“熱情歡迎”的對象，如今卻冷若冰霜，這場抗議，更像是一面鏡子，照出了現實的諷刺。
很多移英港人原以為，離開香港就能過上想象中的“第二人生”。但現實是，大部分人在英國找不到匹配原有能力的工作。
數據顯示，雖然他們中過半數擁有學士或碩士學歷，但真正拿到穩定工作的不到一半，更扎心的是，大多數人被迫轉行，從教師、金融轉去送外賣、做清潔、跑快遞。
一位原本在香港年薪六萬英鎊的中學老師，現在在伯明翰只拿兩萬出頭；某位金融公司主管，如今在曼徹斯特的倉庫中做夜班，收入縮水七成。
那些當初離港時的“自由夢”，已經在一單單外賣、一桶桶洗潔精中被消耗殆盡。
更糟的是，英國生活成本本就高漲，物價飛漲、租金驚人，很多人不得不擠在郊區的合租屋中，日夜兼差維持生計，有人說，“在香港是被追著跑，在英國是累到喘不過氣”。這話聽著心酸，卻也真實。
回顧這幾年，英國對BNO港人的態度，從“歡迎光臨”到“請自理”，轉變得并不突然，早在2022年，英國內政部就曾暗示要對移民政策進行“審慎評估”。
本質上，BNO政策從一開始就不是人道主義，而是一場地緣政治游戲。
隨著保守黨大選失利，工黨上臺后立馬掀起移民制度改革，核心目標是減少財政負擔、抬高勞動力質量門檻。
港人只是這場政策調整中的“副產品”，被歸類進“低技能、低收入群體”中，自然首當其沖，斯塔默雖標榜“溫和理性”，但對港人抗議事件幾乎毫無回應，甚至沒有出面安撫。
這也揭示一個冷峻現實：在英國政府眼中，港人既不是選票，也不是稅源，唯一的價值，或許就是當初那點“對華態度”的象征意義，但現在，象征已不再重要，現實才是第一考量。
如今的移英港人，處在一個極其尷尬的位置，回去，意味著可能面臨法律追責，也會遭遇公眾冷眼；留下，則要承受高門檻、高成本、低保障的現實，許多人已不再奢望英籍，只求能維持基本生活。
不少人開始反思：當初那場“離港潮”，到底是出于理想，還是一場誤判？英國并沒有變得更好，只是他們選擇忽略了那些隱藏在政策背后的冷漠與算計。
對英國來說，這批港人已經完成了“政治符號”的使命；對港人自己而言，他們的未來，似乎被夾在兩個世界的縫隙里，上不著天，下不著地。
從香港街頭到倫敦廣場，港人的抗議聲沒有變，變的是他們所面對的國家，這場跨越半個地球的遷徙，最終只是換了個地方被現實教育。
英國用實際行動告訴世界：移民政策從來不是慈善，而是生意，靠外部庇護換來的“自由”，終究敵不過一紙政策的翻臉。
與其寄望他國，不如扎根自身。這才是每一個人，走向安穩未來最牢靠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