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古邑：秦至六朝江乘縣地望考述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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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18日，南京東郊棲霞山腳下的棲霞古鎮開街迎客。入口處新建一座石坊，額刻“江乘古邑”，使江乘這個消失了近一千五百年的古縣重回民眾視野。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公元前210年，始皇東游會稽，“還過吳，從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瑯琊”。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注釋：“江乘故縣在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本秦舊縣也。”唐初史地名著《括地志》亦言江乘建置于秦。嗣后直至六朝，除新莽時更名“相武縣”以及孫吳時推行屯田，并江乘、溧陽等縣為典農都尉轄地外，江乘一直存在，秦屬鄣郡，漢屬丹陽郡。永嘉南渡時，晉元帝在江乘置南瑯琊、南東海、南東平、南蘭陵等僑郡（俱無實土）。后來，南東海等僑郡又先后外遷。成帝咸康元年（335），應桓溫之請，晉廷以江乘為南瑯琊之實土，江乘即轉隸南瑯琊，桓溫“金城泣柳”便發生在江乘。開皇九年（589），隋滅陳，江乘并入江寧，從此消失在歷史長河中。若以公元前210年為江乘建置之年，那么扣除新莽的十四年以及孫吳的五十八年，江乘共存續727年。

或因江乘未曾誕生有影響力的人物，亦未發生過重大歷史事件，后世南京地區的方志以及南京史地研究的累累碩果中，言及江乘者甚少。江乘縣的轄境范圍，縣治的地理位置等問題均未得到解答，方志中也存在著模糊與矛盾之處。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詳細探討古江乘縣轄境四至、治所位置等問題，以期求教于方家。

一

東晉咸康元年前的江乘轄境

通觀史乘，自秦至六朝，除晉成帝咸康元年析江乘縣西境為僑置臨沂縣之實土外，江乘轄境未發生過大的變化。咸康元年之前的江乘，轄境四至大致如下：

（一）東界

《晉書·劉毅傳》《南史·宋本紀上》等記載，晉安帝元興三年（404），劉裕于京口（今鎮江）起兵，討伐桓玄。劉裕軍走陸路，自東向西望建康而進。“裕率毅等至竹里”時，桓玄將領皇甫敷、吳甫之亦率兵前來，雙方遇于江乘。《南史·宋本紀上》詳述此戰“帝（劉裕）躬執長刀，大呼，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遇皇甫敷······帝進戰彌厲，又斬敷首”，桓玄軍遂潰。誠然，“遇于江乘”應指雙方遭遇地點位于江乘境內，而非江乘縣治所在位置，但也說明從竹里往羅落橋方向行進時即入江乘境。

《太平御覽》地部“峴”條引《江乘地記》云：“（建康）城東四十五里竹里山，王途所經，途甚傾崄，行者號為‘翻車峴’也。”“王途”即官道，連接建康與京口。成書于南宋紹興年間的史地名著《六朝事跡編類》記載：“竹里山，《圖經》云：‘在句容縣’。《方輿地記》云：‘行者以其途傾險，號曰翻車峴。’鮑照有《行翻車峴》詩，即此山也。”南京歷史上第一部傳世方志、成書于南宋景定二年（1261）的《景定建康志》記載：“竹里路，在句容縣北六十里倉頭市。東有竹里橋，南邊山，北濱大江。父老云，昔時路行山間，西接東陽，繞攝山之北，由江乘羅落（橋）以至建康。宋武帝討桓玄，其路經此。”可見“竹里”是一個區域性地名，包括竹里山、竹里路、竹里橋，等等。

句容自漢武帝元朔元年（前128）置縣以來，縣治一直位于今華陽街道。縣北三十千米有倉頭村，是一座規模較大的行政村，屬寶華鎮。該村南為寶華山東麓，北距江岸雖有十千米，但皆為千百年來淤漲而成的圩田，南宋時距離江岸應當比較近。倉頭村以東三千米有自然村“祝里”，為水網縱橫的平原，屬下蜀鎮。從地理位置和村落規模看，倉頭與祝里應即《景定建康志》中的倉頭市和竹里橋。由倉頭村向西南可進入寶華山深處，再折向西，沿山路行十五千米即出山，進入南京市棲霞區，第一座村莊便名“東陽”。可見竹里山即今寶華山，竹里路即為自西向東穿越寶華山的山路。《景定建康志》記載羅落橋位于“（建康）城東北四十五里”，南宋時雖已更名為“石步橋”，但橋下河流仍名“羅落浦”，“又有羅落坊、羅落干、羅落山，皆在此處。今石步酒坊，名羅落坊”。石步橋今名“石埠橋”，亦是一座規模較大的村莊，位于九鄉河入江口的西岸，與攝山（棲霞山）西麓隔河相望。從東陽村到石埠橋，“繞攝山之北”確為一條路線，并且可以跨過九鄉河，向西南望建康而進。通觀《太平御覽》等史料，可見竹里路甚險，部隊施展不開。劉裕、桓玄兩軍“遇于江乘”，劉裕陣斬吳甫之時，劉裕軍應已走出竹里路，來到了東陽村一帶的平原。并且在擊敗吳甫之后，很可能便“繞攝山之北”進至羅落橋并擊敗皇甫敷。因此綜上所述，寶華山西麓應即江乘東界，以西屬江乘，以東屬句容。該分界線與今天的棲霞區、句容市界線或有較高的重合度。

不過，寶華山南麓的部分地區，今屬句容，昔時當屬江乘。桓溫“金城泣柳”，說出“木猶如此，人何以堪”的金城，原為孫吳時修筑的要塞，晉元帝渡江后立為南瑯琊郡治，因之又名瑯琊城。《六朝事跡編類》記載：“《寰宇記》云：‘晉元帝過江為瑯琊王，國人立也。其城在江乘縣界。’王隱《晉書》及山謙之《南徐州記》云：‘江乘南岸蒲洲津有瑯琊城，并立瑯琊內史以治之。’《圖經》云：‘在（上元）縣東北六十三里。’今句容縣有瑯琊鄉，亦其地也。”《景定建康志》也引用了上述內容。可見瑯琊城位于江乘境內，到了南宋，其地則屬句容。考《景定建康志》之《句容縣圖》，當時的瑯琊鄉東有“胄王山”，西有“烏射山”，南有“周郎橋”，北有一山，未標注名稱，但該山北濱大江，應為寶華山。胄王山今為胄王村，位于寶華山東南約五千米，屬下蜀鎮。烏射山今名“射烏山”，位于寶華山西南約五千米，屬棲霞區。周郎橋今存，位于寶華山正南二十千米，屬南京市江寧區，但東距句容城區只有五千米。可見南宋時瑯琊鄉中心區域即位于寶華山南麓。六朝時這里有一部分土地屬于江乘，說明江乘東界最遠也到達了寶華山南麓。《景定建康志》言瑯琊鄉“與（古）江乘縣界相接”，清〔同治〕《上江兩縣志》、〔宣統〕《上元江寧鄉土合志》俱言古江乘“地錯句容”，描繪出了江乘、句容邊界交錯紛雜的情景。不過，出版于2002年的當代《棲霞區志》稱寶華山全域皆屬江乘，江乘東境甚至可達祝里村以東約二千米的下蜀鎮，這一說法尚缺乏史料佐證。

（二）西界

南朝陳史家顧野王撰述的《輿地志》記載了南京歷史上著名的“白下城”的淵源：“白下城，本江乘之白石壘，齊武帝以其地帶江負山，移瑯琊居之。”即將南瑯琊郡的治所由瑯琊城遷至白下。《南齊書·武帝紀》載其事發生在永明六年（488）。白石壘即今南京城北的北崮山，該山北依幕府山，南望玄武湖，西至江岸約五千米，東至棲霞山約三十千米。“白石”以該山產石灰而得名，清末民國時猶有“石灰山”“白骨山”之名，后雅化為北崮山。前文已述，東晉咸康元年（335），朝廷析江乘為僑置臨沂縣之實土。今天在北崮山、幕府山周邊地區出土的六朝貴族墓葬中，多見“窆于瑯邪郡臨沂縣”“葬于瑯耶臨沂縣”等銘文，《宋書·明帝紀》載宋明帝劉彧葬于“臨沂縣莫府山高寧陵”，可見今幕府山沿線均系江乘轄境。

幕府山之山勢，由西南而東北，西南自上元門始，東北至燕子磯終。上元門再往西南，沿江灘行約三千米，為閱江樓所在的獅子山（古稱“盧龍山”）。隋唐以前，南京玄武湖水域甚廣，直通大江（今金川河即其遺存）。入江口即上元門、獅子山之間的平陸。獅子山往南，丘陵綿延約五千米，至石頭城而終。當代學者結合史料以及南京地區出土秦漢文物考證，秦秣陵縣治應位于石頭城，即繼續使用楚金陵邑城，而非《建康實錄》以及部分地方志所言位于今南京城南二十千米的秣陵街道。漢高帝六年（前201）縣治南遷至冶城，直到西晉太康三年（282）才遷到今秣陵街道。筆者認為，古玄武湖應即江乘、秣陵的天然邊界，江乘轄境西界便是幕府山之西南隅，今上元門濱江地區。

（三）南界

古玄武湖橫亙今南京城北部，西起江口，東至鐘山。吳大帝時，易鐘山之名為“蔣山”。《宋書·武帝紀》載宋武帝劉裕“葬丹楊建康縣蔣山初寧陵”。建康自秣陵分，領秦淮河以北土地，是以鐘山古屬秣陵。鐘山以東二十五千米是以溫泉而著名的湯山。《六朝事跡編類》引顧野王《輿地志》云：“江乘縣南有半陽泉，半冷半熱。”同時引述曾參與《宋書》修纂的史家山謙之《南徐州記》的記載作為補充：“半陽泉······熱處可爛物，冷處如冰。熱處魚入冷處即死，冷處魚入熱處亦死。民種稻則溉熱水，一年再熟。”《江乘地記》作“半湯泉”，并指出其地位于“縣東南四十里”。后世史料中，《景定建康志》在記述湯山時，引佚名《吳郡錄》云：“江乘縣有湯山，出溫泉二所，可以治疾。”引西晉史學家張勃《吳錄》云：“丹陽江乘縣有湯山，出溫泉三所。”《吳郡錄》與《吳錄》雖未記載半冷半熱的半陽（湯）泉，但今南京市長江以南和句容市茅山以西的廣大轄區中，出溫泉者唯湯山，因此可以確定湯山古屬江乘。

從湯山出發，向西南行進約二十千米可至古鎮淳化（今屬江寧區）。《南齊書·皇后列傳》載齊明帝皇后劉氏“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六朝事跡編類》認為張山“今隸淳化鎮之北”。《景定建康志》引石邁《古跡編》：“（張山）在城東南三十里，淳化鎮之北，舊隸江乘縣。”淳化向東五千米有村名索墅。1985年2月，索墅磚瓦廠發現一座西晉墓，墓磚上刻有“姓朱，江乘人，居上描。太歲庚子，晉平吳，天下太平”字樣。“太歲庚子”即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可見淳化一帶古屬江乘。

綜上所述，江乘南界首先是古玄武湖，然后是鐘山之北麓，復折向東南，至淳化、索墅而止。淳化、索墅位于今江寧區東部，索墅再向東五千米即至毗鄰句容市區的周郎橋，但索墅北距棲霞山足有三十千米，江乘地域之廣可見一斑。

（四）北界

江乘北界即長江。隋唐以前江面甚廣，江水直逼幕府、棲霞、寶華諸山之北麓。

二

東晉咸康元年江乘與臨沂的分置

永嘉南渡前，臨沂為瑯琊郡屬縣，同時也是瑯琊王氏故里。南渡后，王氏為東晉最顯赫的世家，臨沂也因此獲得實土。臨沂與江乘的分置，有咸康元年與咸康七年（342）兩種記載。《宋書·州郡一》載咸康元年“桓溫領（南瑯琊）郡······求割丹陽之江乘縣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臨沂縣”。顧野王《輿地志》認為分置于咸康七年。唐代學者許嵩的《建康實錄》則將此事與咸康七年四月發生的“土斷”聯系在一起：“是月，詔實編戶，王公以下皆正土斷，白籍。分江乘縣西界置臨沂縣，屬瑯琊郡。”《景定建康志》等方志均從咸康七年說。筆者認為，“土斷”指的是晉廷針對永嘉南渡時南遷定居南方各地、戶口登記在僑郡和僑縣的民眾，實行的將其戶籍改為實際居住地，從而更有效地征收賦稅的政策。那之后，很多僑郡、僑縣都遭到裁撤，而咸康七年朝廷在實行土斷的同時，又賜僑置的臨沂縣以實土，似有矛盾之處。因此，咸康元年分置江乘、臨沂的可能性較大。當代學者亦認為咸康元年說較為可信，“與桓溫領郡的史實也較統一”。

江乘的哪些土地被分割出來置臨沂縣？《建康實錄》認為是江乘西部土地，但《景定建康志》卷15《疆域志》同時有“析（江乘）南境為臨沂”和“分江乘西界僑置（臨沂）”的記載。結合其他史料，臨沂當是析江乘西境而置。例如《景定建康志》卷17《山川志》記載：“臨沂山，在（建康）城東北四十里······東北接落星山，西臨大江，西南有臨沂縣城。”《六朝事跡編類》稱落星山得名于吳大帝時筑于此的落星樓，同時指出“今石步（橋）相去一里半，有落星墩。里俗相傳，即當時建樓處，今去城四十里”。如前所述，石步橋位于棲霞山西北麓，九鄉河入江處。石步橋的東、南兩面皆是棲霞山山體，北為大江，因此落星墩只能位于石步橋西，應為與棲霞山隔九鄉河相望的北象山。臨沂山則是北象山西南方向一千米的南象山。臨沂故城則再向西南，或位于今滬寧城際鐵路仙林站附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南象山北麓的甘家巷，出土了大量的六朝墓葬，許多墓志銘稱葬地屬于臨沂。如南朝宋《明曇憘墓志》稱墓主“窆于臨沂縣貳壁山”，梁《故侍中司空永陽昭王墓志銘》載墓主“葬于瑯琊臨沂縣長干里黃鵠山”。是以，臨沂當是析江乘西境而置，兩縣或以九鄉河為界。前述宋明帝劉彧葬于“臨沂莫府山”，也充分說明東起九鄉河、西至幕府山的江乘西境俱屬臨沂。臨沂析出后，江乘轄境縮小將近一半。

應當指出的是，《輿地志》有“幕府山在臨沂縣東八里”之記載，與《景定建康志》有關臨沂縣治的記載不符。清代學者顧祖禹認為，《輿地志》中的臨沂縣，應當是指齊永明六年（488）后的臨沂縣。該年南瑯琊郡治由金城遷白下，臨沂縣治很可能一并遷移。“齊永明中，始移郡治白下，縣亦移焉。梁敬帝時，陳霸先大破齊人于幕府山，追奔至臨沂，即此。”雖然從整體上看，幕府山位于白下城即今北崮山以北，但幕府山主峰勞山則位于北崮山東北方向，相距約四千米，與《輿地志》所述相符。此前的臨沂縣治距江乘較近，徙白下后，有利于朝廷強化對長江以南、玄武湖以北地區的治理。

三

江乘縣治的位置

與“臨沂系析江乘西境抑或南境而置”的爭議類似，江乘縣治的具體位置，史料記載也有不同。

顧野王《輿地志》除“江乘縣南有半陽泉，半冷半熱”一語外，還有另一段關于江乘縣和攝山（棲霞山）的記載被《景定建康志》引用：“江乘縣西北有扈謙所居宅村，側有攝山。山多藥草，可以攝生，因名焉。”此二處均使用“江乘縣”三字，應意在提示讀者半陽泉、扈謙所居宅村的方位要以江乘縣治為中心來確定。唐代高僧道世《法苑珠林》引《梁京寺記》云：“齊棲霞寺在南徐州瑯琊郡江乘北鄉頻佳里攝山之中。”“頻佳里”雖已無考，但以縣治為中心，以東南西北等方位劃分諸鄉，是古代通行的做法。是以，江乘縣治當位于棲霞山以南、湯山以北方圓十千米的范圍內。江乘浦很有可能便是今天發源于湯山、向北蜿蜒至棲霞山西麓、最終在石埠橋入江的九鄉河。

然而，《景定建康志》卷19《山川志三·江乘浦》，引山謙之《南徐州記》云：“江乘縣西二里有大浦，發源于石城山，東入大江，因縣為名。”當代學者從歷代文獻中輯出的《南徐州記》則作如下表述：“江乘縣西二里有大浦，發源于石城山，東入大江。此山與盧龍、幕府諸山相連，迤邐達于江口。”石城山即石頭城，盧龍山即獅子山。依此觀點，江乘縣治當位于石頭城或獅子山、幕府山以東不遠處，距棲霞山有三十千米之遙。此說對后世產生了較大影響。明代學者陳沂《金陵古今圖考》一書中，《秦秣陵縣圖》《漢丹陽郡圖》《孫吳都建業圖》《東晉都建康圖》《南朝都建康圖》均將江乘縣治標記在盧龍山東麓。清代史家史學海《六朝故城圖考》中，《建鄴圖》《建康圖》標注的江乘縣治與《金陵古今圖考》相同。近年來不少出版物和互聯網文章亦從此說。

其實，早在成書于明萬歷五年（1577）的〔萬歷〕《應天府志》中，編纂者便表達了對《南徐州記》的質疑：

江乘縣，《史記正義》并《括地志》俱云在句容北。《通鑒》注在建業東北，而《（金陵古今）圖考》辨其在西北。蓋本《南徐州記》《（景定）建康志》但考諸地理。始皇還過吳，遂并海上，則《正義》《括地》足征。況臨沂自江乘分，豈容在西北哉······父老謂竹里路昔時路行山間，達攝山之北，由江乘羅落以達建康，是江乘在東北無疑。

攝山······有水注江乘浦，入攝湖，即秦始皇所從渡江者。而（舊）志云江乘浦在（上元）縣西北。豈有兩江乘浦哉？考之在東北者為江乘浦，故縣以江乘名；在西北者為江寧浦，故縣以江寧名。《圖考》誤。

筆者認為，〔萬歷〕《應天府志》的編纂者對《南徐州記》的質疑是有力的。首先考諸隋朝以前的史料文獻，能夠佐證江乘縣治位于石頭城東麓的，只有《南徐州記》中的只言片語，屬孤證。并且隋唐以前的南京地區，大江位于石城山西麓，江水直撲石頭城。石頭城東流之水應在臺城一帶注入作為建康護城河的潮溝，或稍向北直入玄武湖，不存在“東入大江”的條件，《南徐州記》此言未必準確。更何況臨沂系析江乘西境而置，若江乘縣治位于石頭城東麓，則臨沂轄境只有石頭城、盧龍山等寥寥數座丘陵矣。相比之下，江乘縣治位于棲霞山南麓得到了《輿地志》《梁京寺記》等不同種類史料以及考古挖掘資料的支持，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值得一提的是，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學者陳毅撰述了棲霞山第一部專志《攝山志》，其中記載了一座位于棲霞山東南約三千米，名叫江乘的村莊，陳毅認定它為江乘故城：“古江乘縣去攝山三里許，今尚有居民數百家，殘垣廢郭，歷歷可指。”修纂于同治十三年（1874）的〔同治〕《上江兩縣志》亦云：“隋裁江乘，其地分入丹徒、句容、江寧三縣，而今上元東北江乘村，固古縣治也。”據當代《棲霞區志》記載，江乘村又名“江嵊”，清光緒年間，該村發展為鄉治，“并長林、清風、北城、慈仁四鄉為江乘鄉”，民國時期撤銷；20世紀70年代，因村西開挖水庫（今仙林湖公園），易名“西湖村”，但村小學仍名“江嵊小學”；1999年，村里集資建成一座高七米的“古邑江嵊”牌樓。從地理位置上看，西湖村位于棲霞山東南、九鄉河以東，符合史料中有關江乘縣治的記載。村民選擇在村西頭開挖水庫，說明村莊地勢較高，陳毅“殘垣廢郭，歷歷可指”一語或不虛。1987年，供職于南京市地方志辦公室的周建國先生考察了西湖村，“欣然見‘廢郭殘垣’，依舊橫亙村北，村里人稱‘土城腳’”。誠然，由于在《景定建康志》等成書于《攝山志》之前的方志史料中，甚至在《板橋雜記》等南京本土筆記文獻中，均未發現江乘村的蹤跡，而且從隋到清，歷史走過了將近1200年，因此在更直接的證據出現之前，尚不宜將江乘村與古江乘縣治劃上等號。近年來，因仙林大學城開發建設，西湖村整體搬遷至攝山星城，江嵊小學并入攝山星城小學，“古邑江嵊”牌樓被拆除，土地也被重新平整，“殘垣廢郭”徹底消失。西湖村故地位于今棲霞區仙林湖公園以東，地鐵4號線仙林湖站和仙象路36號“中海觀文瀾”小區以北，目前是一處正在開發建設中的地塊。

四

小結

綜上所述，金陵古邑江乘縣始于秦、終于隋，存續歷史長達700多年。東晉咸康元年以前，江乘轄境甚廣：東至寶華山西麓（部分地區至寶華山南麓），西至今幕府山西麓上元門，南以古玄武湖入江水道和紫金山北麓與秣陵為界，東南方向可達今江寧區淳化街道，北濱大江。咸康元年（335）江乘西境析為臨沂縣實土，二縣以棲霞山西麓的九鄉河為界。江乘縣治位于棲霞山以南、湯山以北的區域。清代文獻中出現了一座叫“江乘”的村落，位于棲霞山以南約三千米，疑為古縣治所在。江乘村后易名西湖村，如今已整體搬遷，故址位于棲霞區仙林湖公園以東。

隋開皇九年（589），江乘縣被裁撤。1400多年后的2019年，句容市將312國道寶華山段命名為“江乘大道”。2023年，棲霞老街也豎起“江乘古邑”牌坊。這雖然使古縣名重新進入公眾視野，但江乘大道位于寶華山腹地，實為昔日的竹里路；棲霞老街位于棲霞山西南麓的入山口，六朝時可能為攝湖水域，宋代形成“棲霞市”。用江乘來“冠名”，反而會使公眾誤認為此地系江乘故治。是以相關部門應加強協調，規范古地名的使用。據西湖村故地施工現場張掛的“建設工程規劃許可公示牌”顯示，這里正在建設一座社區服務中心和一座小學，“江乘古邑”坊不妨移至該處。或者另行建造亭臺、石碑，提醒人們這里曾是一座叫“江乘”的村莊，也是最接近古江乘縣治的地方。小學若能恢復“江嵊小學”舊名，則更有利于歷史記憶的保存和地名文化的弘揚。

作者：徐進

來源：《江蘇地方志》2025年第5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王玉鳳

校對：耿 曈

審訂：宋柄燃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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