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欒豐實：大汶口文化西進的“橋頭堡”如何改寫史前歷史？

【編者按】

河南省永城市王莊遺址是目前所見大汶口文化分布區最西端的一處高等級聚落，其獨特的文化面貌與復雜的葬俗，引發了學界對史前文化傳播、社會結構與早期國家形態的新思考。

我們特別邀請山東大學欒豐實教授，從大汶口文化研究的視角，解讀王莊遺址的學術意義與其在中華文明探源中的獨特地位。

受訪人：

欒豐實，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長期從事新石器時代考古、尤其是大汶口文化與海岱地區史前文明研究，在考古學文化譜系、早期國家形成等領域有深厚積累。

大象新聞記者：王莊遺址地處豫東，離大汶口文化核心區較遠，為何認定它屬于大汶口文化系統？

欒豐實：判斷一個考古學文化的歸屬，要綜合聚落、墓葬、器物等多方面特征。王莊遺址最直觀的證據來自兩個方面：

一是墓葬習俗。這里發現的墓葬頭向基本朝東，隨葬品豐富，多數使用木質葬具，這些特征與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高度一致，而與中原同期文化明顯不同。

二是陶器組合。陶器是考古學文化最敏感的“指紋”。王莊出土的陶器中，約70%以上屬于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器物，比如陶鬶、背壺等器類，以及青灰陶的質感與制作工藝，都具有鮮明的大汶口風格。盡管也融合了一些其他文化因素，但主體文化屬性明確，屬于大汶口文化系統。

因此，王莊很可能是大汶口文化在向西擴散過程中形成的一個地方類型。

大象新聞記者：在豫東出現如此高規格的大汶口文化聚落，對理解該文化的擴張有什么價值？

欒豐實：意義非常重大。以往我們認為，大汶口文化早期主要分布在山東及周邊，西部邊界大致在微山湖—運河一線。但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約公元前3500年之后)，隨著社會發展和人口增長，東方族群開始沿淮河向西遷徙，進入豫東、皖北地區。

王莊遺址正是這一“西進運動”的關鍵實證。它規模大、等級高，從已發現的環壕、高等級墓葬來看，應是一個區域性的中心聚落，甚至可能是一個早期政治實體的“都城”。這說明大汶口文化的西進不是零散的滲透，而是有組織、成體系的拓展，并在新地域建立起符合其傳統的統治與文化網絡。

大象新聞記者：王莊墓葬中出現的“有意打破”葬俗——即后期墓葬故意挖開早期墓穴，卻不破壞原墓主遺骨與隨葬品，形成上下疊壓的奇特現象。這在大汶口文化中常見嗎？

欒豐實：這種葬俗在大汶口文化核心區并不多見，但在少數遺址中有類似發現。比如山東一些大汶口中期墓葬，也曾出現在同一墓坑內分層埋葬的現象，可能與家族合葬或特定儀式有關。

王莊的這種“有意打破”，可能反映了該群體在遷徙到新地域后，既保持東方葬俗傳統，又融合當地觀念形成的獨特儀式行為，是研究文化適應與信仰變遷的重要線索。

大象新聞記者：王莊遺址是否已能稱為一個“古國”？

欒豐實：從現有發現看，王莊所代表的社會很可能已進入早期國家階段。

判斷標準主要有三：

一、明顯的社會分化。墓葬規模懸殊，大墓如M27面積達17平方米，隨葬玉器、象牙器等高等級物品，而小墓僅一兩件陶器，說明階層制度已確立。

二、禮制初步形成。玉器、陶器等不僅用于隨葬，更具備禮儀功能，如玉鉞、成組石圭等，是權力與儀典的物化體現。

三、都邑性中心聚落的出現。遺址面積約63萬平方米，設有環壕，應是區域內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

但若要最終確認其為“古國”，還需更多證據：比如大型公共建筑(如宮殿類遺址)、城墻或系統防御設施，以及通過對周邊地區的區域系統調查，看看是否形成了“都、邑、聚”三級結構的聚落群。

王莊的發掘才剛開始，未來持續工作，有望為我們揭示一個5000年前、位于文化交匯地帶的早期國家面貌。

大象新聞記者：王莊遺址如何體現史前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欒豐實：王莊處在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東方與中原的文化交匯帶上，出土器物鮮明體現出“多元融合”的特征：陶器群中，可見屈家嶺文化的瓦足鼎、良渚文化的貫耳壺、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改制器等；

玉器中，雙聯璧帶有紅山文化風格，錐形器則與良渚玉器相似。

這種融合并非簡單復制，而多有本地化改造與創新。例如良渚的“雙鼻壺”在此演變為平底貫耳壺，既吸收南方器形，又適應本地陶藝傳統。這反映出王莊先民具有開放的文化心態與較強的整合創新能力。

大象新聞記者：您如何總體評價王莊遺址的學術意義？

欒豐實：王莊遺址的發現，改變了我們對大汶口文化西部邊界與社會發展水平的認識。它證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期，東方族群已深入豫東，建立起具備復雜社會結構的區域政體。

如果后續能厘清其聚落布局、找到高等級建筑、明確聚落等級體系，王莊及周邊地區將成為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研究中的重要區域，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提供又一個關鍵例證。

目前工作仍在起步，建議持續開展系統發掘與區域調查。堅持十年、二十年，很可能會有更震撼的發現，為我們理解史前中國的文化互動、社會復雜化與國家起源，打開一扇新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