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小鎮做題家，如何面對生活困境與智識困惑？

近年來，自老一輩農民工返鄉現象之后，大量年輕人也紛紛從北上廣等大城市返回家鄉，或落腳于所在省份的省會城市，或回到父母身邊的地市城市，也有一些尋找替代性的落腳城市。這些青年都有著高等文化智識水平，也曾享受過一線中心城市的都市文化，都曾埋頭于光鮮亮麗的寫字樓間，而后又選擇了逆向的軌跡。無論是從小城鎮向大城市進軍，還是從大城市向小城鎮逃離，這些群體中的某部分人，還被稱為“小鎮做題家”。網絡梗詞的喧囂背后，刻畫著這一代人的心靈寫照。

逃離與歸來，命運與時世，不僅是諸多文學作品的常青議題，也是往昔歷史人物的生命寫照。身處任何時代的讀書人，無論是生活還是智識，都或多或少會與時代之間形成互動：有些人能夠順勢而為，有些人或許逆潮而動。每每生命與時代之間產生摩擦時，總不免回望不同時代的群體，希望能夠從中獲取某些啟示與力量，或在他們身上映照出自身的影子。大人物太過耀眼，難以成為普通人的對照；往往是那些小人物，因其未必身處歷史舞臺中央，更能貼合大多數人的內心。

歷史學人張藝曦以陽明學學人為中心，發掘明朝外省小讀書人的生活困境與智識困惑。從《陽明學的鄉里實踐》到《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張藝曦通過陽明學群體中的外省小角色，察勘時勢風潮如何影響這些外省讀書人的智識取向，他們的智識取向又如何左右自身在時代潮流中的抉擇路徑；身處時代漩渦，這些明朝外省的“小鎮做題家”們，如何去面對時代的困境，又如何在自我身上克服時代的限制？

《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出版后，小讀書人這一身份引起了頗多讀者的閱讀興趣，“小鎮做題家”的時興梗詞也隨即投射到這本書的閱讀取向之中。張藝曦通過地方讀書人的智識行為考察，討論了他們如何參與到時代潮流的興起運動之中，又如何被這股時代潮流所裹挾，進而被自己所參與的智識潮流所左右。智識取向之于文人命運，往往會因時勢與自我之間的強弱而發生浮沉。當時勢比人強之際，諸如歷史變革、思潮嬗變或社會動蕩的年代里，往往會因自身抉擇而發生命運改變；那么，明朝那些外省的小讀書人，又是如何以自身的經驗與智識去應對時代的？

很有意思的是，除去生活困境與智識困惑之外，張藝曦還從日常必須面對的尋常事物中發掘出了這背后的學術思想嬗變對讀書人的日常影響，討論了讀書人的記憶焦慮與時代思潮之間的隱秘關聯。甚至，他還曾考察了古代讀書人的睡眠觀念問題，發現它同樣與時代潮流之間有著非常隱秘而深刻的聯動效應。無論是睡眠焦慮，還是記憶焦慮，也是我們時代經常遭遇的自我焦慮。個體日常行為的尋常之處，究竟與時代潮流的觀念嬗變之間有著怎樣的隱秘關系呢？這些來自古代的憧憬與彷徨、困境與抉擇，是否能夠給予我們時代某些新的可能性啟示呢？

不過，談到陽明學，當下儼然將之視為成功學的典范之學。在面對人生的困境和生活的焦慮之時，這份來自明朝的經驗是否能夠幫助我們擺脫藩籬？在張藝曦看來，這依然還是需要回到陽明學運動本身來考察，才能明白陽明學何以會被后世輕易挪為流行積弊的心靈雞湯，才能懂得如何以正確的心態來閱讀和汲取陽明學；否則，“原本那種在千思百慮、人情物理中艱難省察、克己復禮的工夫被抽離了，只剩下一個鼓舞人心、讓人熱血沸騰的勵志概念”，徒然無用地“把言語文字的自我陶醉都當作毒藥”。

本文是江西學者嚴步耕對《歧路彷徨》作者張藝曦進行的一場訪談，下面是訪談實錄。

采寫｜嚴步耕

《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增訂本）》

作者：張藝曦

版本：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4月

作為運動的陽明學

讓明代的小讀書人現身

嚴步耕：您對陽明學中江右學派研究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在研究過程中，有怎樣的心得感想呢？

張藝曦：我進行江西研究開始得很早，大約是在2000年左右。當時臺灣的學術圈，特別是思想史領域，對江西的關注度并不高。所以，當我選定這個題目時，還有師長很關心地問我：“你確定要選江西嗎？”今日回頭看，我想當初的選擇是對的。作此選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首先，我們若回到傳統中國的脈絡，江西自宋代以來就是極其重要的文化中心，其地位絕不亞于江南地區。在整個陽明學的傳播過程中，江右陽明學派無疑是最重要的幾個學派之一。我們只需翻閱《明儒學案》就會發現，江右陽明學派不僅大儒輩出，知名的門人弟子也特別多，陽明學在各地的發展也極盛。

其次，20世紀90年代以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等大型古籍叢書的陸續出版，對我的研究助益極大。江西的許多文獻過去皆以善本古籍的形式存于圖書館，利用率不高。在這些文獻陸續印刷出版以后，大家才赫然發現，原來江西的文獻資料是如此豐富且完整。這些文獻資料，讓我們對江西的學術思想、生活文化及社會網絡，能夠做更專精而深入的研究；而且，越是研究，就越覺得這個地方潛力無窮。江西本就是文化中心，無論從哪個角度切入，都有非常多值得探討的議題，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嚴步耕：您曾多次做族譜府志的田野調查。學術史的書寫往往著眼于更大視野的思想脈絡，主要著眼于宏觀的思想層面或事件的時代影響；根據您所調查的族譜府志，它們對陽明學的學術史或社會史有著哪些方面的影響或補充？

張藝曦：傳統的思想史書寫，確實容易聚焦于大儒、大思想家，描繪宏大的思想脈絡。但這樣的視角，往往會忽略思想在具體的時空中如何被接受、轉化與實踐。我個人在研究過程中，常將思想史研究比喻為拼拼圖。宏大的歷史是一幅需要上千片拼圖才能完成的圖像，但我們手上往往只有百來片，且彼此未必相連。所以，我們必須盡量利用及匯整各方面的資料。我的研究較多利用文集與地方志，而族譜則是對這兩類資料作線索的補充。

我多次前往江西田野調查，尤其在金溪停留最久，所以此處便以金溪為例來談。我要特別感謝金溪當地的文物局，以及像方志辦的曾銘先生等地方人士，沒有他們的鼎力協助，我的考察大概只能事倍功半。也由于有他們的幫助，我才得以事半功倍。透過這些實地考察與族譜的搜集，至少以下幾方面對我在陽明學的研究有所補充：

首先，在前往金溪以前，我主要研究吉安地區，當時我較多利用文集與地方志這兩類資料，借此勾勒地方上的人際關系網絡，以及大儒與小讀書人的交涉往來活動。在金溪的研究中，除了文集與地方志以外，我加入了大量的族譜資料，這些族譜資料是我在當地田野考察所得，而借由這批族譜資料，則讓我可更具體而細節地看到地方上家族與家族間的連結與合作、兩族族人或子弟間的交流互動、共同師從的學者，以及合作舉行的講會活動。借此，我也可以更具體地了解陽明學如何通過這些關系網絡，而在當地流行及廣傳。

第二，讓更多小讀書人在歷史中現身。我的研究能夠聚焦于不知名的小讀書人，除了文集與地方志以外，也不少得益于族譜。小讀書人多數沒有文集傳世，必須在大人物的文集中傳記、行狀或墓志銘，搭配地方志，以尋找他們的蹤跡。盡管如此，仍有不足之處。加入族譜資料以后，則讓這些小讀書人的形象變得鮮活起來。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與族人的互動、在族中的作為，以及在地方事務上的角色。例如本書第九章對金溪的研究，就大量運用族譜，重現如櫸林車氏家族的動向，看他們如何從明初追隨吳與弼問學，到明中期族人車會同師從羅汝芳，參與到陽明心學的浪潮中。若沒有族譜，這些人物及群體動向就無法被看見。

明人容像中的小讀書人夫妻形象。弗利爾美術館藏。

第三，佐證思想風潮在地方的具體轉向。明末思想界發生了從陽明學到制藝八股文的轉向，但這個轉向在地方社會是如何具體發生的？族譜提供了生動的案例。透過對金溪各族的社集活動的考察，便可清楚地看到，許多原本以討論心性義理為主的理學講會，到了萬歷朝之后，紛紛轉型為以揣摩科舉文章為主的制藝文社。例如寶山與疏山，原本是吳悌與聶廷璧的講學之所，到了明末卻變成王化澄等人結社課藝之處。這種轉變反映了小讀書人在陽明學退潮、現實壓力加劇后所做出的選擇，這比任何抽象的學說闡述都更具說服力。

總結來說，文集、地方志與族譜的交錯運用，讓我們得以將思想史從書齋里的義理辨析，還原到充滿煙火氣的鄉里社會中。它讓我們看到，陽明學不只是一套“作為學說”的思想，更是一場“作為運動”的實踐。它不是由大儒單向灌輸的，而是由無數小讀書人在接受、傳遞，甚至簡化和再創作的過程中，共同形塑而成的。因此，討論江右陽明學派時，除了學術思想以外，也應具體落實到地方上的人物與事件，去談論思想的流變與發展。

嚴步耕：說到“作為學說”的思想和“作為運動”的實踐，在序言中您便將陽明學分為“作為學說的陽明學”和“作為運動的陽明學”，作為學說的“陽明學”需要“運動”才能真正成為陽明學，借此凸顯小地方小讀書人在整個陽明學思潮中扮演二傳手的重要作用，也正因這些小地方小讀書人的“運動”才使得陽明學不同于之前的程朱學。那么，在整個陽明學思潮中，如果我們把讀書治學當作一個過程，這些小地方上的小讀書人是如何參與整個思潮的接受、傳遞和創作的呢？

張藝曦：作此劃分，是為了凸顯陽明學何以能在明代中晚期蔚為風潮的關鍵所在。如果我們僅僅將陽明學視為王守仁及大儒們所建構的一套精深學說，我們就無法解釋它為何能產生如此巨大且深遠的社會影響力。因此，我才會特別區分“作為學說的陽明學”與“作為運動的陽明學”。前者是思想的源頭與核心，是大儒所創造的；而后者，則是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文化運動，而其真正的主角與推動者，則是那些在歷史上常被忽略的小讀書人。

我們可以從初期的接受、后續的傳播，以及小讀書人的動向三個環節來看。

首先，在陽明學興起之前，程朱理學作為官方正統，其繁瑣的格物窮理工夫，以及高不可攀的圣人標準，讓許多小讀書人陷入困惑與焦慮之中。他們在日復一日的苦讀中，時常感到心性與現實生活的捍格。而陽明學的出現，猶如一道光照進了暗室。“致良知”“心即理”等主張，將成圣的權威從外部的經典與圣賢典范，拉回到了個體的內心。這對當時的小讀書人來說，不啻是一種“從地獄脫身、從死亡中復生”的精神解放。此外，陽明學運動在嘉靖年間普遍帶有一種樂觀的社會改造理想，它為這些在科舉窄路上掙扎的讀書人，提供了一條在鄉里間實現自我價值、參與地方建設的替代道路，這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其次，在傳播的環節，小讀書人更是關鍵主角。大儒們的講學，多半在縣城的知名書院舉行，影響范圍有限。這些大儒的學術或思想，之所以能夠如投入水中的石子激起漣漪的關鍵，便在于小讀書人在鄉里間的家會與鄉會中所作的二次傳講。除了講學講會以外，像《傳習錄》、古本《大學》這類篇幅短小、易于流傳的小冊子，也成為他們傳播思想的重要載體。

第三，小讀書人對學說或思想的突破雖無貢獻，但他們的集體實踐與反饋，本身就是一種對陽明學的再塑造。當他們將“萬物一體”的理念應用于田土丈量、賦役改革等社會事業時，就是用行動詮釋和豐富著這門學問的內涵。值得注意的是，小讀書人的群體動向，最終甚至能反過來影響思潮的走向。當理想主義的熱情在現實中退卻，生計的焦慮浮上臺面時，正是這批小讀書人率先從講會轉向制藝文社，將陽明學從安身立命的終極關懷，轉化為相容于制藝八股文寫作的思想資源。這股由下而上的風潮，最終甚至迫使一些大儒也不得不開始在書院講席上討論制藝八股文。也可以說，小讀書人雖然不是思想的原創者，但他們是思潮的感受者、傳播者，更是形塑其最終樣貌與歷史命運的關鍵參與者。

身逢明清易代的學者方苞對科舉制藝的批判：“余嘗謂害教化、敗人材者，無過于科舉，而制藝則又甚焉。”

明代的“小鎮做題家”

以身入局

嚴步耕：小讀書人是您研究陽明學思潮的重點關注對象。《歧路彷徨》主要寫的是地方小人物，他們在科舉上可能不上不下，社會聲望又達不到大儒的地位，但在地方上卻有一定名望。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否類似于今日所言的“小鎮做題家”？這些小人物對當時社會的貢獻與作為，具體有哪些表現？

張藝曦：我因身在臺灣，所以先前不知道有“小鎮做題家”的名號，這個詞是近期才聽到。它讓我不禁思考：一個人如何在地方上找到自己的位置？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個社會是否提供了多元的發展管道與可能性。如果所有人都只能朝著科舉功名這條路去走去擠，過程必然會非常辛苦。畢竟，每個人的才華與天性不同，有些人就是能安坐書桌十年寒窗，有些人則不然，而這其實只是各人的才能差異有別而已。

明代的小鎮做題家們聚集在金榜前看自己是否考中。仇英款《看榜圖》局部。

陽明學的流傳，恰好在這方面為小讀書人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尤其在明中期，社會氛圍是相當樂觀的。在此氛圍下，不少小讀書人發現，人生除了科舉，還有很多其他事情可做。這些事情，不僅有價值、能得到社會肯定，也會有一些實質的報酬。

小讀書人在地方上可以有多方面的作為。大儒們在縣城的書院講學，而小讀書人在縣城聽講后回到鄉里，便會舉行基層的家會或鄉會，把大儒那些抽象或深奧的學說，加以轉化、簡化乃至片面化。由于小讀書人也生長于當地，所以很容易用當地鄉里的人事物進行舉例，來跟所講的內容相印證，幫助百姓更好地理解這些學說。除了家會或鄉會，小讀書人也會擔任塾師，教導鄉里的子弟。

另一方面，小讀書人也會推動家族事務，如纂修族譜，或負責鄉里的工作，如推行鄉約。當大儒推行田土丈量時，大儒是倡議者與規劃者，而實際上真正下鄉督導丈量的，其實是各鄉的小讀書人。

這些事務或工作，讓小讀書人得到另一個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也相當程度地掙脫了以功名為單一標準的價值體系。用現代的話來說，陽明學的傳播，在當時幾乎形成了某種“文化市場”，讓這些人除了追求功名以外，還有另一個場域供其發展。

嚴步耕：現在有許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輕人，因為生活不易而選擇回到二三線城市，甚至縣城。這與您書中描寫的扎根鄉里的小讀書人似乎有某種跨時空的呼應。借用一個不盡恰當的類比：陽明學的傳播有點像一場“文化下鄉”運動？那么，這場運動對于地方文化、鄉里建設的具體影響是怎樣的呢？

張藝曦：這個問題稍微復雜一些，我的前一本書《陽明學的鄉里實踐》就在探討這個議題。簡單來說，陽明學在深入基層的過程中，主要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

《陽明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

作者：張藝曦

版本：譚徐鋒工作室 |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3年6月

首先，它解決了學術思想轉化的問題。大儒們的學術思想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傳給鄉里間的百姓，因為那太過學術化，百姓不會有興趣。于是，需要一個中介角色，也就是小讀書人。小讀書人從各地的書院聽大儒講學后，便在自己的鄉里及家族，舉行更基層的家會、族會與鄉會。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必然會對大儒們深奧的學說進行簡化、轉化，甚至結合地方的具體情境與生活實例，用平實易懂的語言進行詮釋。正是這種在地化的轉譯工作，才使得陽明心學能夠真正穿透士紳階層，觸及鄉里間的基層民眾。這是兩宋以來程朱學從未達到的廣度與深度。

其次，它回應了基層百姓對于實用性的疑問：我學這個東西有什么用？能帶來什么好處？這里的好處不一定是金錢，而在于它能否解決實際問題。陽明學的門人弟子會透過具體的行動來證明學說的價值，例如他們在地方上推行鄉約，甚至親自進行田土丈量。我們都知道萬歷年間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對全國田地進行丈量，但根據今日學界的研究，其實這類田土丈量的工作，早在數十年前的嘉靖朝便已陸續在各地展開及進行。嘉靖朝已有土地紛爭的問題，而這批深受陽明學影響的小讀書人，懷抱信念投入到田土丈量、穩定地方秩序的工作中。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對當時開始出現混亂與紛爭的鄉里，進行秩序的重新整頓與穩定。

更重要的是，陽明學試圖建立一套獨立于科舉功名之外的價值觀。例如狀元出身的大儒羅洪先，按照傳統價值，他理應在官場上大展身手，但他早早辭官歸鄉，致力于講學。這正好向世人展示：人生的價值，不只有功成名就這一條路。唯有建立起這樣多元的價值體系，才可能真正吸引有理想的年輕人回到鄉里，并長久地留在那里。

嚴步耕：一種思潮興起之時，往往意味著另一種思潮會極力挽救自身的頹勢，或者進行某些方面的反擊；與此同時，新的思潮之所以能夠崛起，也因其不斷發起不同方面的進攻，二者之間處于互相角力的拉鋸之戰。陽明學與程朱學之間，又是如何進行拉鋸角力的？雙方進行了哪些方面的各自努力？

張藝曦：明中期的思想界，并非只有陽明學一枝獨秀而已。此前除了作為官方正統的程朱學以外，還有一批知名的程朱學主導思想界的走向。所以，在陽明學崛起過程中，必須同時與官方的程朱學及當代的程朱學者做角力。這場拉鋸戰，并非只有抽象的義理論辯，還涉及傳播策略、社會影響力，乃至在人才爭奪上展開。

首先，在思想核心上，王守仁直搗程朱學的根基，包括挑戰朱熹改訂的《大學》文本，提出恢復《禮記》中的古本《大學》。這不僅僅是版本考訂的問題，還直接動搖了程朱理學修養工夫論的基礎──對“格物致知”的解釋。王守仁將“格”解釋為“正”，將向外格物的工夫收回到內心的“正其不正”，而顛覆了朱熹的解釋。另一方面，“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等核心概念的提出，建構了一套以本心良知為最高權威、更為簡潔直截的學說，直接回應了當時許多人對程朱學繁瑣工夫的困惑。

其次，在傳播策略上，陽明學沒有局限在精英學者的書齋論辯，而是積極地走向鄉里基層，取得小讀書人的支持，而讓小讀書人成為其傳播的骨干。這種“覺民行道”的實踐性格，透過遍布鄉里的講會，將影響力深入基層，這是程朱學所不具備的草根動員能力。

此外，陽明學也利用像《傳習錄》這類小書的刊刻，以其生動的問答形式，極大地便利了思想的普及。而《朱子晚年定論》的編纂，則更具攻擊性，它借由輯錄朱熹晚年的一些言論，試圖塑造出朱熹晚年對自身學說有所悔悟的形象，以此來瓦解程朱學派的內部自信，這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及震撼。

明嘉靖刻本《傳習錄》序言。

面對陽明學的挑戰，程朱理學也有所回擊與辯護。當時的程朱學者，如羅欽順、毛憲等人，都曾與王守仁及其門人弟子如歐陽德、鄒守益，展開過長期的書信論辯。他們針對《大學》改本、格物致知等核心問題，逐條反駁陽明學的觀點，堅守朱熹的解釋，試圖捍衛學術的正統性。羅欽順的《困知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回應《傳習錄》所帶來的挑戰而作。

不過，兩方越競爭，就越相似。在一到兩代的競爭以后，程朱學者也逐漸意識到，單純的精英化路線已難以為繼。他們也更加注重學說的普及與傳播，試圖在陽明學所開展的社會場域中，與之爭奪聽眾和影響力。可以說，這場拉鋸戰的最終結果，是雙方在不斷的競爭與調整中，界線變得越來越模糊，彼此都吸收了對方的某些特質。

嚴步耕：這種拉鋸造成的精英思想下沉趨勢，正如書中所特別講到的，陽明學與程朱學等以前的思想流派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小地方小讀書人的以身入局，是否有點像今日的“得屌絲者得天下”？但也不得不談論事物的另一面，就像您在書中說的“解放的另一面其實會帶來更大的自我約束，反而讓人更容易陷入焦慮與緊張之中”，“充其量就是被生活及被文化所捆綁的人生”，人生之旅猶如理想抱負的人質生涯。對于小地方小讀書人而言，陽明學之于他們的人生影響，尤其是陽明學在道德良知方面的束縛，是否也影響了他們在社會或時代之中的人生抉擇或社會作為呢？對他們來說，究竟算是日光還是陰影呢？

張藝曦：“得屌絲者得天下”這個比喻很通俗，也很形象地點出了陽明學運動面向社會的特質，以及小讀書人群體在這場運動中的關鍵作用。然而，任何一場深刻的思想運動，對身處其中的個體而言，往往是一柄雙刃劍，影響都不會是單面或單向的。對明代的小讀書人來說，陽明學既帶來希望的“日光”，同時也投下了“陰影”。

從“日光”的層面看，陽明學將小讀書人從程朱理學那套繁瑣的工夫中解脫出來，告訴他們成圣的根基就在自己內心的“良知”。這讓許多在科舉道路上感到困惑和焦慮的小讀書人，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憑藉。

另一方面，陽明學“覺民行道”的實踐理想，為小讀書人開辟了科舉之外的另一條人生軌道。他們可以透過在鄉里講學、推行鄉約、參與地方建設等方式，來實現儒家的社會理想，并從中獲得價值感與人們的尊重。在明代中期的樂觀氛圍下，這甚至可以成為一種足以維生的生活方式，讓他們得以暫時擺脫科舉的單一價值束縛。

然而，從“陰影”的層面看，這場解放也帶來了新的束縛與困境。最核心的一點是，解放的代價是更沉重的自我監督。當道德的最高裁判權從外在的禮法與經典轉移到內在的良知時，個體就必須對自己每一個隱微的心思意念進行無時無刻的審視與克制。這種要求徹底誠實地面對自我、毋自欺的修養方式，反而比遵循外在規范要艱難得多，也更容易讓人陷入高度的焦慮與緊張之中。如王畿的弟子李萼，為了實踐良知，走路都要默數步數，唯恐步伐大小不一，這種近乎苛刻的自我約束，正是解放所帶來的另一面。

其次，是理想與現實落差所帶來的不安。陽明學初期給予了人們過分樂觀的承諾，讓小讀書人以為只須躬行此學，就能夠改造家、國、天下。然而，當他們發現在鄉里實踐中無法開展出更大的新天地以后，便會感受到理想的虛幻與無力。但另一方面，在受到陽明心學的啟迪以后，小讀書人已經回不去以前單純追求科舉功名的日子，這也使得陽明學從最初的精神甘泉，逐漸變成了一門沉重的功課。若用當代的話說，這甚至像是一種不得不背負的“知識的詛咒”。

不過，小讀書人并不永遠只有被動及消極接受命運的角色而已。盡管人微言輕，但群體的微與輕，在一代代地積累以后，終究會形成某股足以改動思潮走向的力量。明末小讀書人終于走出屬于自己的一條路，這條路所倚賴的不是大儒在思想上的創造，反而所憑靠的是小讀書人的群體轉向所帶來的制藝風潮。在此制藝風潮中，結合陽明學與制藝寫作，讓這兩門學問同時產生新的價值與意義。陽明學不再無益于科舉考試，而制藝八股文也不再只是應試之文，而成為一種新文體。為了寫作制藝所習的學問（古學），則被視為是有價值的學問。制藝與陽明學，過往不相干的兩條線，終于在此有所交集，而小讀書人也不必在兩者之間作出或此或彼的選擇。

盡管小讀書人不是大儒，個別的小讀書人無法以一己之力開創新方向，但他們并不是完全束手無策的。經歷幾個世代的累積，小讀書人終于還是走出主流以外的另一條路，進而成為新的主流。我在今年底將出版的《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對小讀書人的群體轉向及后續的變動發展，有比較詳細的討論。

嚴步耕：期待早日能拜讀到《小人物的思想史》。在序言中，也說到儒林大家與小讀書人因身份的異、同，使得整個人生出現了小徑分岔的不同結局或生活方式。大學問家與小讀書人，這二者之間的讀書治學、人生功業或生活方式，究竟存在著怎樣的不同對比，或者因為哪些因素帶來了這些不同的命運浮沉？也即，作為明代外省青年或者像今天的小鎮做題家一樣，這些偏遠地帶的小讀書人在面對人生抱負時，需要經歷怎樣的經歷，又該面對哪些人生焦慮？

張藝曦：大學問家與小讀書人的分野，確實是理解明代思想史與社會史的鑰匙之一。兩者雖都身處“讀書人”這個大群體中，但他們的人生軌跡，卻如從同源頭分岔出的兩條水流，流向了兩個方向。這背后的因素，既有個人的才情資質，也有社會結構的因素。

從讀書治學來看，大儒是思想的創造者與引領者。他們往往能夠切中時代問題的核心，提出原創性的學說，開宗立派。而小讀書人更多是思想的接受者、傳播者與實踐者。無論是為了科舉應試，還是在地方上教化鄉里、處理實際事務。他們對學問的理解，也必然經過簡化和轉化，以適應具體的應用場景。

從生活情境來看，差異就更加懸殊。大學問家擁有跨地域的聲望與影響力，他們是書院的主持者，是群體的領袖。他們在生活上可以專注于純粹的學術追求，相對超脫于日常的生計煩惱。而小讀書人的生活世界，則局限于在地的、鄉里的空間，而且在生活上必須直面生計的重壓。也因此，每當風潮轉變時，他們往往不會像大儒那樣堅持理想及立場，而是必須考慮家人的生計與個人的前途，于是便會隨著風潮而變。他們的無奈與選擇，可以更真實地讓人看到風潮的轉向與轉變。

明代普通讀書人的白日夢之一：善有善報得到貴人賞識。出自明崇禎刻本《二刻拍案驚奇》。

您將他們比作今天的“小鎮做題家”，兩方所面臨的焦慮，確實有著跨越時空的相似性。在面對單一的成功標準，兩方都不易擺脫考試的約束，所以他們的人生選擇極為有限，一旦考場失意，便很容易陷入自我懷疑與價值虛無的困境。于是，在追求理想的同時，如何應對眼前的生存壓力，便成為他們必須面對的問題。他們的人生，就是在個人抱負與現實困境的持續拉扯中，艱難地前行。

危機時世

小人物何以在焦慮中抉擇

嚴步耕：說到讀書行為帶來的人生改變，想起最后一章，您通過對中國讀書人的記憶焦慮，發現學術思潮與讀書記憶之間的關系，從日常必須面對的尋常事物發掘出了背后的學術思想嬗變之影響。同樣的，還有一篇沒有收錄書中的關于睡眠觀念的文章，同樣也是讀書人的焦慮，背后也與學術思潮有關。對于這兩者，也是今日讀書人同樣需要面對的事情。記憶焦慮、睡眠焦慮和學術思潮、觀念嬗變之間，為何個體行為與學術思潮之間，會存在著這樣的隱秘關系？或學術思潮如何影響讀書人的日常性行為？

張藝曦：這個問題觸及了我研究的核心關懷之一：思想史不應只是高懸于上的概念思辨，它最終必然會滲透到人們最日常、最私密的身體感知與生活實踐中。記憶與睡眠，這兩件看似純粹的個體生理行為，恰恰是觀測學術思潮如何作用于個體的絕佳窗口。它們之間的隱秘關系，根源在于學術思潮透過塑造理想的人格典范，并經由科舉制度的放大，最終將一種集體性的價值壓力轉化為個體的身體焦慮。

首先，每一個時代的學術主流，都會塑造一種它所推崇的理想人格。例如，當“博學”成為一種備受推崇的品質時，“一目十行、日誦萬言”這樣的描述，就不僅僅是形容少數天才的奇聞軼事，而逐漸演變并內化于人們心中的標竿與期待。它定義了什么樣的記憶力才是合格甚至優秀的讀書人所應具備的。同樣地，當學術競爭白熱化，刻苦成為被贊賞的行為時，“焚膏繼晷”“犧牲睡眠”就不再是無奈的選擇，而被賦予了積極的價值，成為勤奮向學的象征。

其次，科舉制度更進一步將這種壓力生活化及常態化。明代以制藝八股文取士，而制藝寫作高度依賴對儒家經典的精準記誦與靈活運用。這就使得超凡的記憶力，從一種令人欽羨的“才能”，變成應對考試所必需的“技能”。另一方面，科舉競爭日益激烈，錄取名額卻未能相應增加，這使得人們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時間來準備，從而必須壓縮睡眠時間。可以說，科舉制度就像一個巨大的壓力轉換器，把抽象的學術價值觀轉化成具體的、可量化的競爭指標，并直接作用于每個人的日常生活。

于是，科舉制度帶來的壓力便具體體現在個人的身體焦慮。個人會因為自己記性不好而痛苦，因為自己無法像別人一樣熬夜苦讀而自責。這種焦慮，表面上看是個人的能力或意志力問題，但其深層根源卻是因社會風氣而來的壓力。當社會普遍流傳著“鬼神也會半夜叫秀才起來讀書”的故事時，這種外在的壓力已經被徹底內化，變成了一種近乎超自然的道德律令，直接規訓著士人的身體與作息。從這個角度來看，陽明學興起批判“記誦剽掠之學”，強調內心頓悟，在相當程度上為那些深受記憶焦慮困擾的士人提供了另一種選擇和慰藉。

明代普通讀書人的白日夢之二：窮書生夢到神靈告訴自己考中了狀元。出自明刻本《狀元圖考》。

因此，個體的記憶與睡眠，并非孤立的生理現象。它們是制度及思潮的汪洋大海在個人這片沙灘上留下的潮痕。透過解讀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行為，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宏大的思想觀念是如何具體而微地塑造、捆綁，甚至改變著每一個活生生的個體。

嚴步耕：除去日常影響外，讀書行為之于文人命運，往往會因時勢與個體之間的強弱而發生浮沉。當時勢比人強之際，諸如歷史變革、思潮嬗變或社會動蕩的年代里，往往會因個人抉擇而發生命運改變，諸如李白與永王等古代例子，再比如書中的涂伯昌與反清之舉。回到王陽明的歷史故事中去，在正德年間王陽明平定寧王朱宸濠前前后后，地方讀書人或陽明學人是如何面對這股歷史動蕩的？

張藝曦：您提出的這個問題，恰好觸及了王陽明及其學說從思想家而走向傳說的關鍵時刻。正德十四年（1519），寧王朱宸濠在南昌的叛亂。對當時的江西士人而言，這不僅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更是一次嚴峻的生死考驗與信仰抉擇，并且呈現出在現實利害、儒家忠義與地方神秘主義之間復雜交織的圖景。

首先，在最直接的現實層面，這是一次殘酷的選邊站。朱宸濠身為世襲罔替的寧王，在江西經營多年，根基深厚，他刻意禮賢下士，廣泛結交地方士人，在叛亂前已然形成一股不小的勢力。當他舉起叛旗時，地方上的讀書人立刻面臨著攸關身家性命的抉擇：是順從這位近在眼前、手握兵權的藩王，還是效忠遠在天邊、反應遲緩的朝廷？其中的利害關系，對每一個個體來說都是巨大的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時任巡撫的王陽明，其作為就顯得格外突出。他并非坐等朝廷大軍，而是以驚人的決斷力與行動力，迅速動員地方力量，集結一支臨時軍隊。這說明盡管有部分人依附寧王，但仍有相當數量的讀書人，在儒家忠君理念的驅使下，選擇了追隨王陽明，投身到這場勝負未卜的勤王事業中。他們不僅提供了輿論支持，更貢獻了人力、物力與智力，成為王陽明能夠在短短數十天內平定叛亂的關鍵力量。

對于王陽明的門人弟子而言，這次事件的意義更為重大。它不僅是老師的赫赫戰功，更是其學說的完美印證。王陽明在危局中展現出的沉著、智謀與行動力，被門人弟子視為其致良知工夫達到極致后“內圣外王”的體現。平亂的成功，使得陽明學不再僅僅是心性修養的學問，更被證明是能夠應對現實世界巨大危機的經世致用之學。

這場動蕩，最終成為一塊奠基石，將王陽明從杰出的思想家，推上了近乎圣賢與神人的寶座。所以，我們看到一些記載談到，江西各地有不少人家都有王陽明的畫像，而且朝夕奉祀崇拜。這種崇拜畫像的行為，既顯示王陽明在許多人心目中已接近儒家圣人的地位，同時也為陽明學在江西乃至全國，達到下及于鄉里階層的流行，提供了很好的佐證。

王陽明畫像，明代形成了一股對王陽明的圖像崇拜。

更有趣也更深刻的，是地方士人如何從精神與文化的層面來理解和詮釋這場動亂。這就不得不提江西當地的凈明道信仰與龍沙讖預言。根據這則流傳已久的讖言，在許真君飛升后千余年，將有蛟龍作亂，并有八百地仙降世平亂。當寧王叛亂而被王陽明迅速平定后，便有人將這兩者附會起來。如董谷《碧里雜存》所載，叛亂初起，人心惶惶之際，竟有官員從袖中取出一本名為《許真君斬蛟記》的小書，書末赫然寫著：“蛟有遺腹子貽于世，落于江右，后被陽明子斬之”。這一發現，瞬間將王陽明的平叛行動，從一場單純的政治軍事斗爭提升到了應驗千年讖言、斬妖除魔的神圣層次。這種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詮釋，為他們的抉擇提供了強而有力的合法性與精神動力，也極大地鞏固了王陽明在江西士民心中的超凡地位。

嚴步耕：除去寧王叛亂前后的心理轉向，書中也寫到了陽明學衰敗前后的讀書人在求知治學方面發生了轉向，使得他們的人生選擇也隨之發生了易軌。陽明學在明中后期是如何走向衰敗的？當這種衰敗的氣象作用于小讀書人身上時，他們是如何面對自身曾經皓首窮經而求解的學脈衰敗的？文化內部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張藝曦：陽明學之衰，并非一夕間崩塌，也不是由外部力量的強行打壓所致，而是由內而外的轉型與退潮；關鍵則在于小讀書人，由于小讀書人的群體轉向，于是讓陽明學在極盛時，卻也同時走向衰微。陽明學走向衰微的原因，我認為是兩個層面因素交織的結果。

首先，是理想的幻滅與現實的壓力。陽明學在嘉靖年間之所以充滿魅力，原因之一是它提供了一種極其樂觀的愿景：讀書人可以透過在鄉里講學、推行鄉約、參與地方建設等方式，實現儒家的理想。相對于科舉帶給個人功名，以及成為官員以后經世致用的機會，在此愿景下，即使不做官，仍有覺民行道一途可供選擇。

于是在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下，經過一到兩代人的努力，覺民行道的實踐甚至可以說已達到某種程度的成功，但此時小讀書人卻發現，這份成功并未開啟更大的新天地。舉個不算很恰當的例子說，就像你打電動游戲破關了，但也就到此為止了。于是，人們勢必會尋求其他出路。

這就引出了衰敗的直接表現：一場由下而上的群體轉向。陽明學作為一場“運動”的活力，源自遍布鄉里、由小讀書人主導的鄉里講會。然而，萬歷朝中期以后，這些鄉里講會卻幾乎銷聲匿跡了。小讀書人一個個離開了講會，轉而涌入到更具功利性、更能直接幫助他們應對科舉的制藝八股文社之中，形成一股新的制藝風潮。有趣的是，身處頂層的大儒們對此反應相當遲緩，他們仍然在書院中堅持講學，有些人甚至講到明亡為止，卻未能意識到，構成他們影響力基礎的社會網絡其實早已瓦解。

那么，身處其中的小讀書人是如何面對這場群體轉向及新風潮呢？他們并非只是簡單地拋棄了陽明學，而是對其進行轉化與重新定位：陽明學被定位為有助于小讀書人更好理解儒經、寫好制藝文章的思想資源與工具。原本高懸的陽明學的愿景與理想，被收納進了現實的框架之內。可以說，小讀書人以一種實用主義的方式，延續了陽明學在他們生命中的作用。

這場轉向，也改變了江西文化圈的生態。原本以講會為中心、以討論心性義理為主要內容的學術活動，被以制藝八股文寫作為核心的制藝文社所取代。文化領袖也從鄒守益、羅洪先這樣的理學大儒，變成了艾南英、陳際泰等“江右四大家”這樣的制藝名家。整個文化圈的重心，從形而上的哲學思辨沉降到了極具技術性與競爭性的制藝八股文寫作上。一場新風潮就此興起，并主導了明末的思想文化世界。

嚴步耕：陽明學后期，江右學派內部出現的分裂，甚至還帶有反陽明學的論調。比如，書中寫到的涂伯昌，甚至在甲申亡國之際，還將天地裂變之罪全部歸責于致良知之說。明清鼎革后，這種論調更是被后世文人用于亡國之辯。但陽明學內部之人在鼎革前后發出這等論調，這就特別有意思了。為何連陽明學人內部都會將之歸因于此？后世對陽明學的亡國論，究竟是誠心之問，還是文化掩飾？

張藝曦：這個問題極為關鍵，它揭示了思想在遭逢巨大歷史創傷時，其所可能產生的自我反思。陽明學中人，特別是像涂伯昌這樣曾經深陷于其中的小讀書人，最終將亡國之痛歸咎于自身信奉的學說。這絕非偶然，而是長期焦慮與最終幻滅的痛苦爆發。至于這場亡國論是“誠心之問”還是“文化掩飾”，我認為答案是復雜的，它既是前者，也不免帶有后者的功能。

首先，我們必須理解，為何連陽明學內部都會產生如此決絕的反叛？這并非一時的情緒宣泄，而是源于長期的內心掙扎與理想的落空。以書中的核心人物涂伯昌為例，他的人生幾乎就是一部與陽明學搏斗的歷史。他早年深受心學感召，懷抱著成圣理想與經世熱情，卻在現實中四處碰壁。為了求道，他在吉安苦苦追尋卻一無所得。為了生計，他必須在心學的高遠理想與制藝的功利現實之間艱難徘徊。對他而言，陽明學既是精神的啟蒙，也是一門沉重的、難以完成的功課。

當甲申之變（1644年）的亡國慘禍傳來，這場天崩地裂的災難便成為一個殘酷的驗證，將他心中積壓已久的疑慮與不安徹底引爆。他在給友人的信中沉痛地反思：“天下之亂，本于人心，人心之壞，由于學術。窮源溯流，不能不致憾良知之說。”在他看來，明末士人之所以在危難之際“靦顏從逆”、鮮有“舍生取義之臣”，正是因為陽明學末流過度強調心性的領悟，而忽略了外在的躬行實踐，導致士風流于空疏、浮泛，缺乏應對現實危機的道德勇氣與實踐能力。對涂伯昌而言，這不是一個抽象的哲學推論，而是一個以整個王朝的覆滅為代價的、血淋淋的教訓。他的歸罪，源于理想破滅后的極度痛苦，是一種痛徹心扉的“誠心之問”。

而這場由內而發的質疑，也解釋了后世對陽明學的亡國論為何如此盛行。它并非全然是清代學者為了打壓前朝思想而進行的政治清算。事實上，最早、最猛烈的批判，正是來自明末清初那些親身經歷了鼎革之痛的思想家，如顧炎武、黃宗羲等人。他們的反思，與涂伯昌的感受是相通的，使他們亟欲倡導一種更為樸實、更重實踐的“實學”，以匡正學風的流弊。

但我們也不能否認，當這種論調成為某種流行的共識時，它也可能不自覺地帶上了“文化掩飾”的功能。一個王朝的覆滅，其原因是極其復雜的，涉及政治腐敗、財政崩潰、軍事失利、天災人禍、農民起義等多重因素。將這一切的罪責，高度集中地歸咎于某種學術思想，雖然不能說毫無道理，但客觀上也起到了一種簡化歷史、轉移焦點的作用。

對士及士大夫而言，將亡國歸因于學術之弊，無疑比直面自身階級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失敗來得容易一些，加上他們可以通過批判舊的學術典范、建立新的學術典范（如清初學術），來重新確立自身存在的價值與合法性。在這個層面上，對陽明學的批判，確實帶有幾分為整個士階層的失敗尋找借口的托詞。

因此，對陽明學的亡國論，我認為它始于少數人痛定思痛的“誠心之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論述的普及，也逐漸演變為一種帶有“文化掩飾”功能的集體歷史記憶。

嚴步耕：明清易代之后的亡國論，還有不少人歸因于時文取士，顧炎武就認為時文“敗壞天下之人”。《歧路彷徨》也談到了明中后期的制藝時文問題，還談到了明朝“教輔大師”艾南英，甚至他與陳子龍之間還因此發生武斗沖突。艾南英認為，文體的流弊與國運的衰敗之間存在著深層的關系，文風的好壞關乎政局的興衰，甚至他還認為明代的時文堪與漢賦、唐詩、宋文、元曲并列：“今之制藝，必與漢賦、唐詩、宋之雜文、元之曲共稱能事于后世”，像王陽明的事功之學、張居正的改革之略，八股文章同樣可以成為經國載道、治國理政的政治利器，要在文風文體上“盡鏟惡道”。如何看待艾南英的“文體國運論”？

張藝曦：這個問題觸及了晚明士人內心最深層的焦慮，也點出了艾南英這位人物在當時思想光譜中的獨特位置。

要理解他的“文體國運論”，我們首先必須將他與顧炎武等人對制藝八股文的批判區分開來。顧炎武是從根本上否定制藝八股文的價值，認為它敗壞人才，是導致明亡的禍根之一。但艾南英恰恰相反，他不是制藝八股文的摧毀者，而是充滿使命感的捍衛者與改革者。在他看來，問題不在于制藝八股文本身，而在于它被惡道所污染。制藝八股文，非但不是禍害，反而是關乎國運興衰、足以與漢賦唐詩并駕齊驅的一代之絕藝。

那么，艾南英所要盡鏟的惡道，究竟是什么？這就必須回到他對陽明心學的批判上。艾南英指出，陽明心學的流弊，在于其后學將心學中那種講求頓悟、追求易簡，帶有禪宗色彩的語言風格，帶入了本應嚴謹厚重的制藝寫作之中。他觀察到，王陽明本人及其早期弟子，在寫作用于科考的制藝時，依然遵循著傳統程朱理學的規范，他們將心性體悟的講論與應試的文章嚴格區分開來。然而，到了晚明，許多人把心學空談的習氣帶入制藝文中，導致文風變得浮泛、輕佻，缺乏堅實的學問根基。

這在艾南英看來是致命的。因為制藝八股文并非單純的文學創作，它是明代詮釋儒家經典、選拔官僚的唯一途徑。文章的風格，直接反映了作者的學術根底與思想品質。如果士人習慣了用浮泛空疏的語言去詮釋經典，那么他們未來為官理政，也必然會流于空談，無法應對實際的經世事務。因此，“文風”的敗壞，直接關乎“士風”的墮落；而士風的墮落，最終將導致“國運”的衰敗。這就是他“文體國運論”的核心邏輯：救文風，就是救士風；救士風，就是救國運。

那要如何拯救？艾南英與他所屬的江西派（豫章社）提出的藥方，就是“通經學古”。他們主張，寫作制藝不能僅僅揣摩幾篇時文范本，而是必須回溯源頭，將根基深植于六經，并廣泛涉獵史書、諸子百家以及唐宋古文大家的作品。唯有通過如此艱深的學問積累，才能寫出氣勢雄健、理據確鑿、能夠經國載道的文章。這是一場以復古為名，實則意在重整學術與政治秩序的文學運動。

艾南英編選《書經論文》，是當時科考舉子的必讀書之一。

于是，便不難理解艾南英與江南復社的領袖之一陳子龍之間的沖突。盡管復社也提倡“通經學古”，但雙方在具體的文學主張、地域勢力的競爭，以及對時局的看法上存在差異，這使得他們之間的論爭極為激烈，甚至演變成肢體沖突。這恰恰說明，在他們眼中，這絕非無關痛癢的文體之爭，而是關乎由誰來主導文壇、匡正士風、最終影響國運的路線斗爭。

從現代的眼光看，將文體的興衰與王朝的命運如此緊密地捆綁在一起，似乎有些夸張。然而，在那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士人通過單一考試渠道進入權力中樞的時代，制藝文章的品質確實是當時人觀察未來官僚群體素質的最直接指標。艾南英把文體與國運連結在一起，它看似極端，卻深刻地反映了明末士人在面對內憂外患、人心浮動的巨大危機時，那種試圖從自己最熟悉的領域──文章與學問──入手，力圖挽狂瀾于既倒的沉痛焦慮與使命感。他不是一個保守的衛道士，而是一個憂心忡忡、試圖用自己最擅長的武器來改變國運的改革者。

相信自我

陽明學并非成功學的雞湯

嚴步耕：說到陽明學帶來的流弊問題，恰好銜接了最后一個問題：如今當下的陽明學，儼然被當作成功學的典范之學。陽明學與成功學/雞湯學之間，為何會成就這般流行積弊的后世挪用現象？陽明學本身攜帶了哪些因素，讓后世將陽明學改造成了雞湯學？

張藝曦：這個問題觀察得非常敏銳，也確實點出了陽明學在當代傳播的一個奇特現象，類似讀懂陽明學，便若無人能傷害您，沒有任何問題能困擾您之類的宣傳語，正是一種典型的“雞湯化”現象。

陽明學既有因應王陽明所處時空下的議題而生，但也有一些超越時代議題的部分，使它能夠跨越時空，在數百年后仍極具魅力，而與現代人產生共鳴。這些可以產生共鳴的部分，無可避免地必須被挪用及改造，才容易被今人所了解及接受。而無可諱言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其原有的復雜性與深刻的掙扎，往往被過度簡化了。

首先，陽明學能夠與今人共鳴的部分，應在于陽明學對個體內在力量的極度強調，也就是“致良知”。陽明學提出，每個人，無論是圣賢還是販夫走卒，內心都天然具備著“良知”，這是一種至善的、自足的道德本體與判斷力。這意味著，通往圣賢的道路、解決一切困境的鑰匙，最終不在于外部的權威、經典或繁瑣的儀式，而在于向內探求、并彰顯自己本有的良知。

這種“力量源于內心”的主張，在任何時代都具有無比的吸引力。于是，不免會被用來作為成功學的口號：“相信自己”“追隨你的內心”“答案就在你心中”。在這種挪用下，致良知的過程被簡化了，原本那種在千思百慮、人情物理中艱難省察、克己復禮的工夫被抽離了，只剩下一個鼓舞人心、讓人熱血沸騰的勵志概念。

其次，是陽明學說本身所具有的簡易直截的特質。相較于程朱理學那套旁征博引、體系繁復的格物窮理工夫，王陽明提出的“心即理”“知行合一”等核心概念，顯得極為明快、有力，且易于上口。這種高度凝練的語言，使其非常容易被口號化、標簽化。這其實在明代陽明學的傳播過程中就已發生。

我在書中強調，小讀書人在鄉里進行二次傳講時，為了讓普通百姓理解，必然會對大儒的學說進行簡化、通俗化，甚至是有意無意地扭曲。他們不可能照搬大儒在書院里講的內容，而必須結合鄉里生活的實例。這種歷史上的通俗化過程，與今日的雞湯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深奧的哲學被萃取成幾句易于記誦、能迅速給人帶來啟發感的金句，而其背后的復雜論證與適用情境則被省略了。

再者，是陽明學所提供的焦慮解決方案。無論是明代的讀書人，還是現代的都市人，都承受著巨大的生存焦慮。明代士人為科舉功名所苦，為生計所困，為理想與現實的落差而茫然。我在研究中發現，許多人初次接觸陽明學時，都有一種“從地獄脫身、從死亡中復生”的深刻震撼，因為這門學問為他們在混亂中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內在支點。現代社會的焦慮源自不同的地方──職場競爭、資訊爆炸、意義失落──但對確定性與內心平靜的渴求是相通的。因此，陽明學很容易被當作一種心理治療術來推廣，它所提供的方案──回歸本心、致其良知，被詮釋為一種可以應對一切外部壓力、獲得內心寧靜的萬能法門。

而且，王陽明本人的人生經歷，就是一部完美的“成功學”范本。他一生文治武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儒家理想人格的極致體現。他經歷過廷杖、下獄、流放龍場的絕境，卻能在逆境中悟道；他以一介文臣，憑藉卓越的軍事才能，迅速平定寧王叛亂。這樣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很容易被塑造成一個透過踐行自身哲學而克服萬難、最終走向巔峰的勵志故事。于是，他的學說便不再僅僅被視為一種哲學，而被看作是一套可以復制的、通往世俗成功的方法論。

我們處在廿一世紀，當代文明的特色，是每個人皆為個體，像原子一樣的孤單存在。我們與他人的聯系越來越少，也越來越不緊密。你看明人，他們跟家族、跟鄉里的聯結是很緊密的、分不開的，這種緊密而分不開的狀況，固然會有一些流弊，像是族人間的吵鬧、鄰里間的爭斗，但人是活在整個關系網絡中。如今這些連結即使還有，也不見得有多大作用。于是，每個人都幾乎像原子一樣的孤單存在而活著。

因此，除了談陽明學的特質，也可以從今日的個人處境來深思陽明學的現代意義。陽明學讓人相信自己，依靠自己，這其實很符合我們只是孤單存在的處境及需求。我們無所依靠，于是必須也只能夠自立自強。人會追求外界的榮耀或報酬，或者用言語文字來說服自己，而陽明學并不是要人遠離名利，或把言語文字的自我陶醉都當作毒藥；相對的，陽明學更強調人必須在名利以外，在言語文字以外，也時時面對自己的內心，在名利與順逆境之間，既不至于迷失，也能夠得到內心安頓。即使面對順境時有樂，面對逆境時有悲，但在樂與悲之余，不會迷失而作出錯誤的判斷，或過分迷失了初心。

人性是不變的：在王陽明的時代，人有喜怒哀樂，因物而喜，因物而悲；在今日當代，人仍然有喜怒哀樂，因物而喜，因物而悲。陽明學所講究的，就是回歸到初心的良知，即使有喜有悲，但不因喜悲而被牽引帶走，也不失去初心本真。我想，這些仍是今日許多人仍然愿意了解陽明學的原因所在吧。

采寫/嚴步耕

編輯/李陽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