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萬人呼吁《反虐待動物法》出臺，律師解讀：時機未到

一直想跟大家聊聊動物保護立法。

這個問題在輿論場中其實很敏感，因為無論支持還是反對都會被罵。

今天，我不打算提供答案，只分享一下我了解的立法現狀和難點。我相信無論持有什么觀點，都應該去正視相反的現實，否則就會落入狹隘與偏見。

首先，必須承認，部分虐待動物行為，法律的確規制不足。

尤其是那些流浪動物——它們被批量捕捉、虐打、燒燙、剝皮——之所以難以被有效追責，是因為流浪動物屬于“無主之物”。在法律上，它們僅僅是財產，而財產的損害需要明確的物權歸屬。于是，只有當虐待行為觸及了其他法益——比如制作、傳播暴力影像擾亂公共秩序，或是對特定他人的財物（寵物）實施偷竊——公權力才能介入。也正因此，一條被視為家人的伴侶犬被偷后送上餐桌，往往只能按市場價計算損失，這與其所承載的情感價值之間的落差，常令主人感到雙重傷害。

可問題的另一方面同樣真實。部分不負責任的飼養者，源源不斷制造著外溢的社會風險與公共悲劇。以我代理的成都狗咬女童案為例，主人將烈性犬散養于人流密集的小區，將年僅2歲的女孩咬成腎挫裂傷，令人觸目驚心。更有許多人因生活變動隨意棄養，導致城市流浪動物不斷繁殖，可能破壞生態、傳播疾病、引發交通事故、甚至對幼童和老人造成安全隱患。

一方立足于道德與情感，呼吁每一個生命都應被尊重；另一方則緊靠安全與秩序，強調權利須要有邊界。雙方都有充足論據，卻無法互相說服。

然而我認為，這從來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取舍問題，而是一個兩廂兼顧的平衡問題。

目前，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已經對飼養動物致人損害做出了更加嚴格的規定，相信未來不文明飼養行為將會顯著減少。然而針對動物的保護仍相對滯后甚至空白。

可能有人會說，不對呀，前陣子小狗papi的媽媽不是成功讓投毒者被判四年嗎？

實際上，那個案子走得通的關鍵，在于投毒者使用了國家明令禁止的劇毒物質，且投放位置靠近幼童活動密集的區域。“投放危險物質罪”保護的法益，是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以及重大公私財產安全——本質還是因為給人造成了危險，而非出于對動物的保護。

最關鍵的是，受害者們請求的“精神損害賠償”并沒有得到支持。這要么說明法律認為寵物狗不屬于“具有人身意義的特定物”，要么認為該傷害尚未達到“嚴重標準”。我個人認為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因為小狗主人為了追兇陷入重度抑郁，且丟失工作停滯生活，傷害是顯而易見的。這說明，法律依然將動物判定為純粹的財產，而不認可它們對主人精神世界的意義，這是非常遺憾的。

目前，很多網友在呼吁出臺《反動物虐待法》，從情感上我是支持的，但是理智上必須說，短期內可能時機未到。關鍵阻力就在于“執法成本”的區域差異上。

一部全國性法律的出臺，前期的立法調研、草案起草、專家論證等立法成本都是次要的，關鍵是這一套標準、一個體系要在960萬平方公里的每一個角落都具備可行性。

比如要配備經過訓練的執法人員，他們要能辨別“虐待”、“屠宰”與“必要管控”的界限；比如需要在司法鑒定體系中，增加對動物傷情、死因的專業鑒定；再比如需要建立動物收容、救助、檢疫等一系列公共服務設施……

這一系列成本，在北上廣深這樣的超大城市，或許具備條件。

但在廣大中小城市、縣城和鄉村，基層執法和司法資源本就緊張，以上成本可能成為難以承受之重。而一部全國性法律，如果在基層因資源匱乏成為”沉睡條款“，對公信力的損害可能比沒有這部法律更大。所以，不是我潑大家冷水，而是法律的生命，在于執行；而執行的基礎，在于匹配的社會經濟與管理條件。目前來看，時機尚未成熟。

所以，與其為立法受阻而沮喪，不如考慮如何將目前的法律資源用好。比如，如何用“尋釁滋事”更加精準地打擊動物虐待行為？能不能爭取將伴侶動物損害納入精神損害賠償范疇？虐待行為在治安違法、刑事打擊和民事賠償上該如何分配資源？我認為這才是目前更有建設性的思路。

最后，我想引用papi案一審判決書的內容作為結尾：

和諧、法治、友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社會安定、社會和諧包含人與人，人與動物、人與環境多個維度的和諧共生需要每個社會成員的共同參與、遵紀守法和理解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