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海昏侯《詩》簡看漢代《詩經》學

（來源：光明日報）

轉自：光明日報

南宋馬和之《詩經·小雅·節南山之什·十月之交》圖。資料圖片

海昏侯劉賀墓中出土殘斷《詩》簡（簡稱“海昏《詩》簡”）1200余枚，其中相對完整的目錄簡部分最引人注目，它庶幾為我們呈現出海昏《詩》本的整體性面貌。海昏《詩》簡的出現不僅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漢代《詩》學的新材料，也讓一些關于漢代《詩經》學的敘事碎片得以重新拼合。可以說，海昏《詩》簡的出土打開了漢代《詩經》學研究的新局面。

第一，海昏《詩》簡與漢代《詩》本。從秦到漢，《詩》本經歷了一個重建過程。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謂漢文帝時“《詩》始萌牙”，武帝時齊魯及三晉才有傳《詩經》者，但“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孔穎達也說“《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后，眾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為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這說明漢興之初，《詩》無舊本，眾博士全憑記憶復制《詩》本。雖然，漢代的《詩經》學先師們重建的《詩》本相差應該不大。先秦不僅有《詩》寫本，而且有較為穩定的結構。新出的早期《詩》寫本中有諸多記錄篇數、章數、每首詩字數的內容，甚至還有分組的起始詩篇，如安大《詩》簡，這些都為文本穩定提供了最大限度保證。然因三家《詩》早佚，三家《詩》本細節湮沒難察。而海昏《詩》簡提供了這方面的信息，盡管由于竹簡的殘缺損毀，我們事實上難以見到海昏《詩》本的全貌，但目錄簡已經提供了比較豐富的文本信息。西漢第一代昌邑王劉髆的老師是《齊詩》學者夏侯始昌，墓主人劉賀師從《魯詩》學者王式，劉賀很信任的昌邑國都尉王吉是《韓詩》學者。所以無論如何，劉賀接受的都是《詩》的正統官學。因此，海昏《詩》簡讓我們首次如此近距離接近三家《詩》本。

海昏《詩》目錄簡記載了《詩》總的篇、章、言（句）數，也記載了《風》等各類詩篇、章、言（句）數。只是《小雅》篇章信息缺失，整理者通過推算做了補充。同時，海昏《詩》目錄簡非常詳盡地記錄了《詩》本信息，涉及詩篇分組、詩篇排序、詩的章次、每章的句數等。如果目錄簡最終能幸運地完整保存，我們幾乎可以憑借它復制出完整的漢代《詩》本。海昏《詩》目錄簡這些數據及編排信息不僅展示了海昏《詩》本，也直觀呈現出三家《詩》與今本《毛詩》之間的差異。雖然這些信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們也應對之持審慎的態度。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這些目錄簡中的數據，會發現其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首先，海昏《詩》簡7274句，比今本《毛詩》少19句，但詩章卻比《毛詩》少58章之多。其次，依照整理者的推算，海昏《詩》簡《小雅》為299章，這比今本《毛詩·小雅》的367章少68章，句數卻比今本《毛詩·小雅》多至少100句。最后，即便假設海昏《風》詩句數為2499句，它也比今本《毛詩》的2619句少120句左右，但章數484還比《毛詩》的474多10章。如果海昏《詩》簡記載的總章數以及《風》詩總句數和經文一致，我們就必須承認漢代三家《詩》與《毛詩》存在巨大差異，或者海昏《詩》是一種全新的《詩》本。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整理者提供目錄簡信息以及部分經文，都與《毛詩》大體一致。如何看待這些自相矛盾的文本信息？我們認為極有可能是海昏《詩》簡的總章數和《風》詩的句數出現了誤書。實際上，古文中“七”“十”、“四”“六”這些數字的字形相近，極易出錯，海昏《詩》目錄簡“《我將我享》七”的“七”即為“十”的誤書。同樣，“四”古文作“[~符號~]”或“[~符號~]”，而“六”篆文作“[~符號~]”，所以我們不能排除海昏《詩》簡中《風》句數“二千四”的“四”是“六”誤書的可能性。

排除了這些可能誤書的數字干擾，海昏《詩》簡的真面目得以顯現，其《詩經》學價值也得以彰顯。從詩篇編組、組內排序，以及詩篇的章節排序等方面看，海昏《詩》簡和熹平石經《詩》本非常接近，和今傳《毛詩》也無本質差別。換言之，漢代《詩經》本具有高度穩定性與一致性。

第二，海昏《詩》簡與漢代《詩》說。漢代《詩》學既有官學的魯、齊、韓三家，也有非官學的《毛詩》。三家《詩》本亡佚，其《詩》說也缺略不明。后世研究漢代《詩經》學，實多推衍以《毛詩》學。一些《詩經》學話語見諸《毛詩》學，如“正變”“詩序”等。但學者們在三家《詩》說是否也有這些經學話語時，或附會《毛詩》，或強分今古，聚訟紛紜，此即皮錫瑞所說“毛所不言，多以意測，或毛義與三家不異，而強執以為異。軌途既別，溝合無由”。而今隨著海昏《詩》簡公之于世，我們研究這些問題也就有了較為堅實的文獻基礎。

先說“正變”。漢代《詩經》的研究者，多以“正變”為《毛詩》之經學話語，而三家則無，如魏源曰“《詩》之正變，季札未嘗及，夫子未嘗言，三家未嘗有，而毛獨有之”。現代學者也多作如是觀，分歧只在于到底是《毛詩序》首倡還是鄭玄首倡。漢代服虔注《左傳》謂“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又曰“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鹥》是為正大雅”，但孔穎達卻批評服氏“違詩之文，失毛之旨”，其蓋亦以“風雅正變”屬于《毛詩》學。上世紀馬衡曾據熹平石經殘石，考證出熹平《魯詩》的《大雅》部分詩篇編次與《毛詩》不同，《生民》《既醉》《鳧鹥》下接《民勞》，而《假樂》等散在“《蕩》之什”。這其實與服虔所謂“正大雅”詩有暗合之處，但并未引起學者的注意。現在海昏《詩》的目錄簡顯示，《毛詩》“正小雅”的詩篇《湛露》《彤弓》在“甫田之什”，《裳裳者華》則位于《菁菁者莪》之前，屬于“正小雅”詩。而海昏《詩》“正大雅”詩篇則完全同于服虔說，也合乎馬衡推演出的《魯詩》排序。因此我們確信漢代三家《詩》學也有“正變”，只是與《毛詩》相比，三家《詩》學的正雅沒有周公、成王致太平之詩，致太平的是武王。孔穎達批評服虔不合《毛詩》，他不知道服虔所述乃是三家《詩》學。

再說“詩序”。《毛傳》說“序，緒也”，而緒有開端、事業等義，所以序便是寫在正文前交代性的材料，涉及文本本事、意指等。孔穎達說《尚書序》“言序述《尚書》起訖、存亡、注說之由”，那么《詩序》蓋亦如之。文獻間或有《韓詩序》文，如《文選》李善注、《后漢書》李賢注等。但王先謙等清人在輯佚三家《詩》時帶有明顯的建構性，為強調三家《詩》有序，把一些非序的內容強行納入，如所謂《韓詩·云漢》序，《北堂書鈔》只是解說而已。海昏《詩》簡中每首詩最后，也有類似“悅人”“刺上”等，與文獻記載《韓詩》“《漢廣》，悅人也”等相類。學者多把這些內容視為序，但無論是內容還是位置，它和“序”都有很大的差異性。我們認為海昏《詩》簡中的這些內容還不能稱為序，但它至少從兩個方面補足了有關《毛詩序》如何興起研究的重要缺環。其一，樂章義性質的序，如“后妃之德”之類，是如何過渡到辭章義序的。其二，《毛詩序》的整體性是如何建構的。茲事體大，但確是海昏《詩》簡的貢獻。

第三，海昏《詩》簡與漢代《詩經》學派。海昏侯劉賀到底屬于魯齊韓三家《詩》派中的哪一派，這是大家比較關心，同時也是分歧比較大的問題。根據文獻記載，《魯詩》學者王式是劉賀的“師”，劉賀所學為《魯詩》似乎是確鑿無疑的事。海昏《詩》簡和熹平石經《詩》本相合之處甚多，而熹平石經《詩》為《魯詩》。由此兩點，許多學者便認定海昏《詩》簡為《魯詩》本，其《詩》學屬于《魯詩》。但這樣的判斷至少需要滿足兩個前提條件：其一，需要假設漢代三家《詩》本編排不同，尤其是《大雅》。但現有資料傾向于證明漢代三家《詩》本結構是一致的，熹平石經刊刻的原因是“經籍去圣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后學”，所以石經主要是為了規范文字。這也與目前發現的熹平石經校勘記相一致，校勘記列舉齊、韓《詩》主要也是針對文字異同而言的，很少有涉及經本結構方面的內容。試想，如果《齊詩》《韓詩》經本結構與《魯詩》不同，那么熹平石經《詩》用《魯詩》，就無異于否定了《齊詩》《韓詩》經本的合法性。其二，需要證明劉賀《詩》學具有強烈的學派屬性，但這一點同樣也困難重重。若論《詩經》學，昌邑國和三家《詩》官學皆有淵源。而《漢書》記載劉賀兩次與《詩經》相關的對話，卻都發生在他和郎中令龔遂之間。無論是作為昌邑王、海昏侯還是短祚的漢廢帝，劉賀學《詩》只在于用，而非經義的研讀與學派的傳承。而如果將海昏《詩》限定在某一《詩》學派內討論，反而消減了海昏《詩》簡的學術價值。所以，劉賀的《詩》學與《詩》本一樣都是開放性的，充其量只能說比較接近某一《詩》派，比如《韓詩》。

漢代是《詩經》學闡釋與建構的奠基期，其重要性自不言而喻。但因三家《詩》本亡佚不僅導致三家《詩》學黯晦，也導致漢代《詩》學整體性研究的缺失。如今海昏《詩》簡為我們提供了漢代三家《詩》本，最大限度地彌補了漢代《詩經》學研究的文獻缺環，讓我們能深入全面思考漢代《詩經》學問題，甚至有機會重寫漢代《詩經》學史。

（作者：曹建國，系紹興文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