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教授：敗戰創傷的敘事分裂：日本不存在“集體性”記憶

2019年，沖繩縣，首里城城門（華義 攝）

文 | 陳映芳，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退休教授

原題為《敗戰創傷如何被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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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戰創傷的敘事分裂

20多年前，在浙江寧波從事日語教育活動的日本志愿者崛川玲子女士曾跟我說：“在寧波的學校里，看到全校師生在大禮堂里一起站著唱國歌，我很感動，也很羨慕。因為在日本我們無法做到”。崛川女士是京都大學已故的崛川哲男教授的遺孀。崛川教授生前研究中國近代史，出版有《中國近代的政治和社會》《孫文救國的熱情和中國革命》等著作，他們夫婦對日本的侵略戰爭史有反思批判，也都曾熱情地投入到促進中日友好邦交關系的文化事業中。崛川女士的這句話，指的是在二戰后的日本，許多國民（應該也包括他們夫婦）因為國歌、國旗延續自皇權時代、軍國主義時代，因而拒絕唱國歌或向國旗致禮。

如崛川女士所感慨的現象，在橋本明子所著的《漫長的戰敗：日本的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一書中，被作者納入到了“文化創傷”“國家認同障礙”等一些社會學概念和議題中，它們被用以分析日本國民對那一場失敗的戰爭的敘事分裂，以及不同時期各種敘事的重構機制。

[美]橋本明子著，李鵬程譯《漫長的戰敗：日本的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

（上海三聯書店2021）

關于那場戰爭，橋本明子認為，“日本不存在‘集體性’記憶；相反，多種道德框架下的多種戰爭與失敗記憶同時存在，且爭相認為自己才是合理的。”（p25）從國家官方，到普通民眾、媒體、知識界，不同的社會組織從不同的政治利益出發，形成有各不相同的創傷敘事。橋本明子在書中將日本敗戰創傷記憶區分為三種類別：英雄敘事，受害者敘事，還有施害者敘事。這樣的分類在方法上不乏說服力，也有相應的經驗事實作佐證。而隨著時代的變化，特別是日本經濟的崛起和社會世代、執政黨的更替，還有戰爭記憶的主體從民族國家到個體/家庭的變化，創傷敘事的分裂程度和功能目標的種種變化邏輯，也不難理解。

在國際社會，日本內部分裂的戰爭敘事首先是一種政治現象，它不斷地刺激著被侵略國民眾的情感；同時它也是個讓觀察者、研究者不無疑惑的社會/文化現象——在戰后日本，雖然戰爭受害論與和平主義被廣泛接受，但是，對侵略戰爭本身的追責，對國家/軍方作為施害主體的確認和批判，卻似乎主要由一些文化精英和社會組織在持續努力。那么，對日本不少國民而言，回避對國家施害責任的清算，與他們對國家和文化的認同障礙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過往的戰爭歷史應該被以哪種‘正確的方式’記住？這始終是長期困擾日本社會的一大難題。”《漫長的戰敗》一書的譯者沙青青在“導讀：戰爭的歷史應該如何被記憶？”中這么提示。戰爭歷史的建構確實是人類社會一個普遍的問題，不過，在日本社會，關于那場戰爭——事實上對于戰爭的起始時段、交戰國以及戰爭屬性，日本國內至今仍有各種定義分歧，最為分裂的“創傷”敘事，主要是圍繞“戰敗”的記憶。

就我個人的閱讀和經驗的感受來說，二戰對日本民族的最大刺激，首先是它的戰敗；其次，雖然那場戰爭在日本具有舉國全民動員的背景，但在后期的敗戰過程中，不同的群體和不同的地方所受到的戰爭創傷，以及實際承擔的戰敗后果，是不盡相同的。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戰后數十年中，一直堅持著清算戰爭責任或訴說敗戰創傷的，除一些文化精英外，最引人注目的社會群體，是那些直接的相關群體（如從不同國家歸國的部分原戰俘群體），而地區則如遭到了原子彈爆炸的廣島、長崎，經歷了地面戰的沖繩，以及經歷了大空襲的東京等。

02

沖繩的創傷敘事

2017年和2020年，我曾兩次去沖繩那霸旅游觀光。第一次去那霸，曾瀏覽了首里城、沖繩博物館，還有一些歷史景點。首里城原是琉球王朝的居城，歷史上幾經被毀和重建。二次大戰的沖繩戰期間，因日軍在那下面挖掘坑道并設立指揮所而被美軍炸毀。1989年沖繩再次啟動了首里城的復原工程，至1992開始逐步對外開放。沒想到的是，待我們2020年初再訪那霸時，首里城在那之前不久的2019年10月31日又一次經歷火災而被燒毀了（包括正殿等七棟建筑在內的主建筑群）。在現場我們得悉，當地民眾和相關組織已經發起了再次重建首里城的動員運動，沖繩知事也作出了“走出沖擊和悲嘆，一定復元首里城”的承諾。

復原的首里城（2017年2月，作者攝）

2019年火災后的首里城（2020年1月，作者攝）

首里城特輯（琉球新報社2019年12月）

首里城的故事，給人一種具有象征性意味的強烈感受——關于琉球/沖繩歷史上的悲劇性遭遇和沖繩的頑強。涉及到二戰的敗戰創傷，它與日本本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的地方還在于：戰爭結束后，沖繩經歷了由美軍支配和復歸日本（1972）的國家歸屬變化；同時它還成了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最大的軍事基地，沖繩全境15%的土地被劃入美軍基地。也因此，沖繩各種社會力量在數十年的創傷敘事中，展現出了一些特殊的面向。

此前筆者曾介紹過，在沖繩縣圖書館，有一個規模可觀的地方資料館。那里面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幸存者的戰爭證言。橋本明子在她的著作中曾借用精神病學家羅伯特·利夫頓（Robert Lifton）有關“幸存者使命”的理論，解釋了日本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大量出現的敗戰幸存者證言：經歷了目擊死亡的戰爭創傷的人隨著年紀的增大，會覺得自己作為最后一批健在的幸存者，有必要發聲，為他們的幸存賦予意義。在沖繩，除了幸存者們的證言外，還有一批知識分子幸存者，他們把對沖繩戰、沖繩史的記述和研究作為畢生的工作，如社會學者、曾任沖繩知事（1990.12-1998.12）的大田昌秀，出版有數十本記述、分析沖繩戰和沖繩問題的著作。

除了文字資料、影像記錄等形式之外，在沖繩各地，還可以看到不少歷史紀念館，其中一些是民間公益組織主辦的。2020年初我們曾走訪了那霸市內的“對馬丸紀念館”和“不屈館”。前者紀念的是1484個死難的學生，他們在戰爭末期按政府命令從沖繩疏散往本土，途中船只遭到美軍潛水艇的魚雷攻擊而沉沒（1944年8月22日，美軍當時依據暗號解讀將對馬丸等船只判斷為“執行重大任務的船隊”）。事發后該事件被日本政府的“緘口令”封殺，直到50年代才由遺族會等社會團隊一步步揭開真相，并對國家展開追責。后一個紀念館紀念的是沖繩被美軍占領期間（琉球政府時期）的立法院議員瀨長龜次郞，他曾在全體議員起立脫帽向美軍宣誓時拒絕起立，被視為沖繩不向占領者屈服的代表性歷史人物。

“對馬丸紀念館”（2020年1月，作者攝）

“不屈館”（2020年1月，作者攝）

作為敗戰創傷的敘事方式，沖繩另一個較為特殊的現象，是那兒設立有大量的“慰靈塔（碑）”。據有關機構的統計，沖繩各地的慰靈塔（碑）在2012年時共有440處，2018年共有442處。慰靈塔（埤）的設立者有國家、軍方，以及村社共同體、學校、同窗/校友會、遺族會、寺廟等各種社會團體。而圍繞沖繩的“慰靈”，不同的社會團體之間，明顯存在著觀念上的差異和立場的對立：不同的祭祀者，有的將死亡者奉為為國犧牲的“英雄”，有的則是為了悼念悲慘的“受害者”；有的是為了宣揚愛國主義，有的則是為了倡導反戰、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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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的“慰靈”

敗戰創傷的地域維度——國家將沖繩當作“被犧牲的棋子”（“捨石”）的不公不義，是沖繩敗戰敘事的核心內容之一。除了沖繩被動地成為日本拒絕投降的決戰地、因而被化為焦土（沖繩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外，還涉及到一些具體事件。如沖繩戰期間，陸軍省曾違背當時的日本憲法，在沖繩縣及奄美諸島、小笠原諸島、千島列島、臺灣等地——這些地方被軍方定義為“前緣地帶”，推行了區別于日本本土的征兵政策（17歲以上男子），招募14-16歲的少年兵組成“鐵血勤皇隊”（另有“護鄉隊”等），從而有1780名舊制中學生被直接卷入戰場，約半數戰死（其中未滿17歲的567名）；還有如集體自殺事件，因為有政府和軍方的恐嚇，導致沖繩戰的最后階段發生了部分軍民集體自殺的慘劇（關于沖繩的集體自殺事件，作家大江健三郞和歷史學家家永三郞等曾著書揭示真相，由此引來原軍方指揮官及家屬發起的對大江健三郞和巖波書店的“名譽損害”訴訟，該案在日本廣受關注并歷經多年波折，被訴方得到了沖繩各界和各地反戰團體的聲援，最終日本最高法院判定原告敗訴）。

這樣的記憶方式，主要以“地方-國家關系”和“受害者-加害者關系”的框架展開。幾十年來，沖繩各界通過法律途徑，對國家及相關機構、相關責任人提出了一系列訴訟；而圍繞“慰靈塔/碑”的意義，沖繩知識界和民眾對“沖繩的靖國化”的自覺抵制，尤其清晰地將沖繩的地方立場和國家立場作了區分。

戰后以來，雖然和平主義在日本社會成了被普遍接受的觀念主張，但對于那場戰爭的加害者的確認，始終被許多人回避。對戰死者的“為國犧牲者”“戰爭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身份邊界的模糊化，加上不同時期不同政黨的具體操作，也構成了靖國神社問題的一個社會背景。相對于此，沖繩的不少遺屬及社會團體，特別是一些文化精英，明確地將敗戰中的沖繩死亡者界定為由國家發動的戰爭的受害者，并公開抵制為沖繩的死亡者賦予“為國犧牲者”的英雄身份。針對靖國神社的戰爭死亡者合祭，一些沖繩遺族曾要求靖國神社將他們家人從合祭名單上去除（由于在沖繩戰中死亡的近6萬平民也被列入在靖國神社的祭祀名單中，沖繩的遺族發起過一場以國家和靖國神社為對象的大訴訟）。

關于“沖繩的慰靈”與“靖國的慰靈”本質性區別，大田昌秀專門著有《祭祀沖繩戰死亡者的慰靈的塔》（那覇出版社1985年）、《亡者至今未能安眠：質問“慰靈”的意義》（新泉社2006年）、《沖繩的“慰靈的塔”：沖繩戰的教訓與慰靈》（那霸出版社2007年）等書。他詳細說明了作為幸存者，他自己及沖繩各地居民是如何從遺骨收集到建立慰靈塔，一步步從“敗戰”中走出來的。“沖繩的慰靈”是以所有的沖繩戰受害者為對象，包括平民、學生兵、對馬丸等疏散途中的死難者、集體自殺者，還有如美軍飛行員和被強制帶到沖繩的朝鮮人等。這樣的慰靈不是為了講述日本軍的勇敢、悲壯，而是要向世人傳達真正的慘劇。而靖國神社不同于民間的、世俗的慰靈，它是近代以來的國家神道教的產物，它所祭祀的陣亡軍人，對被侵略國人民來說，是加害者。

抵制沖繩的靖國化，在沖繩是一句口號，也是許多沖繩人的行動。反對者不僅反對家人被靖國神社合祭，也反對日本其他機構為他們貼上“殉國”的標簽。沖繩原學生兵的幸存者及家屬曾經因為石川縣有關機構未經他們同意，而擅自將“鐵血勤皇隊”“姬百合學生隊”的名稱刻在當地設立的“大東亞圣戰大碑”上，因而提出了抗議，大田昌秀自己也曾向石川方面提出了將學生隊的名字從大碑上削除、抹去的強烈要求。

沖繩民眾在原戰場地摩文仁進行“祈愿和平”慰靈行走

（出處：大田昌秀《亡者至今未能安眠：質問“慰靈”的意義》新泉社2006年，212-2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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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地域社會的沖繩

自1972年沖繩復歸日本以來，在沖繩與日本政府之間，一直存在種種利益博弈、政治對抗。一些中國學者因此傾向于從琉球的社會文化傳統或沖繩內部的一些民族主義情緒，來解釋沖繩的社會特性和政治立場。但我以為，這樣的歸納，多少存在將沖繩的意義空間矮化的可能。沖繩民眾一次次重建首里城的努力，以及維護琉球文化傳統的熱忱，可以被視為了解沖繩社會的角度之一。而另一個更為重要的角度，應該是對沖繩現實社會的演變進程及沖繩民眾政治訴求的考察分析。就像有的學者所分析的那樣：從古至今，琉球/沖繩的身份認同是不穩定的，作為社會和政治的方式，其身份容易變化的性格在不同歷史時期一直存在，那其中也包括了建構“傳統”的方法。（Gregory Smits《沖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歴史的変動とその事情》，http://aterui.i.hosei.ac.jp/cgi-bin/iv/ga-pr040214.html）

筆者2017年初那次沖繩行期間，正遇上沖繩政府和民眾掀起的抵制邊野古填海造地工程的社會風暴——因為沖繩對美軍基地的長期抗議，政府推出了將普天間美軍基地搬遷至該縣名護市邊野古的計劃，而沖繩各方所要求的是將美軍基地徹底遷出沖繩縣。由于當時防衛局決定強行開工，引發了沖繩從縣知事到縣議會執政/在野各黨，以及沖繩民眾的激烈反對，部分民眾甚至沖到海邊，直接投入了阻攔施工的行動。那些天里，當地報紙上，整版整版地多是這方面的消息。我也因此注意到，與基地問題相關聯，沖繩人對沖繩問題的討論，一直在敗戰的延長線上展開——戰爭創傷敘事與反對基地的政治運動，互相激發，其訴求不止于和平本身。

就像大田昌秀介紹的，他們反對的，不只是戰爭本身（直接的暴力），他們要進一步克服的，是世界上包括各種歧視、不公正、以及經濟落差等在內的“結構性暴力”。“慰靈”的正道，是創造文化上互相尊重的社會、互助共生的世界。

在沖繩與國家間的長期博弈中，“沖繩認同”“沖繩精神”是一些地方精英提出的用以凝聚政治力量的概念，也是一些學者的研究議題，包括對沖繩人身份認同的一系列調查（一些調查顯示：雖然不少受訪者選擇認同“沖繩人”身份，但占多數的人認為自己“既是沖繩人也是日本人”或“是日本人”）。而作為沖繩民選的地方政府首腦和民意代表，這些年來，“地域社會”也是他們主要的自我定位及表述方式。與此同時，地方與國家之間的平等權和地方的自治權，則是他們突出的政治訴求。近年來，為了破解日本政府和美軍單方面決定沖繩基地遷移事務的局面，沖繩各派政黨還開始提出了沖繩對自身土地、海域、資源擁有“自決權”的主張。對這些方面的觀察，不僅能讓我們看到了日本社會內部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立場的多樣性，也可以讓我們注意到現代國家中地域社會的某些可能。

（本文曾發表于《讀書》雜志202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