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中國公祭日，日本就提“通化事件”，還擺出一副很委屈的樣子

每到中國公祭日，緬懷南京大屠殺等慘案中遇難同胞的時候，日本總會不合時宜地跳出來，提所謂的“通化事件”，還擺出一副受了天大冤枉的委屈模樣，試圖混淆視聽、轉移焦點。

要弄清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得回到1946年的東北。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東北地區留下了大量日本戰俘和僑民。根據《波茨坦公告》，日本戰俘應接受盟國處置，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民主聯軍對日本戰俘總體采取寬大政策，不僅沒有報復性對待，還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計劃逐步遣返他們回國。但部分日本戰犯和殘余勢力并不甘心失敗，加上當時東北局勢復雜——蘇聯紅軍尚未完全撤離，國民黨正全力爭奪東北控制權，暗中聯絡日本殘余勢力，企圖利用他們對抗東北民主聯軍，這就為“通化事件”的發生埋下了隱患。

策劃“通化事件”的核心人物，是原日本關東軍第125師團參謀長藤田實彥大佐，他身邊還聚集了一批拒不投降的日本軍官，另外還有國民黨軍統特務王惠卿等人參與其中。他們暗中聯絡通化地區的日本戰俘，編造“中共要屠殺日本戰俘和僑民”的謠言，煽動大家起來暴動，目標是攻占通化行政公署、公安局、發電站等要害部門，奪取通化的控制權，然后配合國民黨軍隊北上，企圖在東北復辟日本軍國主義殘余勢力。

暴動的時間被定在1946年2月3日，也就是農歷大年初二。之所以選在這一天，是因為他們認為中國軍隊會在春節期間放松警惕，容易得手。當時通化的東北民主聯軍兵力十分有限，主要是一些地方武裝和機關警衛部隊，而參與暴動的日本戰俘有數千人之多，其中不少人還暗藏了武器——有的是投降時偷偷藏匿的，有的是通過國民黨特務提供的。

2月3日凌晨，暴動如期發生。日本戰俘和被煽動的部分人員，分成多路向通化行政公署、公安局、電報局等目標發起攻擊，沿途還殺害了不少手無寸鐵的中國平民和執勤的解放軍戰士。當時負責守衛通化行政公署的，是東北民主聯軍359旅的一個連（359旅原屬八路軍120師序列，1945年挺進東北后編入遼東軍區），加上機關工作人員，總兵力不足300人，但他們憑借有利地形頑強抵抗。在激戰中，通化行政公署主任蔣亞泉、公安局局長呂其恩（時任通化地委副書記兼公安局長）等干部身先士卒，帶領大家與暴動分子展開殊死搏斗，不少戰士為了保護群眾和機關安全壯烈犧牲。

由于暴動分子人數眾多，局勢一度十分危急。關鍵時刻，東北民主聯軍駐通化的部隊緊急增援，附近的民兵和群眾也自發加入戰斗，幫助運送彈藥、救治傷員。經過一整天的激戰，到2月3日傍晚，這場暴動終于被徹底平息。暴動的首要策劃者藤田實彥被當場抓獲，國民黨特務王惠卿也在后續抓捕中落網，參與暴動的首要分子和骨干成員受到了應有的懲處。

事實上，當時東北民主聯軍對日本戰俘的政策非常明確：只要遵守紀律、服從管理，就給予人道主義待遇，等待遣返。而“通化事件”的本質，是日本戰犯勾結國民黨特務發動的武裝暴動，是企圖顛覆新生民主政權的反革命行為，東北民主聯軍的鎮壓完全是正當的自衛行動，目的是保護當地群眾和政權安全。

可日本方面卻一直歪曲這段歷史，把“通化事件”說成是“中共對日本平民的大規模屠殺”，還編造出“數萬日本平民遇難”的虛假數據。但史實根本不是這樣——參與暴動的主要是拒不投降的日本戰俘和特務，東北民主聯軍在平叛過程中，始終區分戰俘、僑民和暴動分子，并沒有針對無辜日本平民。當時的通化地方政府檔案、東北民主聯軍的戰報，以及不少親歷者的回憶錄，都清晰記錄了這一點。就連部分日本戰俘后來的口述，也承認是被軍官煽動參與暴動，并非遭到“屠殺”威脅。

日本之所以總在我國公祭日提這件事，用意非常明顯。他們就是想借所謂的“通化事件”制造輿論，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以此轉移國際社會對日本侵華歷史的關注，淡化南京大屠殺等慘案中日本的戰爭罪責。可他們忘了，“通化事件”的起因是日本戰犯不甘心失敗發動的暴動，而南京大屠殺是日本軍隊對無辜中國平民的系統性屠殺，兩者有著本質區別——一個是反革命暴動被平息，一個是反人類的侵略罪行，根本沒有可比性。

更諷刺的是，日本對于自己的侵略歷史始終遮遮掩掩，不僅不承認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還在教科書里篡改歷史、美化侵略，甚至祭拜靖國神社里的甲級戰犯。而對于“通化事件”這種自己挑起的事端，卻反復拿出來炒作，裝出一副委屈巴巴的樣子，這種雙重標準實在令人不齒。

中國設立公祭日，從來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銘記歷史、緬懷遇難同胞，為了警示后人珍愛和平。

日本與其在公祭日跳出來混淆視聽，不如好好正視自己的侵略歷史，向被他們傷害過的各國人民真誠道歉，這才是贏得尊重的正道。否則，再怎么裝委屈，也改變不了自己曾經犯下的戰爭罪行，更騙不了世人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