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山記：清末龍泉縣的一樁山林訟案與鄉土秩序的裂痕

伏脈千里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對于龍泉城北的季家而言，是一個在悲慟中不得不面對現實的年份。季家的頂梁柱，兄弟倆的父親，撒手人寰，留下的除了哀思，還有一份需要厘清的家業。在中國傳統家族倫理中，“樹大分杈，崽大分家”是自然之理，為避免日后爭執，由守寡的母親主持，邀請族中尊長與信賴的親友到場，一場決定季慶麒、季慶元兩兄弟未來生計的分家儀式，在肅穆而略顯凝重的氣氛中開始了。

季家祖上積累，在城西西鄉的墻夾地方置下了一片不小的產業，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那陰陽兩向、竹木蔥蘢的山場。主持分家的親族們將田產、屋宇、神會等一一搭勻，但分割到山場時，一個現實的難題擺在了面前。兄長季慶麒作為“松房”，分得了土名墻夾的“陰邊”山場；弟弟季慶元作為“柏房”，則分得了“陽邊”山場。然而，經過仔細踏勘比對，大家發現陰陽兩邊山場雖面積或許相當，但實際價值與出產卻有差異。用檔案中兄長季慶麒后來的話來說，乃是“生分墻甲地方陰邊山場，似覺闊多。生為柏房，關分陽邊，似覺窄多”。這“闊多”與“窄多”之間，雖只一字之差，卻關乎子孫后代的長遠生計，處理不當，必生嫌隙。

圖1 宣統二年貢生季慶元為告吳榮昌等奸謀罩占蛇足顯然事呈狀

幸而，當時主持公道的親族們秉持著古老的公平智慧，提出了一個“截長補短”的方案。為了彌補季慶元“柏房”所分陽邊山場的“窄多”之憾，公議決定，從兄長季慶麒“松房”所分那“闊多”的陰邊山場之內，專門劃出一塊土地，補給弟弟。這塊地，便是日后一切風波的核心——土名“下塢”的一處竹園。為了讓這塊補產清晰無誤，絲毫不容混淆，親族們請來了當地頗有聲望的恩貢吳延勛執筆，在兄弟二人各自執掌的分關（即分家合同）上，工工整整地寫明了“下塢”竹園的四至界址：其地“東至蘢蘢蔥峴坳門，隨小塆直下到坑；南至新興社后大崗，直上峴背；西至隨坑直上上礱田對面崗；北至小塆直上坳門，隨大路到蘢蘢蔥峴背為界”。這寥寥數語，勾勒出的不僅是一片竹園的邊界，更是家族內部的一份承諾與信守。

分關簽訂，兄弟畫押，母親心安。那一刻，所有人都認為，這個“截長補短”的善舉，完美地平衡了兄弟間的利益，維系了家族的和諧。弟弟季慶元拿到了寫明補產的分關，心中感念家族的公正；兄長季慶麒雖讓出一塊土地，卻也保全了兄弟情誼，無愧于心。然而，誰也無法預料，這份旨在杜絕紛爭的白紙黑字，卻在十余年后，成了點燃一場歷時四載、驚動數任縣官的激烈訟爭的導火索。那精確到“塆”、“坳”、“崗”、“坑”的四至描述，在貪婪與爭執面前，反而成了雙方各執一詞、反復糾纏的焦點。這場看似公平的分家，猶如在平靜的湖面投下一顆石子，當時只泛起點滴漣漪，其深遠的波瀾，卻要在未來的歲月里才徹底顯現。

賣山風波

時光荏苒，轉眼到了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的初夏。季家“松房”的季慶麒，這位埋頭詩書的貢生，或許是由于科舉路上的耗費，或許是因為不善經營，竟陷入了經濟困頓之中。讀書人的清高在現實面前往往不堪一擊，為解燃眉之急，他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將名下分得的、位于墻夾的那片“陰邊”山場出售變現。

這筆交易的買主，是北鄉源頭村的富戶吳榮昌與其弟監生吳昭升（即吳如昌）兄弟。吳家并非不知根底的陌生人，他們對季家山場的底細，特別是十余年前那場“截長補短”的分家公案，可謂心知肚明。這本應是一場需要極度審慎的交易，因為山場中嵌著一塊明確屬于其弟季慶元的“飛地”——那片名為“下塢”的竹園。

然而，問題恰恰就出在了交易的過程里。根據季慶元后來的控訴，吳家兄弟精準地利用了其兄季慶麒“讀書虧空”的困境和或許有些迂闊的“書癡”性格。他們沒有按照常理和道義，邀請擁有下塢竹園產權的季慶元一同到場，三方共同踏明界限，而是選擇了與季慶麒單獨交易。在季慶麒看來，他賣的只是自己“松房”的產業，與弟弟的“柏房”無涉，既然分關清楚，便無需多此一舉。

但這正中了吳家兄弟的下懷。交易當日，中人居間，銀契兩訖。吳家兄弟以二百八十兩白銀的價格，從季慶麒手中買下了這片陰邊山場。關鍵的動作發生在此時：他們不僅拿走了這份新立的買賣契約，更以“核對老界”等為由，將季慶麒手中保管的、包含祖輩置辦山場原始契據在內的“全手老契”，一股腦兒“套”到了手。用季慶元憤懣的指控來說，便是“欺麒書包背受□，全山老契一概套去”。這一招“釜底抽薪”極為厲害，意味著關乎整個山場歷史淵源的最核心權屬證明，落入了吳家手中，為日后混淆產權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起初，季慶元對這場交易可能并不知情，或未覺有異。直到他或許因巡山或其他事由，察覺山場情況有變，才驚悉兄長已將陰邊山場出售。他立刻警覺起來，當即向吳家兄弟提出質疑，并找來當初分家時的公人如山鄰謝祥柱、謝祥旺等一同理論。面對季慶元手持“柏房”分關的據理力爭和公人們的在場作證，吳家兄弟自知在“下塢”竹園的歸屬上理虧，無法硬性否認分關的效力。于是，他們施展了第二招“亡羊補牢”，同意在剛剛立好的買賣契約的末尾，添加一行批注文字。

這行批注，成了日后訴訟中季慶元反復強調的關鍵證據。其在檔案中的原文為：“契尾注明:內有柏房名下分關四至內竹園一片，不在賣內。”等字。 或是更詳細的“尾批:下塢柏房名下分關四至內竹園一片未賣在內”。白紙黑字，似乎再次確認了季慶元對下塢竹園的所有權。季慶元在那一刻，或許以為風波已然平息，正義得到了伸張。他拿到了書面保證，穩住了陣腳。

圖2 宣統二年五月初三日貢生季慶元為控吳榮昌等奉批邀理罩占愈雄事呈狀

然而，他遠遠低估了吳家兄弟的算計之深。就在這“亡羊補牢”的煙幕彈之下，吳家兄弟已然悄無聲息地開始了第三招——“暗度陳倉”。他們的目光投向了另一個關鍵人物：山佃季春旺。季春旺是常年在山中勞作、負責看管山場并收取筍、木等出息的佃戶，他的態度和證詞在實際的山場控制中舉足輕重。

吳家兄弟在買下山場后，自然要安排佃戶管理。他們找到了季春旺，但讓其出具的，并非僅僅是看管其所購“陰邊”山場的佃領，而是一張將整個山場界址（包括明確不屬于他們、已注明“不在賣內”的下塢竹園）全部囊括在內的“全山全界佃領”。檔案中季慶元痛斥此舉是“意欲藉此蓋號，以為異日罩占地步”，意指吳家意圖將這張佃領作為未來吞并整個下塢山場的“護符”。只要佃戶季春旺承認看管的是“全界”，時日一久，便可造成既成事實，到時再憑此佃領主張權利，分關與契尾批注的效力便會受到挑戰。

果然，季慶元很快察覺了這背后的陰謀。他“查知，徑向春旺理罰”。面對季慶元的質問，自知理虧的季春旺無法狡辯。在季慶元的壓力下，季春旺不得不立下一紙“認錯字”，承認自己受吳家兄弟勒逼，出具不實佃領的錯誤，并表示“愿限向昌檢回交毀，不敢從中生端”。這份“認錯字”被季慶元如獲至寶地收藏起來，成為日后公堂之上揭露吳家“蛇足顯然”的有力證據。

至此，這場賣山風波表面上暫時平息。季慶元手握三樣法寶：證明其產權的“柏房”分關、吳家契約上承認其權利的“尾批”、以及山佃承認錯誤的“認錯字”。而吳家兄弟則手握：購買“陰邊”山場的正契、掌控了山場歷史脈絡的“全手老契”、以及一張雖有問題但已存在的“全界佃領”。

雙方可謂各有憑恃，劍拔弩張。信任已然徹底破裂。在季慶元眼中，吳家兄弟是“奸萌吞占”、“膽大如天”的豪惡；而在吳家兄弟看來，季慶元或許是“藉勢誣陷”、“指東作西”的橫紳。一層交易的薄紗之下，是雙方對山場實際控制權的激烈爭奪。所有看似解決的矛盾，都只是暫時被壓下的火山口，只需一個火星，便會引爆一場驚天動地的沖突。而這個火星，很快就在宣統元年（1909年）的夏天，隨著山中回蕩的斧鋸聲，猛烈地燃燒起來。

這場風波，已不僅是一場簡單的交易糾紛，它深刻地揭示了在那個時代，地權交易的復雜性以及民間圍繞土地資源展開的激烈博弈。信任的崩塌與文書的詭計，共同將季、吳兩家推向了無可避免的對決漩渦。

斧號之爭

宣統元年（1909年）的六月，墻夾山場在夏日蔭翳中顯得格外寧靜。季慶元看著自家“下塢”竹園內那百余株已成材的杉木，心中或許盤算著一樁穩妥的生計。這批木材品質上乘，他早已接洽好木商黃琢章，只待砍伐下運，便可兌現成一筆可觀的收入。于是，斧鋸之聲很快在山谷中響起，工人們依照指示，將一根根杉木伐倒、整理，準備運出山外。

這陣象征收獲的聲響，卻像警報一樣傳到了北鄉源頭村吳家兄弟的耳中。吳榮昌與吳如昌聞訊，立刻帶人火速趕到現場。他們并非前來道賀，而是帶著自家的斧印，氣勢洶洶。吳家兄弟一到，便毫不客氣地指責季慶元越界砍伐，聲稱這些杉木并非生長在季慶元那“僅有茅竹”的竹園內，而是長在了他們花錢買下的“陰邊”杉木山場的界址之上。盡管季慶元手持分關據理力爭，但吳家兄弟倚仗人多勢眾，強行命令手下在每一根已被伐倒的杉木上，重重地打上了“永發”字樣的斧號。

這一蓋，如同一把重錘狠狠砸在季慶元的心上。在當時的木材貿易中，“斧號”猶如商品的商標和產權證明，一旦木材被蓋上某家字號，便宣告了其歸屬，其他商家絕不會收購，否則便會卷入無盡的糾紛。吳家這一舉動，不僅公然否認了季慶元對這批木材的所有權，更是以最直接、最羞辱的方式，踐踏了他的山場主權。事后面對官府時，季慶元痛心疾首地控訴：“切為杉木商務，以字號為最要，樹被強蓋，是則黃□之貨，蓋為他人之號，□能出□□[若]猶[攻][將][木][視][布][放]生山之內，蹭(糟)蹋蹋難堪。” 這已不僅是爭奪財產，更是要徹底摧毀他的商業信譽與尊嚴。

然而，沖突并未止步于此。據季慶元呈狀所述，“詎劣惡如昌，不思己咎，及肆兇毆幫工，幸得村人等喝阻”。吳如昌在爭執中竟對季慶元的幫工動了手，場面一度失控。幸得在場其他村民喝止，才未釀成更嚴重的后果。這場暴力行為，使得原本可能局限于產權爭議的事件，迅速升級為包含人身侵害的惡性沖突。

季慶元強忍怒火，決定遵循“先民間調解，后官府訴訟”的傳統。他隨即“投公季順堂、季和林、謝祥柱、謝祥旺、謝芳騰并□土□葉世魁等”，邀請了族中公親、山鄰及地保季時祥，一同前往吳家理論。調解的核心在于即便雙方對山界有爭議，吳家兄弟強蓋斧號、兇毆幫工的行為也絕無道理。公人們現場勘查后，心知肚明：“均向伊論云：土名墻夾陰面之山，伊兄慶麒固售爾為業，而陰面全界內有柏與伊弟柏房、竹園四至，即爾買契尾亦注明，內有柏房、竹園四至在外，未賣。等字。” 他們依據分關和吳家自己契尾的批注，明確指出吳家理虧。

在公理面前，吳家兄弟一度顯得松動，“口許被蓋百余株之樹，愿還生客黃某發運”。他們口頭答應歸還木材，撤銷斧號的影響。然而，當季慶元要求他們立下書面“退號字樣”以便向木商交代時，吳家卻“抗不肯寫”。季慶元敏銳地洞察到對方的真實意圖：“□其既情，不在百余樹之數，意欲藉此蓋號，以為異日罩占地步，所以半吞半吐，理論漠然。” 他明白，吳家兄弟的真正目的并非這百余根木頭，而是要借此事端，徹底模糊并最終吞并整個下塢山場。口頭承諾不過是緩兵之計，一旦沒有書面憑證，事后便可翻臉不認。

圖3 宣統二年四月十三日季慶元為控吳榮昌等界不遵理影圖罩占事呈狀

至此，所有民間調解的努力都化為泡影。地保與公人們的權威在吳家兄弟的蠻橫面前黯然失色。調解的失敗，意味著此事已無法在宗族與鄉里的框架內解決。季慶元被逼到了墻角，山權被侵，財物被奪，幫工被毆，公論被藐視。他手中只剩下最后一條路，也是一條耗時耗力、前途未卜的路——告官。宣統二年（1910年）四月，季慶元鋪開狀紙，提筆寫下了第一份呈狀，一場長達四年的訴訟拉鋸戰，就此拉開了序幕。山中的斧號之爭，終于要轉移到縣衙的公堂之上，去尋求一個最終的裁決了。

四年鏖戰

宣統二年（1910年）四月十三日，龍泉縣衙門前，貢生季慶元遞上了他的第一份呈狀。這薄薄的幾張紙，開啟了一場跨越三個年頭、歷經兩朝更迭、驚動六任縣官的漫長訴訟馬拉松。狀紙之上，季慶元言辭懇切又憤懣，將吳榮昌兄弟“恃強蓋號，大礙商情”的劣行一一陳明，請求“吊據提訊，核斷究懲”，以正山業。時任知縣陳啟謙閱后，最初的批示卻帶著息事寧人的味道：“著經投中證人等理處交還，[毋]庸涉訟。”他試圖將矛盾推回民間，希望雙方自行調解。

不過此時的季慶元已然對民間調解徹底失望。他迅速于五月初三日再遞“續詞”，強調自己“奉批邀理”后，對方反而“罩占愈雄”，并揭露吳家兄弟暗中串通山佃季春旺勒寫全山佃領的“蛇足”伎倆。這番堅持，終于觸動了官府。五月十二日，陳知縣發出了第一張差票，命令差役孫榮、陳榮等人前往協保，傳集一干人等到案訊斷。名單上，從被告吳榮昌、吳如昌，到原呈季慶元、賣主季慶麒，乃至木商、公人、地保、抱告，林林總總十余人，可見案情牽涉之廣。

但這張差票，仿佛投入泥潭的石子，并未激起應有的波瀾。吳家兄弟所在的北鄉源頭村，距城五十里，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堪稱“山高皇帝遠”。更關鍵的是，檔案中季慶元屢次控訴，吳家“膽肆逞己財勢，用資賄差孫榮、蘇標，故意遷延，置憲票于高閣，僅以書信往來，并未親提一次”。差役們被指控收受賄賂，陽奉陰違，只是敷衍地用書信往來搪塞，從未真正下鄉提人。案件很快陷入了“官有更迭，差有賄賂，案無了期”的惡性循環。

需要點明的是，縣官把此類事情交給下屬處理，這種做法實際上違背了大清律例在1765年增補的一條例文——“民間詞訟細事，州縣官務及親加剖斷，不得批令鄉地處理完結”（例334-8）。這條文的意圖就是為了防止鄉保衙役濫用職權，而在實際的法律運行中觸犯此條例文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宣統年間，案件在陳、王、周三位知縣手中流轉。每任新知縣到任，季慶元都不得不重新呈遞狀紙，痛陳案件延宕之苦，“案牘牘得清”成了他最迫切的渴望。他在宣統三年的一份稟狀中哀嘆：“生此案呈控兩載，官更三任，久侯(候)無期，乃惡吳如昌兄弟等愈覺得志。”而官府發出的催傳票、飭催票、信票一張接著一張，措辭也越來越嚴厲，從最初的“限三日內帶縣”到“定提血比不貸”，甚至加派差役范能等協同辦理，但效果甚微。關鍵人物如山佃季春旺，始終如同隱形一般，未能到案。公堂之上，一度在宣統三年七月初四日傳齊了部分人證，但八月廿日初次過堂時，因“兩造供詞各執”且“吳昭升抗傳山佃，顯有隱情”，縣官周琛只得諭令“著限十日補提山佃季春旺到案，再行復訊”，案件再次擱淺。

圖4 宣統三年八月廿日為貢生季慶元控吳如昌等藉買混爭案供詞、堂諭 (15239：2-3)

就在這拉鋸期間，清朝覆滅，民國肇建。政權的更迭非但未能加速案件的審理，反而給吳家兄弟提供了新的蠻橫借口。民國元年（1912年）二月，就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吳家兄弟竟趁局勢未穩，做出了更為猖狂的舉動。他們“聲稱改革時代，無官無長，凡事任我所為”，于舊歷二月二十三、四兩日，“糾集兇[徒]二三十人，各持木棍鐵鋤群擁”，公然盜挖了季慶元下塢竹園內已成熟的春筍多達“五十余擔”（后查實為三百余斤）。這不僅是對季慶元財產的赤裸搶劫，更是對新生地方政權的公然挑釁。

季慶元聞訊，悲憤交加，再一次立即報官。新任民事長李為蛟派人查實后，下令將這批盜挖的筍干封存于佃戶季春旺的倉內，交由地保季時祥看管，并立下“收管狀”附卷。這一措施本是為了保全證據，待審斷時處置。然而，吳家兄弟的囂張氣焰已不可遏制。他們竟視官府的封條如無物，不久后便“毀封盜運”，將封存的筍干私自售賣一空。差役游振等人前往核查后回報：“察查筍封條一切全無，聽來人說將筍擔賣，昌逃走，旺伙食不能招應。”這種公然踐踏司法權威的行徑，將吳家兄弟的“鄉霸”面目暴露無遺，也使得案件的性質愈發嚴重。

民國元年至二年初，案件在李為蛟、陳蔚、朱光奎三任縣知事手中繼續拖延。季慶元的狀紙一份份遞上，控訴的內容也從最初的“藉買混爭”增加了“玩法盜挖”、“毀封抗傳”等新罪狀。他痛心疾首地寫道：“若任屢提不案，豈不強者反得利，弱者有控而無追，律法亦屬空存矣。”這話道盡了底層百姓在司法程序拖延下的無奈與血淚。而吳家兄弟也并非一味沉默，他們同樣呈遞訴狀，反指季慶元“指東作西，藉勢誣陷”，強調自己“照契界管業，事實情真”，并利用繪制的山圖，力圖證明季慶元是意圖擴大其竹園范圍來侵占自己的杉木山。雙方在狀紙上的攻防，與差役在山野間的疲沓奔波，構成了這四年角力的主旋律。

塵埃落定

轉機出現在民國二年（1913年）春。新任縣知事朱光奎到任后，似乎決心要清理積案。面對季慶元再次的催請，他于五月四日做出了一個關鍵決定——不再僅僅依賴文書往來和差役稟報，而是下令進行實地勘驗。

州縣官一旦決定親自過問某案，他可能會要求掌握更多的文契或案情，才會飭令堂訊。對地界糾紛，他會叫衙役或鄉保勘丈，有時還會令涉案各方呈交地界圖（黃宗智：《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110-1111頁）。

此案中，朱光奎正是這么做的。他簽發差票，委派法警王寶榮、祁鴻鈞“協同兩造前往該山并竹園，蹈勘明白，繪圖呈核”。這是此案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官方主導的現場調查。

五月十三日，法警稟復了勘驗結果。他們協同雙方，帶著山圖、分關，實地核對了四至。稟文確認了“東至蘢蘢蔥峴坳門，隨小塆直下到坑，南至新興社大崗直上峴背，西至隨坑直上上礱田對面崗，北至小塆直上坳門，隨火路到龍(蘢)蔥峴背為界”的基本界址，但也明確指出了爭議的核心焦點：“季慶元砍樹木一百枝，季號印記，吳榮昌等改換吳號印記”以及“吳如昌爭北至小塆塆，直上坳門，隨大路[到]蘢蘢蔥峴背為止；季慶元爭北至小塆塆，直上高山坳門為止。”這表明，對于“北至”的具體指向，雙方存在根本分歧，吳家試圖將界限向季慶元一側推移。

實地勘驗為最終判決提供了關鍵依據。五月二十六日，這場拖延了四年的官司終于迎來了正式的開堂審訊。點名單上，原告季慶元、被告吳榮昌、吳如昌以及山佃季春旺、地保季時祥、證人謝祥宗等關鍵人物俱已到案（雖仍有部分公人未到）。可以想見，在莊嚴又略顯壓抑的公堂之上，雙方進行了激烈的對質。季慶元必定再次陳述了吳家強蓋斧號、盜挖春筍、毀封盜賣的種種行徑。而吳家兄弟則堅持依契管業，反指季慶元越界混爭。盡管具體的堂審供詞記錄缺失，但檔案中留存了最終的“堂諭”精神。

經過審訊，縣知事朱光奎與幫審員做出了判決——以山頂的“烏粒源坳門”為分界點，劃分雙方山場。雖然季慶元后來對判決書副本中將“水流東西”誤寫為“山分南北”提出異議（并得到了幫審員金的批復合系筆誤，將“烏磁源”改為“烏粒源”），但基本的邊界劃分已然確立。更重要的是，判決明確認定吳家兄弟在此次糾紛中理虧，判定他們賠償季慶元“筍樹價及訟費”共計英洋四十五元。這是一個折中但明確的裁決：它沒有完全滿足季慶元最初“究懲”的全部要求，但確認了他的產權主體地位，并以經濟賠償的方式給予了補償，也維護了官府的權威。

圖5 民國二年十月十四日季慶元為判界錯訛請予更正事民事訴訟狀(1042:64-66)

面對這遲來的判決，精疲力盡的雙方都選擇了接受。民國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季慶元與吳榮昌、吳如昌分別簽署了“遵結狀”，表示服從判決，永不翻案。季慶元也出具了“領狀”，從衙門領走了那筆象征性的賠款。一紙遵結，為這場持續四年、橫跨兩朝的爭山案畫上了句號。

千鈞重負：民事糾紛中的制度性困局

回首這長達三年的訴訟拉鋸中，十余次傳訊多數落空，差役或“臥票不提”，或受賂延宕，而被告吳氏兄弟則倚仗鄉里勢力，屢次“賄差抗案”，致使官府權威在一次次“票差無效”的循環中不斷耗散。正如黃宗智先生反復強調的那樣,清代的法律制度是由背離和矛盾的表達與實踐組成。衙役這一角色，一方面作為受雇于衙門的跑腿，在沒有鄉保的地方，他們成了縣官查辦案情的唯一消息來源，對案情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們只拿少量的薪水，因此絕大多數壓抑可能要靠禮品或敲詐來彌補生計。同時，衙役通常都是本縣人士，因此還得屈從地方勢力的種種索求。差役制度的低薪與權責失衡，內在地催生了其索賄瀆職的灰色空間，最終導致國家權威在基層的司法實踐中被持續消解。（黃宗智：《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127頁）

更不幸的是，此案恰處于清末與民初政權更迭的制度斷層之中。案件綿延跨越宣統至民國，龍泉縣衙先后歷經陳啟謙、周琛、李為蛟、朱光奎四任主官，可謂“城頭變幻大王旗”。在司法實踐層面，清末的“差票”與民初的“警票”新舊交織，并行不悖，但政權的鼎革并未能革除舊有的行政積弊。相反，由于政局動蕩、人事頻繁更迭，地方行政的連續性與穩定性大打折扣，前任未結之案往往成為后任的包袱，制度的斷層反而為差役、鄉霸等地方行動者提供了更多的操作空間與規避余地。蕭鳳霞所揭示的“基層社會代理人”現象在此表現得淋漓盡致，差役與吳氏兄弟這類人物，實為國家與民眾之間的“雙向經紀人”，他們一方面借助官府的名義行使權力，另一方面則利用國家權力的縫隙與信息不對稱，將公共職能異化為謀取私私利的工具，共同蠶食著國家的權威與普通鄉民的利益（蕭鳳霞：《華南的代理人與受害者：農村革命中的協作者》，耶魯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72頁）。這使得國家權力在基層的滲透，不僅未能有效整合社會，反而在某些情況下加劇了基層社會的內卷與不公。

在這一背景下，司法正義的實現更面臨著一道難以逾越的經濟門檻。季慶元身為貢生，具備一定的社會地位與文化資源，尚需耗費三年光陰、承擔沉重的經濟與精神成本以追尋一個未必圓滿的結果。對于絕大多數缺乏資源與話語權的平民百姓而言，如此漫長的訴訟拉鋸幾乎是不可想象的負擔，許多潛在的權利訴求可能因此在萌芽階段便被迫放棄。

最終，吳氏兄弟雖被判處罰洋四十五元，這一懲罰雖具象征性的懲戒意義，但與季慶元付出的巨大訴訟成本相比，實則難言補償，更難以形成有效的威懾。這深刻揭示了在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中，官方司法救濟能力的有限性與普遍民眾訴求之間的巨大落差。

結語

龍泉縣的山場之爭，始于家族分關的細微裂痕，終于民國初年的判決更正。其過程雖無命案之驚心動魄，卻以民事糾紛的持久性，揭示了帝國晚期至民國轉型期司法制度的韌性與僵化。案件中的每一份呈狀、每一張差票，既是當事人抗爭的痕跡，也是官僚機器慣性運轉的見證。當季慶元領回四十五元賠款時，他或許贏得了個人正義，但整個系統仍未擺脫“案結事未了”的循環。而這，正是近代中國基層司法變遷中一道深刻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