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博克古德里安敢后撤，1942年保盧斯為何不敢？

1943年1月30日，就在斯大林格勒那個著名的百貨大樓地下室里，發生了一件特別黑色幽默的事兒。

希特勒給被包圍的保盧斯發了一封加急電報，內容很簡單：恭喜你，晉升元帥。

這事兒要在平時，那就是光宗耀祖，但在那個節骨眼上，這封電報其實就是一張催命符。

因為德國歷史上，就沒有活著投降的元帥。

元首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了：頭銜給你了，你可以體面地去死了。

結果呢，保盧斯拿著這封電報，那是真糾結。

大家都以為他會為了那所謂的軍人榮譽給自己腦門來一槍，或者干脆吞了毒藥。

可誰都沒想到，這位新晉元帥第二天就拖著那副快病死的身體，慢吞吞地走出來投降了。

這操作直接把柏林那邊給整破防了。

很多人后來罵他是慫包，說他猶豫不決害死了第六集團軍。

但這事兒吧，真沒那么簡單。

作為那個愛翻故紙堆的朋友，我得跟大伙兒嘮嘮這背后的邏輯。

保盧斯之所以在1942年不敢突圍，不是因為他傻，而是因為他在1941年的冬天，親眼見證了另一場關于抗命的豪賭。

保盧斯當時那是真的被嚇破了膽，因為他太清楚違抗那個奧地利小胡子的下場了。

咱們把時間軸往回拉一年，看看1941年的冬天到底發生了啥。

那時候德軍正搞“臺風計劃”，想著一口氣拿下莫斯科。

開局那是真順，中央集團軍群一百多萬人壓上去，蘇軍那是幾十萬幾十萬的被抓，那時候德軍指揮部里估計都開始討論在克里姆林宮喝什么年份的紅酒了。

可是啊，老天爺這回站在了俄國人那邊。

那個冬天的冷，是能把人靈魂凍裂的那種。

德軍后勤線直接崩盤，前線士兵穿著單衣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硬扛，那是真·地獄模式。

槍拉不開栓，坦克趴窩，非戰斗減員一下子就干掉了十來萬人。

就在這時候，朱可夫帶著喝足了伏特加的西伯利亞預備隊沖上來了。

這時候擺在德軍面前就兩條路：要么聽希特勒的“死守”，然后變成冰雕；要么抗命撤退，保住小命。

當時帶隊的可是兩位狠人：中央集團軍群司令博克元帥，還有那個玩坦克的祖師爺古德里安。

這倆人那是典型的普魯士軍官，腦子里就一個想法：仗不能這么打，命都沒了還守個屁。

于是這倆哥們兒幾乎沒怎么請示，帶著部隊撒丫子就撤了，一口氣跑了快300公里。

這一跑，命是保住了，防線也沒崩。

但希特勒那是真急眼了。

他最恨的就是這幫自以為是的容克貴族軍官，覺得他們根本不把自己這個元首放在眼里。

報復來得那是相當快：博克直接被撤職，古德里安更慘，被踢出現役，扔到預備役坐冷板凳去了。

這一波清洗，給全軍上下都整懵了。

希特勒就是在告訴所有人：別跟我講戰術，我的命令就是圣旨，聽話才是第一生產力。

這就是保盧斯在斯大林格勒被圍時的心理陰影面積。

當1942年蘇軍那個“天王星行動”把第六集團軍圍住的時候，其實一開始包圍圈并不嚴實。

如果當時保盧斯能像古德里安那么硬氣，帶著二十多萬人往外沖，絕對能沖出去一大半。

但他不敢，他是真不敢動。

這里面有個特別現實、特別扎心的階級問題，咱們得說道說道。

古德里安、博克、曼施坦因這幫人，那是啥出身？

那是幾百年的容克軍事貴族，家里往上數八代都是將軍。

他們在軍隊里那是根深蒂固，這幫人就算被撤職了，也就是回莊園打打獵、喝喝茶，過兩年還能復出。

人家有“任性”的資本，大不了不干了唄，又不缺那口飯吃。

但保盧斯呢？

他就是個平民出身的“做題家”。

他在軍隊里沒根基，沒靠山，沒顯赫的家族背景。

他能混到上將這個位置，全靠希特勒賞識，那是真的把希特勒當成了唯一的金主爸爸。

曼施坦因那種天才敢跟希特勒拍桌子，是因為人家有底氣。

保盧斯在希特勒眼里，就是個完美的執行工具，一個高級打工仔。

對于保盧斯這種沒有根基的職業經理人來說，被老板炒魷魚就意味著社會性死亡。

當第六集團軍被包圍的時候，保盧斯腦子里想的不僅僅是突圍路線，更多的是古德里安被扒掉軍裝落魄的樣子。

他心里清楚，像他這種人，一旦抗命，那可不是坐冷板凳那么簡單，那是身敗名裂，搞不好還要上軍事法庭掉腦袋。

所以咱們就看到了那個著名的“電報戰”。

保盧斯像個剛入職的小職員一樣，一遍遍發報請示：“老板，能不能撤？”

希特勒那邊回復永遠是：“不準撤，就在那待著。”

保盧斯就真的在那待著了，他把幾十萬德國年輕人的命，都押在了元首那個虛無縹緲的承諾上。

當然了，你要說保盧斯純粹是個軟蛋，那也有點冤枉他。

這事兒還有個戰略層面的大坑。

1942年的局勢跟1941年不一樣。

當時德軍的A集團軍群正鉆在高加索山溝溝里搶石油呢。

斯大林格勒這個位置太要命了，它是整個南翼的那個塞子。

如果第六集團軍撤了，蘇軍順勢南下，那個口子一開，整個A集團軍群就會被關門打狗。

到時候損失的就不是一個集團軍了，半個東線都得崩。

希特勒不傻，他讓保盧斯死守，其實就是把第六集團軍當成了“棄子”，用來換取A集團軍群撤退的時間。

保盧斯作為個老參謀，心里跟明鏡似的。

但他那種性格，加上對政治后果的恐懼，讓他選擇了順從。

他以為自己的犧牲能換來奇跡，或者是戈林那個大胖子吹牛的“空中補給”，結果等來的卻是每天幾片發霉的面包和成堆的凍尸。

歷史這玩意兒，有時候看著真挺諷刺的。

1941年，那幫“無法無天”抗命的貴族將領，雖然丟了烏紗帽，但給德軍留下了翻盤的老本；1942年，那個聽話順從、兢兢業業的“模范軍人”保盧斯，卻帶著幾十萬人走向了毀滅。

這不僅僅是一場敗仗，更是一場人性的悲劇。

保盧斯直到坐在那間陰冷的地下室里才明白，在那個瘋狂的戰爭機器里，所謂的忠誠根本不值錢。

他那個新得的元帥權杖，其實就是一張通往地獄的單程票。

他在廢墟里等的根本不是援軍，而是那個他在一年前就該看清的結局。

后來保盧斯在蘇聯的戰俘營里待到了1953年，回國后住在東德，直到1957年去世，終年66歲，死的時候，身邊沒有那個元帥權杖。

參考資料：

約阿希姆·維德，《斯大林格勒的災難》，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

安東尼·畢沃爾，《斯大林格勒1942-1943》，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世界知識出版社，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