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流域史前城址前傳

長江流域是我國史前城址的重要發源地之一，從長江中游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湖南澧縣城頭山大溪文化早期城址，到長江下游錢塘江流域浙江余杭良渚三重城垣結構的史前都邑性城址，見證了長江流域史前城址的悠久歷史和輝煌歷程。成都都江堰芒城和崇州雙河兩垣夾一壕的結構則體現了長江上游岷江平原史前城址的獨特形制特征。

上游、中游與下游長江流域史前城址的主要考古發現

我國史前城址迄今已發現70多座，其中長江流域27座，包括上游川西平原8座，中游兩湖地區16座，下游江蘇、浙江、安徽各1座。

長江上游川西平原史前城址筑城及使用年代均為寶墩文化（距今約4500—3700年）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成都寶墩城址為內外兩道城垣結構。內城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1100米、東西寬約600米，面積達60多萬平方米。外城東城垣中部利用了內城東城垣，總面積達276萬平方米。

其次為兩垣夾一壕結構的都江堰芒城和崇州雙河城址。都江堰芒城城址平面呈較規則長方形，包括內外兩道城垣，內城垣南北長約300米、東西寬約240米，外城垣南北長約350米、東西寬約300米，面積約10.5萬平方米。崇州雙河城址又稱下芒城，北距都江堰芒城僅12公里，平面呈不規則長方形，結構與芒城相同，為內外兩道城垣結構，內城東城垣保存較好，長約450米，北城垣及南城垣殘高2米以上，面積約15萬平方米。

此外有平面呈長方形、面積約30.4萬平方米的成都郫縣城址，平面近梯形、面積約34.4萬平方米的成都大邑縣高山城址，平面呈五邊形、面積約15.8萬平方米的成都大邑縣鹽店城址，平面呈不規則五邊形、面積約32萬平方米的成都魚鳧城址。

湖南常德澧縣城頭山近圓形城址

長江中游兩湖地區從湖南常德澧縣城頭山城址，到湖北屈家嶺和石家河城址，見證了該地區史前城址孕育形成和連續演進的完整脈絡。

城頭山城址始建于距今6100年前后的大溪文化（距今約6200—5300年）初期，平面近圓形，直徑約320米，面積約8萬平方米，城垣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各有一門，城垣外有護城河。城內有居住區、制陶區、墓葬區、祭祀區以及寬闊的道路和完整的排水系統。城址中部偏南部位發現有夯土臺基，祭祀區發現我國迄今最早的大型祭壇。城址至少有過三次修筑，主要使用是在屈家嶺文化（距今約5300—4600年）時期，延續使用到石家河文化（距今約4600—4000年）晚期，前后時間達2000多年。城外發現上百萬平方米的水稻田，可以看到清晰的人工溝渠痕跡。城址周圍約10平方公里范圍內發現同時期遺址數十處，為聚落密集分布區。

湖北天門市譚家嶺城址始建于油子嶺文化（距今約6000—5100年）晚期。城垣平面大體呈圓角方形，結構保存較完整，東西長約440米、南北寬約390米，城垣內總面積約17萬平方米，含城壕總面積達26萬平方米。

湖南澧縣雞叫城城址平面近圓角方形，東西長約400米、南北寬約370米，面積約15萬平方米。從西城墻解剖看，城墻修筑大致可以分為屈家嶺和石家河文化兩個大的時期，石家河文化為鼎盛時期，城墻規模較大。城址中心土臺區域是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層累”形成并連續穩定使用的建筑區，自油子嶺文化開始至肖家屋脊文化（又稱后石家河文化，距今約4200—3900年）時期，逐次反復壘臺架屋，新臺基覆蓋了原有臺基及其上已廢棄的建筑，同時又作為新修建房屋的臺基使用，“成長”到最后的規模和高度。

荊門沙洋縣城河城址始建年代不晚于屈家嶺文化晚期，保存有城垣和環壕，平面呈不規則橢圓形。城垣內側南北長約800米、東西寬約600米，城內面積約50萬平方米。含環壕東西長約1000米、南北寬約900米，面積達70多萬平方米。

湖北石首市走馬嶺城址包括內外兩道城垣，平面不規則，內城東西長約370米、南北寬約300米，面積近10萬平方米；內外城總面積近50萬平方米。城內地勢不平，西部最低。在城內東部和東北部發現曲尺形連間房子、灰坑等，中部和北部有墓地。內城外側有一圈完整的護城河，外城外側現存有斷續的護城河，北面的“甕城”外側有相對完整的護城河，并與外護城河貫通。據解剖，內外城年代一致，整體修建于屈家嶺文化早期，興盛于屈家嶺文化，歷經石家河文化，其后廢棄。

湖北天門市石家河城址平面大致呈方形，南北長約1200米、東西寬約1100米，面積達120多萬平方米，保存尚好的西、南城垣底部寬度都在50米以上，現存高度4—6米。城垣外側為人工開挖的城壕，平均寬約80米。城址始建于屈家嶺文化時期，到石家河文化晚期城內的文化堆積已經很少，而東城垣上甚至發現了這一時期的房屋建筑，種種跡象表明，以城垣為標志的石家河城址的布局和功能規劃在此時已經遭到了極大的破壞。

此外有平面近橢圓形、面積約8萬平方米的湖北天門龍嘴油子嶺文化城址，平面呈不規則五邊形、面積約15萬平方米的荊州公安縣雞鳴城屈家嶺文化城址，平面近圓狀多邊形、面積約20萬平方米的荊州陰湘城屈家嶺文化城址，平面梯形、面積約24萬平方米的荊門沙洋縣馬家垸屈家嶺文化城址，平面呈凸曲尺形、面積約9.8萬平方米的湖北天門市皂市笑城屈家嶺文化城址，平面略呈圓角梯形、面積約6萬平方米、城垣寬約30米的荊州公安縣青河屈家嶺文化晚期到石家河文化時期城址。

長江下游迄今發現的史前城址有江蘇無錫斗山、浙江余杭良渚和安徽懷寧孫家城三座。

無錫斗山城址由內外兩道城垣和三條城壕構成，內外城面積分別約7.5萬和12.5萬平方米，總面積約25萬平方米。內城垣及其外側城壕閉合完整，大致呈圓角方形；外城垣及外壕主要在城址北半部，南半部暫未發現，推測已被現代村莊和水系占壓或破壞。城垣及城壕內出土的陶片測年不晚于距今6000年前后的馬家浜文化晚期，城內堆積以馬家浜文化和崧澤文化時期為主體。

良渚古城遺址距今5300—4300年，為三重城垣結構，中心為30萬平方米的宮殿區，其外是300萬平方米的內城，最外圍是600多萬平方米的外郭城，是中國古代都城“宮城、內城、外郭城”三重結構的濫觴，外圍是由十幾條水壩組成的水利系統。良渚古城選址考究、布局有序、層次分明，從核心區、內城、外城的三重結構到城外的祭壇墓地和水利系統，體現出“天地之中，以山為郭”的規劃理念，需要高度集權、統籌組織、精細規劃、長期營建才能完成。

莫角山宮城遺址東西長約670米、南北寬約450米，占地面積約30萬平方米，相對高度8米，遺址上又有3個土臺，略呈“品”字形分布，東北為大莫角山，作規則長方形，面積約2萬平方米，相對高度6米；西北為小莫角山，面積約6000平方米，相對高度3米；西南為烏龜山，面積約5000平方米，相對高度4.5米。土臺亦呈長方形覆斗狀，臺底東西長約180米、南北寬約97米。莫角山宮殿區體現了良渚社會以中為尊、以高為崇的理念。

懷寧孫家城城址始建于距今4500年前后的龍山時代張四墩文化早期，城垣近橢圓形，外緣東西長約780米、南北寬約340米、周長1200多米。現存城垣內和壕溝內面積分別約21萬和31萬平方米。

安徽含山凌家灘內外兩重環壕結構聚落及環境

形制、規模與功能長江流域史前城址的主要特點

從年代及選址的區位環境看，筑城及使用年代主要為距今6000—4000年，多建于平原臺地或相對平緩的丘陵地帶，附近有河流，多根據地貌因形就勢而建。

從形制結構和規模看，城垣平面包括規則或不規則長方形、圓角長方形、方形、梯形、五邊形、圓形、橢圓形等。以一道城垣與外側城壕形制結構為主體，環壕多與附近的河流相貫通。成都寶墩、都江堰芒城、崇州雙河、石首走馬嶺、天門石家河、無錫斗山6座城址為內外兩道城垣，杭州良渚為宮城、內城、外郭城三重城垣結構。都江堰芒城和崇州雙河兩垣夾一壕的城址結構，體現了長江上游岷江平原史前城址的獨特形制特征；荊門沙洋縣城河城址則為內外兩道環壕構成的兩壕夾一垣的獨特形制。湖北石首市走馬嶺城址北面發現類似“甕城”結構。城垣面積多在10萬—100萬平方米之間，小于10萬平方米的有4座，大于100萬平方米的有3座，其中良渚為超大型都邑性城址。

從筑城技術看，以堆筑并層層夯實為主。如城頭山城址城垣為堆筑而成，湖北石首市走馬嶺城址堆筑城墻寬20多米，最高尚存5米。成都大邑縣鹽店城址、魚鳧城址和懷寧孫家城城垣均為斜坡堆筑。天門譚家嶺城垣基本順著譚家嶺臺地的邊緣，由外側至內側逐層堆筑而成，所用土方除源于開挖壕溝外，可能部分來自城垣內側，城垣外坡可能存在柵欄式和密集木板排列的木構防護水浪侵蝕城垣的設施。成都寶墩城址使用了板或木棍之類的夯筑工具。都江堰芒城城墻墻心夯層明顯可見，城墻外層用卵石堆筑。大邑縣鹽店城垣兩側用較多砂石、卵石和黏土混合修筑以增加強度，魚鳧城址墻體的一些夯層之間及墻表也發現有起加固及防水作用的卵石層。

良渚莫角山宮殿區內還發現由沙泥分層夯筑可能作為儀式性場所的“沙土廣場”和成排分布的土臺式房基以及排水系統等遺跡。

懷寧孫家城城址在城垣基礎及土料處理、坡度等方面有明顯的設計規劃，心墻的混合土料與小層交錯堆筑法應是一種業已規范的筑城技術。

從發展歷程及功能看，長江流域史前城址經歷了規模從小到大、形制從多樣性到圓角長方形、城圈從單圈到多圈、筑城技術從堆筑到板筑的發展歷程。人群族群之間的沖突防御兼顧防洪等自然防御是史前城址的核心功能。除城壕、城垣、城門等外部結構外，城內已經有了不同的功能區劃分，一般包括居住區、手工業作坊區、宗教禮儀區、墓葬區以及道路排水系統，規模較大的城址出現了與祭祀禮儀等活動相關的大型夯土臺基。如郫縣城址城內中部發現面積達55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其上還發現有規律地排列著的五座卵石臺基。石家河城址內外不同區域功能區分明顯，位于城址中心區的譚家嶺揭露出多層疊壓的多間式房屋遺跡，并發現了特別厚實的墻體，應有比較特殊的建筑存在；城西南的三房灣有厚度達1.5米的紅陶杯堆積，制作粗糙，不是實用器皿，明顯存在批量化和專業化的制作過程；城內西北部的鄧家灣除用作墓地外，還發現祭祀遺跡和數以千計的陶塑動物模型；城址外圍羅家柏嶺發現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庭院式建筑遺跡和一批精美的玉器，而肖家屋脊則發現大量屈家嶺和石家河文化早中期墓葬。

作為商品貿易集散場所的“市”應該已經出現，但尚未發現明確的相關遺存。

神圣場所凌家灘環壕聚落對史前城址的影響

史前城址源于環壕聚落。

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環壕聚落為長江中游距今8000年前后的湖南澧縣八十垱，規模最大的則是長江下游安徽巢湖流域的含山凌家灘。

凌家灘遺址距今約5800—5300年，北背靠太湖山，南臨裕溪河，面積達160萬平方米，以內外兩道環壕進行規劃布局和功能劃分，并與周邊的山水環境共同構成完整的防御體系。內外環壕之間東側是祭壇和神巫墓地，西側為大規模燎祭場所，祭壇與燎祭場所共同構成了一處超大型祭祀禮儀性公共工程，是祭祀天地萬物自然神和神巫通天的神圣場所；內環壕南側核心區發現面積3000多平方米、普遍厚約1.5米的大型紅燒土結構公共建筑基址，基址東北部發現大口尊類祭祀用具，其上應是祖神廟兼具宮殿功能一類的公共建筑，是祭祀祖先神和神巫開展社會公務活動的地方。

凌家灘以祭祀禮儀為核心功能的內外兩重環壕結構的超大型一級中心聚落及其背山面水的優越環境，對良渚都邑性城址及中國古代都城功能布局與區位環境選擇產生了極其深遠影響。

（作者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