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隨筆｜兩宋時期設立的這一重要機構，串聯起古代中外海洋貿易盛景

兩宋時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黃金時代”，市舶司在其間扮演核心角色。它不僅是宋朝管理海外貿易的行政工具，還像一把鑰匙，開啟印度洋與太平洋沿岸的財富之門，串聯起一個空前活躍的中外貿易盛景。

「國之樞機」

北宋立國之初，于開寶四年在廣州率先恢復設立市舶司。之后，隨著貿易量激增和航線發展，又先后在杭州、明州（今寧波）設立相關機構。

政和三年，朝廷在華亭縣（今上海松江）設市舶務，成為上海地區參與國家海外貿易管理的最早行政記錄。這一機構的設立，標志長江入海口區域被正式納入全國海上貿易管理體系。南宋時期，隨著政治中心南移，華亭縣作為臨安（杭州）外圍港口的重要性有所提升，為日后上海崛起成為貿易樞紐埋下了歷史伏筆。

這一時期，泉州“異軍突起”，正式設司，并在南宋后期超越廣州，成為“東方第一大港”。同時，密州（今山東膠州）、溫州、江陰等地也曾短暫設立過市舶司或市舶務，進一步形成了以廣州、泉州、明州為主干的多點開花的港口管理體系，清晰勾勒出宋朝海上貿易的主動脈。

據周去非《嶺外代答》和趙汝適《諸蕃志》記載，與宋朝通商貿易的有50多國：海南諸國有三佛齊、阇婆、加牙斯和渤泥等；向東為琉球、高麗、日本；向西，到中南半島，包括交趾、占城、真臘、真里高和吉蘭丹等；過麻六甲，到印度洋，則有位于次大陸上的“西天諸國”；繼續向西，就是大食諸國，以及非洲東岸諸國，如層拔（坦桑尼亞桑給巴爾）、弼琶羅（索馬里柏培拉）和勿斯里（埃及開羅）等。

在這一空前活躍的中外貿易網絡中，市舶司像一座精密的樞紐，連接著古代中國與外部世界。它的職能繁雜且系統，主要目的是既確保朝廷財政之利權所在，又活躍民間商貿市場。

一是“抽解”與“博買”：對進口貨物進行征稅，推行專賣措施。

“抽解”即對進口貨物征收實物稅，通常稅率在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二之間浮動，是市舶收入的基礎。“博買”又稱“官市”，即對抽稅后的珍稀貨物，如象牙、犀角、珍珠、香料等，再進行強制性收購。價格由朝廷規定，通常低于市場價格，并通過“榷貨務”專賣，獲取超額利潤。

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南宋初期，僅廣州一港的市舶收入就達“歲入百萬緡”。到紹興年間，全國市舶總收入更是可觀。南宋高宗就直言：“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這一財政貢獻在應對北方軍事壓力、維持政權運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是“綱首”與“公憑”：規范貿易流程，提供交易便利。

市舶司對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特別是中國海商，實行較為嚴格的管理。商船出洋前，須向市舶司申請“公憑”（出海許可證），詳細申報船員、貨物、目的地等信息。回航時，需在原發港“回舶”，并接受檢查與抽稅。《宋史·食貨志》詳細記載了“公憑”的申請流程和內容要求，包括船主、貨主、船員名單、貨物種類數量、航行目的地等，堪稱中國古代的“進出口許可證”制度。這一制度既保障了國家稅收和安全，也為合法商人提供了官方保護和貿易便利。

對于引領商船、負責與外商交涉的“綱首”，市舶司通常會給予一定的優待和身份認定，并利用他們來管理船隊、維持秩序，形成“以商治商”的高效管理模式。

三是“祈風”與“閱貨”：祈求航行平安，防止走私和違禁品。

宋代海船航行依賴季風：每年夏初西南風至，外商與本土商船抵港；冬初東北風起，則揚帆出海。相應地，市舶司官員及地方長官會主持盛大的“祈風”典禮，祈求航行平安。這既顯示對貿易活動的支持，也是一種文化儀式，有助于增強與外商的情感聯系。泉州九日山的祈風石刻至今保留有10處宋代遺跡，最早為淳熙元年，最晚為咸淳二年，記錄了市舶司官員主持祈風儀式的盛況。

“閱貨”則是在商船抵港后，市舶司官員登船檢查貨物，防止走私和違禁品，系“抽解”與“博買”的前置程序。這一過程在宋代文獻中多有描述，展現了當時海關查驗的嚴謹程序。多數貨物在“閱貨”后，商人即在市場上自由銷售。

「萬國梯航」

1974年，泉州灣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沉船，殘長24.2米，殘寬9.15米，載重約200噸。船艙內出土的遺物，包括香料木、胡椒、檳榔、乳香、龍涎、朱砂、水銀等，與文獻記載的進口商品高度吻合。

這一時期，中國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絲綢、瓷器。其中，宋瓷（如龍泉青瓷、景德鎮青白瓷）以精湛的工藝、優雅的審美風靡亞洲乃至東非。同時，金銀銅錢與銅器亦為“暢銷品”。由于宋朝經濟的發達，中國銅錢成為東南亞和東亞許多地區的“國際貨幣”，以至于國內屢次出現“錢荒”。這一時期，書籍與印刷品也是不可忽視的出口商品。宋代的刻書業發達，其典籍、佛經、醫書等對周邊文化圈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國的主要進口商品：一是香料，如乳香、龍涎香、檀香、胡椒等，主要用于飲食、醫藥和宗教儀式。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南宋紹興年間，僅乳香一項，每年進口量就達數十萬斤。二是珍寶，如象牙、犀角、珍珠、珊瑚等，主要為了滿足皇室和上層社會的奢侈需求。三是藥材與原料，如沒藥、阿魏、蘇木以及用于造船的優質木材。

廣州、泉州、明州等國際性港口的繁榮，是市舶司有效管理的直接成果。據估算，泉州港極盛期的年貿易總額高達數百萬貫，形成了“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盛況。伊本·白圖泰記述：“渡大洋后，所至第一城，即刺桐也……刺桐港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觀之，即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虛也。”

宋朝的海船制造技術世界領先，采用水密隔艙、指南針導航等先進技術，確保遠航的安全與效率。據《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載，宋朝使臣乘坐的“神舟”長達三十余丈，可載數百人。航海技術的進步，使得貿易的規模、頻率和范圍都遠超從前。

據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南宋初年，市舶收入占國家財政總收入的15%至20%。海外貿易刺激了東南沿海手工業（如陶瓷業、絲織業）的專業化生產，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與之相伴，“重農抑商”的思想有所松動，追逐海外利潤一度成為風尚，社會生活日趨世俗化、商業化。

通過交往，阿拉伯的天文、數學、醫學知識傳入中國；中國的四大發明（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傳至歐洲，對世界文明發展產生革命性影響。其中，指南針應用于航海，在宋代朱彧《萍洲可談》中有明確記載：“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

總之，宋朝通過市舶司體系，成功地將自己置于早期全球化貿易網絡的核心位置。從東非基爾瓦遺址出土的宋代錢幣和瓷器到波斯灣遺址發現的中國陶瓷，考古實物證明了這一海上貿易網絡的廣度和深度。從中，我們感觸的不僅是一個時代的商業繁榮，更是古代中國的海洋氣息、開放氣質。

（作者分別為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國際經貿學院黨委副書記、副院長程楊，中國航海博物館學術研究部主任武世剛）

原標題：《學林隨筆｜兩宋時期設立的這一重要機構，串聯起古代中外海洋貿易盛景》

欄目主編：王多 題圖來源：上觀題圖 圖片編輯：曹立媛

來源：作者：程楊 武世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