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蔣余浩：制度與規則之爭，是當下及未來中美競爭的核心｜重磅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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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伴隨全球化的重塑與各國發展模式的深度調整，從“長時段”文明演進中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方位與意義，并在全球秩序與規則重構中審視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已成為繞不開的課題。

近期，由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牽頭和統籌，來自IPP、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共同參與撰寫的專著《再造一個新廣東——中國式現代化的廣東實踐探索》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從“長時段”和“全球性”的視角出發，結合廣東改革開放以來的先行實踐經驗，對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的現實環境與理論命題展開了系統思考。

IPP評論特選本書導論部分。鑒于篇幅較長，內容將分兩期呈現，本期聚焦作者對中國式現代化與全球變局的思考。

IPP最新力薦

《再造一個新廣東：中國式現代化的廣東實踐探索》

中國式現代化的廣東實踐探索研究叢書

鄭永年 蔣余浩 等 著

本書編委會成員（按姓氏筆劃排序）

王廷惠 朱嬋 向曉梅 劉曉文 許乃中 蘇澤宇 李鳳亮 肖風華 李宜航 張玉閣 陳金龍 陳曉運 周建偉 鄭永年 趙祥 趙鵬 胡霞 鐘佳峰 鐘金香 徐天 郭萬達 郭松延 郭躍文 蔣達勇 蔣余浩 謝來風

鄭永年 教授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

蔣余浩教授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研究員、教授，廣東新質生產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22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202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視察時強調，廣東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先行地、實驗區，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大局中地位重要、作用突出，寄望廣東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走在前列。

廣東在響應中央部署方面，已制定一系列舉措。2023年年初，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在被稱為“新春第一會”的全省高質量發展大會上發出動員令，提出“扎扎實實抓好今年，抓好5年，再深耕10年、30年，必定能再造一個新廣東、再創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跡”。同年6月，中共廣東省委十三屆三次全會召開，作出了“錨定一個目標，激活三大動力，奮力實現十大新突破”的“1310”具體部署。

要理解中國、廣東在新時期的實踐和使命任務，需要兼具“長時段”與“全球性”的視角，在人類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和當前世界發展面臨的種種問題中去思考中國式現代化的意義。通過觀察中國、廣東的探索實踐，本書討論如下重要理論問題：如何認識當前中國內外部發展環境的急劇變化？中國在迄今為止的全球化發展過程中處于一個什么樣的位置？廣東應當持續實施怎樣的努力，才能應對全球新發展下的劇烈變化，并為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探索有益的經驗？廣東的實踐探索對于我們構建中國的自主知識體系有什么作用？

在討論中，本書運用一系列相對中性、原創的概念術語，如“第三次開放”“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中等技術陷阱”“文化中產”等，并且根據對于“包容性發展”“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等重大戰略和政策的理解，來描述廣東正在推進的實踐，旨在以系統性、學術性的語言，基于廣東在當下實施的探索經驗，與西方主流的現代化理論敘述形成對話。

一、從“長時段”視角看中國式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提出了一個如何在以農耕傳統為主體的文明實現現代化的重大挑戰。眾所周知，中華文明是以深厚的農耕文明為主體、吸納多種其他文明要素，共同孕育形成的多元一體的文明形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根植于農耕文明，天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態理念，鄰里守望、誠信重禮的鄉風民俗等，都是中華文化的鮮明標簽，都承載著華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碼，彰顯著中華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

“倫理本位”是中國社會的基本政治文化特征，梁漱溟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國文化要義》中將其概括為：“融國家于社會人倫之中，納政治于禮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統括文化”。這種特征決定了，在中國的任何國家政權的建立，都必須以符合普通中國人的人倫觀念和道德認識為標準；判斷國家政治是否昌明，就在于看其能否著力實現孟子早在三千年前就提出來的準則：“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孟子˙梁惠王下》）因此，“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國—家—個人（身）”這種中國傳統文化下獨特的三位一體結構，構成了中華文明數千年不移的穩固基礎。

但中國的這一套倫理本位的家國敘事，在近現代時期遭遇到了強烈的沖擊。對于清末以來的中國知識群體而言，最重要的思想任務之一，就是探索實現中國文化傳統現代性轉化的路徑，使中國人既能維持人心秩序的井然，又能煥發出應對各種現代化轉型困難的創新。

從“長時段”視角來看，中國開始現代化進程，歷經了兩次開放的重大沖擊。第一次是近代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脅迫下的被迫開放，這是中國明清以來實施海禁政策長期閉關鎖國的必然結果。在這一階段，西方列強的入侵和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強烈沖擊，造成了傳統中國倫理綱常秩序和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社會經濟形態的全面危機。

然而，有意思的是，中華文明在危機下表現出驚人的適應性和創造能力，從太平天國運動到科舉制廢除，從辛亥革命終結帝制，到五四的激進新文化運動，從新舊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這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不但沒有摧毀中華文明，反而促成了傳統文化中關于“均貧富”的樸素愿望與馬克思主義有關社會正義的追求的結合，給中國人帶來一個創建“平等主義”社會的理想。國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革命成功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都致力于以新的社會理想推動傳統社會倫理秩序觀念的現代性轉化，以此作為構建新的國家政權的“民意”支撐。

第二次開放是主動的改革開放，中國主動打開國門引進國際先進的資本、技術和管理方法，改革自己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使之與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通行規則“接軌”，并通過加入WTO、“一帶一路”倡議等實施“走出去”戰略。改革開放讓中國緊緊抓住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所帶來的每一次機遇，創造了諸多世界經濟奇跡。

在這一階段，隨著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并在21世紀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柏林墻倒和蘇東劇變結束冷戰格局、歐盟至少在經濟上實現歐洲一體化，經濟全球化也達到了頂峰，世界財富的累積總量遠遠超過人類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時期。

然而，財富分配的不均衡程度也在同一時期接近甚至超過歷史上的最高時期，根據全球不平等問題頂尖學者布蘭科·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等的研究，近幾十年里，與多數國家不同程度上在全球化進程中獲益相伴隨的，是當今世界的財富分配狀況的日益惡化，貧富間差距大幅度拉大，中等收入人群嚴重萎縮。

中國在通過第二次開放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同樣出現了許多問題。譬如說，隨著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城市化進程急速擴展、城鄉同步發展受阻隔等等諸多因素被不斷放大。在一段歷史時期里，甚至出現農村日益衰敗，農業日益凋敝，農民對基層官員的信任日益下降等嚴重的基層社會危機現象，應對“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問題成為中央決策的重點關注。中央層面為此推行一系列舉措，在當前全球發展模式劇烈變動的背景下，確立中國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路徑，著力建設現代條件下的新型中國社會。例如，2013年中央明確提出：“鄉村文明是中華民族文明史的主體，村莊是這種文明的載體，耕讀文明是我們的軟實力。”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發起大規模扶貧減貧的“戰役”。2020年底，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中國成功實現現有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與此同步，2018年、2021年、202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持續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強調鄉村振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廣東也在扶貧攻堅的工作中也取得了顯著成效，依照2020年底廣東省人民政府在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上報告的數據，從2016年開始扶貧攻堅工作，四年時間里，廣東161.5萬相對貧困人口全部穩定脫貧、2277個相對貧困村實現“后隊變前隊”。近年來，廣東深入實踐鄉村振興戰略，并在2023年全面推進“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部署以1100億元保障實施，著力推動縣、鎮、村“三級發力”，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

可以說，僅從中國自身來看，在通過第二次開放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家，并且在國內消滅了絕對貧困。在此成績的基礎上，最重要的成就是，隨著中國產業經濟的逐步升級，中國已在全球產業鏈條中擁有不可替代的綜合優勢；隨著互聯網平臺和移動通訊等新業態的發展，中國在某些領域已經開始具備與西方發達國家相當的規則制定能力。

但是在當前，中國所處的全球發展環境已經發生了劇變：一方面，全球不平等狀況急劇惡化，而新冠疫情的突然爆發，又加速了西方世界民粹主義政治的迅猛抬頭，包括哈佛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內的諸多學者所定義的那種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席卷各國經濟、文化和政治全部領域的“超級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另一方面，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重構世界各國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激起關于傳統生計被淘汰、大規模失業、貧富分化加劇、巨型科技平臺無法受規制等普遍性憂慮。這種全球化新狀況，要求我們在“長時段”視角之外，還必須以“全球性”的視野來審視中國、廣東的未來發展。

二、從“全球性”視角看中國式現代化

全球劇烈動蕩，是當下世界的一個顯著特征：舊的發展模式遭受嚴重沖擊，新模式卻還遠遠未能建立。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加劇了這種動蕩。而早在疫情爆發之前，全球化模式已經出現深層變動：一邊是西方國家民粹主義政治抬頭，單邊主義和貿易壁壘政策盛行，給世界經濟和各國發展戰略帶來嚴峻挑戰；另一邊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迅猛發展而涌現的新業態、新生產方式，使全球產業價值鏈遭遇重構壓力，廣大勞動者和中小企業的生存尤其處于極為不穩定的狀況。這種劇烈的全球動蕩，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學根源。

根據著名國際經濟學家理查德·巴德溫（Richard Baldwin）的研究，人類的全球化發展史可以借助一個“三級關聯約束因素”的框架加以分析。這三項約束性因素分別是貨物交流成本、思想交流成本、人員（面對面）交流成本。首先，在大航海時代之前，由于貨物交流成本高昂，生產與消費只能集中在同一個區域，遠程貿易僅屬于少數現象，此時還談不上全球化的可能性；其次，隨著大航海技術的發明和應用，貨物交流成本大幅降低，人類進入全球化第一階段，生產與消費實現了分離，商品遠銷世界各地，出現“中等收入的英國人，坐在鋪著印度棉花制成的桌布的桌子旁，吃著美國小麥烤的面包，喝著加入了牙買加糖的中國茶”的生活方式；再次，隨著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思想交流成本銳減，發達國家的制造業企業得以到發展中國家去尋找相對廉價的勞動力，人類進入全球化第二階段，產品生產的不同環節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分工完成，出現所謂“研發、設計在發達國家，制造、組裝在發展中國家”的世界勞動分工格局。

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是全球化第二階段的重要受益者，與此相伴的是西方發達國家地位的相對降低。最發達的7個工業國家（G7，即美、德、日、法、英、加、意）在全球化第一階段獲得超越古代亞洲和中東在過去4千年時間里積累的財富，占有全球收入份額從1820年的1/5到1990年左右達到2/3。而在1990年之后，G7占全球制造業份額逐漸下跌，如今跌到50%以下，后發工業化6國（I6，即中國、韓國、印度、波蘭、印尼、泰國）所占份額逐年上升至30%，其中中國占了20%。

對當前世界的動蕩而言，尤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第二階段，一是由于發達國家勞動力成本居高不下，二是由于實現了基于產品生產環節的世界分工，發達國家制造業企業大規模外遷，一方面推動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另一方面也導致發達國家國內嚴重的發展不平衡：發達國家的產業空心化，使無法躋身入研發、設計等高端行業的普通家庭，又得不到制造加工類就業的機會，加上與科創產業高度繁榮相伴隨的金融寡頭崛起，國內貧富差距急劇拉大。西方國家在近年出現的民粹主義政治、新孤立主義外交策略、“再工業化”產業政策等，正是對全球化第二階段產生的國內發展嚴重不均衡的激進應對。理查德·巴德溫引述的一項2014年的調查顯示，意大利有60%、美國和法國有50%、日本有40%的受訪者相信，是貿易全球化摧毀了他們的工作機會。

這種引發全球不平等狀況日益惡化的第二階段全球化已經難以為繼。在現階段，中國必須探索一條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型發展道路，一是在外部經濟環境快速惡化的狀態下，通過有效解決我國自身長期存在的區域和城鄉發展不均衡、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和環境危機等問題，激發內生增長的動力與活力，以中國的可持續性發展為依托，成為推動世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穩定器；二是在舊的全球化發展模式遭遇重大挑戰的關鍵時期，通過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探索高質量發展的有效路徑，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牢牢抓住發展自主權，為引領創造更有利于世界各國合作共贏、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化發展新模式，提供市場、產業、科技、金融、人才等各個領域的可靠保障。

我們提出，結合“長時段”和“全球性”的視角來看待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歷程以及未來努力，可以形成如下的認識：如果說第一次開放中國是被迫接受世界規則，第二次開放中國是“適應”世界規則，那么，在目前，中國應當實施“第三次開放”，即通過主動參與“制定”世界規則，實施更高水平的開放，團結世界各國共同創建新型的“共享的全球化”。

中國已有主動參與世界新規則制定的努力。同時，作為制度型開放的第三次開放，也是中國以新型“負責任的大國”姿態進入世界舞臺的標志，致力于為世界各國實現共治共贏提供規則。中國近年來積極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等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以做好高水平開放的路徑探索和壓力測試；與東盟國家等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將于2022年年1月1日起實施；《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的談判在2021年已完成；正積極推進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彰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決心。2019年，中共中央賦予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稱號，可以視作改革開放國策確定下的第二次開放的延續和升級。

這樣說，是因為鄧小平當年的“南方講話”明確指出“特區姓社，不姓資”，在新時期，深圳有責任為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范例做出更大的努力。作為這一系列努力的政策基礎，是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的：“要深入推進高水平制度性開放，增創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并將“堅定不移推動高水平開放，同世界分享發展機遇，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普惠、平衡、共贏方向發展”。

從全球發展新趨勢來看，邁向第三次開放，既是我們推動建設中國式現代化而主動創造的新戰略，也是對全球新發展的應對和參與。2018年以來，全球經濟秩序由于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調整而發生急劇變化，美國成為國際經濟關系和全球治理體系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美國將中國作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中美關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中美關系變化也成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最主要的變量。

拜登上臺以來，在科技、經貿和政治領域對中國的打壓與特朗普政府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在高科技產業領域對中國進行“精準脫鉤”和“精準封殺”，加強了向中國的技術出口控制，對中國的高科技企業采取了制裁、打壓的措施，還限制了STEM關鍵領域的學術交流，企圖遏制和圍堵中國在半導體芯片、人工智能、數字和通信技術、醫藥生物等關鍵領域的進步。同時，美國用“價值觀外交”和其西方盟友結成“統一戰線”，對中國進行全方面的圍堵。應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圍堵、孤立中國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第三次開放，而且是諸多領域的“單邊”開放。

中國的比較優勢在于開放潛力和市場規模巨大，中國任何領域的開放都足以改變國際資本的流向。只要中國向世界開放，只要美國以及西方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它們的“精準脫鉤”和“精準封殺”政策都會被破解。總之，第三次開放，是我國在世界百年變局中主動創造新的“戰略機遇”，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對華關鍵領域“脫鉤、封殺”策略的有力回應。

應該承認，雖然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依然保持了很快的增長速度；中國有4億中產人口（與美國總人口相當），國內消費市場規模和發展潛力巨大，經濟總量很快就會超過美國，但中國經濟上的巨大成就還沒有轉化為世界通用規則的成功先例，使我們在諸多領域大而不強（市場規模和經濟體量大，但沒有話語權）且受制于人。比較一下歐盟，它在方方面面都有成熟且影響面廣的規則。歐盟沒有特別大的互聯網公司，但卻擁有全球性的互聯網規則。而中國擁有很多大型互聯網公司，互聯網經濟繁榮發展，但卻沒有互聯網規則的制定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規則就是生產力。中國規則必須走向世界，否則中國將繼續“大而不強”。

最近幾年，美國從南海到WTO，各領域的對華政策都在強調規則。美國是規則的制定者，只要中國接受美國制定的規則，那美國就是主導者。但有些規則是美國或者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制定，并不符合中國利益，中國需要修訂規則。中國急需爭取規則制定的話語權，合理的規則可以繼續用，但不利于我們的規則需要改革。

當然，在全球化新發展趨勢下，我們需要意識到，現在已經不可能出現某一兩個超級大國單方面制定國際規則的情景，世界經濟發展模式進入牛津大學大衛萬斯（David Vines）教授等所說的“無領導的經濟”（The Leaderless Economy）時期，規則制定的方式必然是通過引領和協同來促進各個國家共同參與、不斷探索。但無論如何，制度之爭和規則之爭是今天及未來中美競爭甚至國際競爭的核心。第三次開放將以制度開放為核心實現更深層次的開放，重在競爭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這是從根本上保證我國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和增加綜合競爭力的關鍵。

*導論下半部分將展示廣東經驗，討論其在第三次開放與制度型開放中的示范意義，敬請期待。

新書信息

《再造一個新廣東：中國式現代化的廣東實踐探索》

中國式現代化的廣東實踐探索研究叢書

鄭永年 蔣余浩 等 著

【出版發行】廣東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5年 6月

【ISBN】978-7-218-18104-2

*參考文獻：

陳健鵬：《激活“三大動力”，再造一個新廣東》，《南方雜志數字期刊》2023年第25期，https://www.nfzz.net.cn/node_04101cf62e/8e0ed835ad.shtml.

習近平：《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頁。

周飛舟：《從扶貧攻堅到鄉村振興：邁向“家國一體”的國家與農民關系》，《社會學研究》，2021年第6期；Zheng Yonognian，Civi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23. 中國傳統“家國”敘事對于現代企業建立社會責任具有積極意義，相關分析參見劉芝秀、蔣余浩、姬煜彤：《政策創新助推企業實踐SDGs》，《清華管理評論》，2022年第11期。

著名漢學家費正清用“沖擊-反應”模式來解釋中國向近代社會演變的動力，他的學生一輩的漢學家挑戰他的這個觀點，如保羅·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提出從中國社會內部動力來解釋中國的劇變。在我們看來，需要更綜合地采用內外部的視角：以中華農耕文明為主體的文明體，在內部發展高度復雜化的背景下，遭遇西方工業資本主義為基礎的近代文明的沖擊，由此引發的劇烈振蕩，以及表現出的學習能力和適應能力，才是理解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動力的要核。

金觀濤、劉青峰：《中國近現代經濟倫理的變遷——論社會主義經濟倫理在中國的歷史命運》，《亞洲研究》，1994年第6期。

系統研究可參見Branko Milanovic，Global Inequality：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2016；Branko Milanovic，Capitalism，Aone：The Future of the System That Rules the World，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2019；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2020.

《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3年12月12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605-606頁。

《中國近億人口脫貧》，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6194835.

《奮斗4年廣東助161.5萬相對貧困人口全部脫貧》，http://www.gd.gov.cn/zwgk/zdlyxxgkzl/fpgzxx/content/post_3140540.html.

《以鄉村振興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廣東省推進“百千萬工程”開新局》，《人民政協報》，http://www.cppcc.gov.cn/zxww/2023/03/01/ARTI1677648863325310.shtml.

關于中國產業發展以及在信息通信技術等領域的規則制定能力的提升，國際學術界的討論參見Douglas B. Fuller，Paper Tigers, Hidden Dragons: Firm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Jeffrey Ding，Deciphering China’s AI Dream：The context, components, capabiliti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strategy to lead the world in AI，Governance of AI Program, 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March 2018.

Richard Baldwin，The Great Convergence，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111-141.

Richard Baldwin，The Great Convergence，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p.3. 另見蔣余浩：《從全球價值鏈重構看順德改革再出發》，愛思想網站，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18353.html.

William Lazonick，Sustainable Prosperity in the New Economy？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High-Tech 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Kalamazoo：W. 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2009.

在I6這樣的已經崛起的后發工業化國家，同樣出現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正如哈佛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分析指出的那樣，推動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參與全球價值鏈形成過程的新技術，依然局限在如外資企業和相關行業等狹小范圍內，并沒有實現廣泛的擴散，因此沒有產生促使這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各個領域整體均衡發展的效果。Dani Rodirik，New Technologies，Global Value Chains，and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October 2018，http://www.nber.org/papers/w25164.

Richard Baldwin，The Great Convergence，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p.225.

蔣余浩：《認知中國與探尋進步：世界視野下的中國發展》，香港：商務印書館，2024年。

2021年5月20日，歐洲議會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了凍結中歐投資協定的議案；但7月5日中法德領導人視頻峰會上，法德兩國領導人承諾繼續支持《中歐全面投資協定》；我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在7月8日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當前中歐雙方正在開展有關《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法律審核、翻譯等技術準備工作。

鄭永年：《加快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型開放試驗區，引領中國“第三次開放”》，愛思想網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3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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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 《讓開放的春風溫暖世界——在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 2021-11-04.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syxwfb/202111/202111032145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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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加快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型開放試驗區，引領中國“第三次開放”》，愛思想網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358.html.鄭永年等：《粵港澳大灣區：打造世界級經濟平臺》，廣東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官網，http://hmo.gd.gov.cn/ygayj/content/post_3299452.html.

鄭永年等：《粵港澳大灣區：打造世界級經濟平臺》，廣東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官網，http://hmo.gd.gov.cn/ygayj/content/post_3299452.html.

Peter Temin，David Vines，The Leaderless Economy: Why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Fell Apart and How to Fix It，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

蔣余浩：《“一帶一路”倡議推進了全球“實驗主義治理”實踐》，https://www.yidaiyilu.gov.cn/p/886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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