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國：與其說是“罪責”問題，不如說是“共情”問題

文 | 伍國，作者授權發布

讀了《聯合早報》上紀赟先生和甄鵬先生關于日本平民的戰爭罪責問題的論辯（可參見微信公號“高山西月說”），我也感覺這個問題是一個十分敏感，但確實難以得出確切答案，甚至可以無休止地爭辯下去的問題，但也惟其如此，才更有思想啟迪價值。

站在論辯的第三方，但同為文化和情感上的“中國人”的立場，我試圖提出另一種視角：即這個問題的核心，或許不在于戰時日本平民有沒有罪，有沒有連帶責任，侵略國和被侵略國的平民是否應該被分開看待的問題，而在于我們自己對受害的日本平民能不能產生足夠共情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更需要做的不是站在上帝視角去評判歷史上的“平民”，而是反觀我們自身，問問自己能否做到對戰時日本平民完全共情。再進一步說，這本質上是對我們自己的一種靈魂拷問，是一個高度主觀和個體化的問題。

首先，我們都沒有適當的位置和權威去從法律意義上判定侵略國平民的“罪”，因為法律意義上的罪行的判定，需要程序和證據，并不是我們這些關注歷史的人能做，甚至連“罪”這個詞語的使用都需要小心。我們很難在英文文獻里看到美國人是否認為日本平民有罪（crime）,并且需要在最終被正式“控罪”（indictment）, 因為嚴格意義上的罪行，都已經經過遠東軍事法庭的調查，取證，和裁決。

在這一意義上，中文世界里用“罪” 來思考日本平民在戰時的角色，毋寧說是取其寬泛的隱喻意義：即這里的罪不是法律意義上罪，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說《罪與罰》里那個罪，只是指涉社會和倫理意義上的“責任”。在這里，我們就進入到真正具有爭議的問題，即戰爭中執行者，盲從者，以及大眾的責任界定問題。

當然，這個責任在某些人那里，和法律裁定不是無關的。在二戰后的一部著名的歐洲紀錄片《夜與霧》里，受審訊的納粹軍官在法庭上都說“我沒有責任”，原因是他們認為自己雖然參與屠殺，但只是在奉命執行公務，因此不應該承擔法律意義上的罪責。我至今還得讀博士期間學習歐洲歷史，看到這部紀錄片時的震撼，我也就是從這個開始思考這個難以回答的戰爭責任問題。

紀錄片《夜與霧》

如果說，有血債的軍官尚存在在法庭上自辯有無罪責的場景，那么，普通日本平民應該說并沒有這個意義上的“罪行”，只涉及倫理意義上“責任”。但是，我們也必須考慮到，在一個軍國主義政權的強力裹挾下，普通平民確實沒有選擇的權利，沒有拒絕的資格，甚至沒有深度思考的勇氣。如果我們從史料上看到戰時日本如何從小學生開始就進行裸身體能訓練 ，就培養帝國空軍飛行員的種子，日本飛行員如何自殺攻擊以前如何在自己的村莊上空久久盤旋，就會理解普通人在國家機器面前的無奈。如果再了解日本反戰左翼何如被政府壓制，也會理解日本平民事實上生活在一種非理性的狂熱氣氛中。我以為，在這個意義上看，日本平民確實是麻木和順從的受害者，但也確實有哲學而非法律意義上的，漢娜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因而戰后盟軍司令部對日本的改造計劃中首先就包括對教育體制和教科書的改造，是完全正確的。

這里的意思非常明白：平民不必承擔罪責，但是軍國主義教育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但是，我在基本確認自己認為日本平民也是受害者，確實沒有必要人為區分侵略國的平民和被侵略國的平民以外，也必須直面自己的內心，因為我個人確實無法做到對日本平民的情感完全共情。我所關注的，也不在于對平民的控罪或追責問題，而在我自己的主觀情感問題。

同樣是在讀博士期間，我在大學圖書館里看了一部描述東京大轟炸以后一對日本小兄妹悲慘遭遇的卡通片《螢火蟲之墓》。不論別人如何看待這部片子，我當時是看了三分之一就放棄了，因為我當時立即覺得，日本人在對其他國家的人民造成了如此慘絕人寰的屠戮和戕害以后，仍在紀念戰犯，同時仍在渲染自己平民在受到反擊時的悲情，對于受害者，特別是受害最深的中國人，是不公平不厚道的。

在這里，我認為未成年的一對日本小兄妹有罪嗎？當然不是，我覺得他們有連帶責任嗎？也不是。問題在于，我個人很難對這樣的情節產生共情。事實上，在我小時候，家里就有關于日本原爆受害者的書《黑雨》。從國內大學時期，到美國讀書期間，都有日本朋友，也學過日語，去過日本，也讀過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大江江三郎，春上村樹，其中尤以川端康成作品重復閱讀次數最多。也細讀過出版于1925年的魯迅周作人兄弟合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而其中就有好幾篇帶有濃重的反戰氣息（日俄戰爭和一戰），但日本小說家們除了表達悲觀和無奈，也提不出任何更好的方案。在個人意義上，我對日本同學和朋友的友善和禮數周全有非常好的印象，但我也當著他們的面批評過二十世紀上半葉日本的帝國主義本質和侵略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個人確實無法對《螢火蟲之墓》產生對所有有關南京大屠殺的電影那樣的反應，甚至對日本人對自身受害的渲染產生抵觸，我自認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進一步說，我確實不認為日本平民集體有罪，至于是否有道義和倫理上的責任，應該由日本人自己去反省，就像阿倫特以猶太人的身份自省一樣——被動的卷入，沉默的順從，無奈的配合，或者真誠的“慶祝”，是不是共同構成了一種“平庸之惡”？我也贊同使用核武器必須顧忌對平民的傷害這個理念，但似乎美國人當初是在評估了使用常規武器強攻所造成的平民傷亡不會小于這兩次投彈之后，做出了使用的決定, 而對使用兩枚原子彈的道德爭議，就我的了解，也從來不是美國社會的思想主流。很多參加過二戰的美國老兵終生不買日本車，遑論去對日本平民共情，而這還是在美國無辜民眾并未直接被殘暴對待的前提下。當然，投擲原子彈的法律和倫理問題，最應該由美國人自己反省，而《奧本海默》這部電影就透露出了一些就科研與后果和道德責任之間的張力進行反思的線索。

電影《八月狂想曲》

在日本著名導演黑澤明后期作品，出品于1991年的電影《八月狂想曲》中，他也觸及了日本人的戰爭記憶和敘事。首先，片中的已經顯得很“美國化”的孩子們去參觀長崎原爆紀念園里各國贈送的紀念雕像，并開始詢問為什么沒有美國贈送的紀念品，孩子自己的答案是，因為是美國炸的；第二，片中結尾處的奶奶（爺爺死于原爆）被暴風雨喚起了戰時的創傷記憶開始精神迷亂，影片就此結束； 第三，片中的母親在美國的哥哥的日美混血兒子（李察基爾扮演），顯然象征了日本和美國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類似的“美國人”置身“日本”并“介入”日本的角色還可參見日本電影《人證》和美國電影，湯姆克魯斯主演的《最后的武士》）。

黑澤明的這部并不特別出彩的電影里明顯展露了日本的傷痕與悲情和對美國的一些微妙的反諷和批判，并把所有的曖昧，矛盾和沖突壓縮在一個三代人的家族里——創傷的老一代，現實和勢利的父母一代，世界觀尚在形成的懵懂的少年一代。但是假如站在中國人的角度，片尾似乎非常刻意拍攝的帶著戰爭精神創傷的奶奶在原爆紀念日那天的暴風雨中走出戶外，雨傘被大風吹得翻過來的經典場景，雖然畫面構圖堪稱完美，但能否讓中國觀眾產生共情，我也很懷疑。

我只能說，在“法律”（無罪）和“倫理”（無辜但應自省）以外，我確實在“情感”這第三領域中無法對日本平民在盟軍反攻過程中受到的傷害產生完全和對自己的殉難同胞一樣的共情。這大概就是一種個人民族感情的體現，也或許就是自己并未“優入圣域”離大愛無疆還差幾步，但我不強求其他人和我一樣，只是懷疑，即使在理智上認為所有戰時平民同樣無辜的中國人，是否在看日本電影《黑雨》，《螢火蟲之墓》，《八月狂想曲》時能夠真正完全共情日本人。畢竟，帶有偏向的主觀感情是任何凡人都無法回避也無法否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