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禹貢》相關問題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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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禹貢》作為《尚書》的一篇，是中國古代最早的理想化大一統王朝治國理政的施政綱要和地理文獻。近百年來，《禹貢》相關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績，涌現了大量研究成果。關于《禹貢》的成書時間、性質、宋代《禹貢》學術史、《禹貢》九州、山川地望，以及五服制度等成為學界分歧和論爭的焦點。本文對百年來國內《禹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進行了梳理與述評。

關鍵詞：《禹貢》；九州；學術史；五服制

《禹貢》是《尚書》的一篇，是中國古代最早的綜合性地理文獻之一。20世紀以來，學界從不同學科視角對《禹貢》相關問題展開激烈討論，研究成果豐富。本文擬從《禹貢》的成書時間、性質、宋代《禹貢》學術史、《禹貢》九州、山川地望，以及五服制度等6個方面，對國內近百年有關《禹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進行述評，不足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

關于《禹貢》成書時間的研究

古代諸家一般認為《禹貢》為夏代作品，正如宋人黃度《尚書說》云：“《禹貢》夏史之所作也，禹平水土，王業基焉，故夏史追記制貢之法而作《禹貢》以冠夏書。”又林之奇《尚書全解》云：“《禹貢》一篇蓋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后之序······《禹貢》者夏史所錄，故謂之夏書。”近百年來，學界關于《禹貢》一書的成書時間主要觀點有“西周說”“春秋說”和“戰國說”。

其一，“西周說”代表人物有王國維，其在《古史新證》第一章詳細考據了《尚書》各篇成書年代，認為《禹貢》文字平易簡潔，應該是西周初期所作；辛樹幟在《禹貢新解》一書中提出《禹貢》成書年代上至西周全盛時期，下至周穆王為止；劉起釪以古冀州地域沿革、五行說發展以及鴻溝由來為依據，提出《禹貢》成書于西周較為合理；岳紅琴以《禹貢》冀州的重要位置和西周人尊崇夏代的史實推斷得出，《禹貢》主體內容完成于西周中期無疑。

其二，“春秋說”代表人物有徐旭生，其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第三章提出《禹貢》成書時間至少在春秋中期以后；王成祖依據《禹貢》內容所體現的地理觀特點，提出《禹貢》成書在春秋晚期；晏昌貴提出盡管《禹貢》九州制和畿服制出現時間較早，但是《禹貢》內容展現的知識體系卻產生于春秋戰國之際。

其三，持“戰國說”學者居多，代表人物如錢穆《中國史學名著》、金景芳《中國奴隸社會史》等著作，都提出《禹貢》成書于戰國時期；顧頡剛提出，按照《禹貢》九州名稱的由來和古代五行說發展，《禹貢》應該成書于戰國時期；陳連慶提出，《禹貢》成書年限是秦國滅蜀之后，下限是鄒衍創立“大九州說”之際；葛劍雄在《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一書中提出，《禹貢》九州的山川地理皆對應戰國時各國的山川形勝，故《禹貢》是戰國晚期作品；易德生參考了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容成氏》和傳世文獻《墨子》有關古代九州的敘述，提出《禹貢》成書年代大概在公元前380至前360年。

綜上，按照《禹貢》五服制的面積計算，《禹貢》九州面積可達方五千里。然而，西周統治區域遠沒有達到千里之地。如《荀子·仲尼篇》曰：“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又如《孟子·公孫丑上》曰：“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同時，《禹貢》雍州西界黑水主要在今甘肅與青海邊界，而梁州地界包括了今四川大部分地區。然而，春秋時期各主要國家統治區域并沒有延伸至今四川和青海地區，這些地區生活著大量的四夷。所以《禹貢》一書并非是西周和春秋時期作品。戰國以降，秦國不斷地向西擴大統治區域，南并巴蜀之地，擴地千里；而燕、楚、齊、趙等國也不同程度地擴大自身勢力范圍，面積皆超過千里之地。如《孟子·梁惠王上》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又《史記·蘇秦列傳》中描述燕國面積“方二千余里”、魏國“方千里”、齊國“方二千余里”、楚國“方五千余里”。故《禹貢》成書時間在戰國中晚期。

二

關于《禹貢》性質的研究

《禹貢》內容主要分為四部分，一是大禹治水過程；二是九州地界、山川地望、動植物、土壤、田賦、貢品和貢道等；三是導山和導水；四是五服制觀念等。《禹貢》涉及學科廣泛，包括地理學、氣象學、歷史學、經濟學、農學、文學、動植物學等，故《禹貢》一書的性質很難簡單概括。學界主要觀點如下：

其一，一些學者認為《禹貢》是中國早期水利書籍。如朱惠琴、馬宗申提出《禹貢》實際展現了中國古代先人豐富的治水經驗和思想，故《禹貢》是中國古代治理洪水災害的經典文獻。

其二，大部分學者一致認為《禹貢》是中國古代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百科全書。其中，一些學者從思想史視角討論《禹貢》。如宋正海、龔勝生、鄒逸麟等提出《禹貢》是一部體現中國早期地理思想的著作。一些學者從人文經濟地理視角討論《禹貢》，如凌申詳細論述了《禹貢》的經濟地理思想與古代區域經濟、國土經濟開發等方面之間的關系，提出《禹貢》創立了中國早期經濟地理學概念；張守軍提出《禹貢》是一部關于古代經濟地理和貢賦制度的著作。還有一些學者從自然地理視角討論《禹貢》。如林汀水提出《禹貢》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土壤地理學著作；沈思芹、錢宗武提出《禹貢》蘊含了豐富的中國古代農業知識，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農業地理史料。史念海提出，《禹貢》內容涉及古代政區劃分、疆域、山川地望、土壤物產、交通等，故《禹貢》是中國早期人文和自然地理百科全書。

其三，有的學者綜合諸家觀點得出結論。如王小紅在《宋代〈禹貢〉學研究》一書第二章中梳理與分析了宋代《禹貢》學研究成果，提出《禹貢》是中國古代治水之書、地理之書和貢賦之書。

綜上，學界對于《禹貢》一書性質的討論從未停止，爭訟較大。然而，關于《禹貢》的性質，需要在《禹貢》成書的時代背景下討論。上文已知，《禹貢》成書于戰國中晚期。當時天下一統的趨勢日益明顯，大一統觀念開始成為各國上層統治者的共識。如梁襄王問孟子誰會統一天下，孟子答：“定于一。”《禹貢》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內容包括了治水方法、行政區劃、山川地望、土壤質量、貢賦等級、五服制等各個方面。所以說，《禹貢》很可能是戰國時人以“禹畫九州”傳說為載體，想象出來的大一統王朝行政治理藍圖。上述學者討論的治水、地理、貢賦等，只是《禹貢》的具體知識內容，而非性質。《禹貢》一書很可能是中國古代第一部理想化的大一統王朝治國理政的施政綱要。

三

關于宋代《禹貢》學術史的研究

潘晟對宋代《禹貢》學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評述，提出北宋學者關于《禹貢》的闡釋局限于“治水”和“水學”，而南宋學者在政治形勢與理學興起的影響下，對《禹貢》的認識逐漸超越經學篇章的地位。王小紅《宋代〈禹貢〉學研究》一書系統分析了宋代有關《禹貢》學研究的原始文獻和宋代學者關于《禹貢》成書時間、性質、篇名、九州制以及五服制的研究情況，并從整體上評價了宋代《禹貢》學發展的原因、特征、地位與價值。周書燦、張洪生對宋代《禹貢》研究成果進行學術史回顧，肯定了宋代《禹貢》研究的學術價值。盡管上述學者對兩宋時期《禹貢》學研究展開全面梳理與分析，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是缺少與不同時期《禹貢》研究的縱向比較。上文已述，唐宋以降《禹貢》注釋版本多達上百種，尤以明清時期為甚。如果將宋代學者關于《禹貢》的研究與明清時期諸家研究進行比較分析，找出相同點和不同點，就可以更好地揭示宋代《禹貢》學研究全貌，對于未來《禹貢》學術史研究也具有借鑒意義。

四

關于九州問題的研究

戰國以降，儒家形成了不同類型的九州學說。如《禮記·王制》《尚書·禹貢》《周禮·職方氏》《爾雅·釋地》，以及出土文獻《容成氏》九州等。其中，《禹貢》九州學說較為著名，對后世中國古代地理學發展產生深遠影響。近世以來，《禹貢》九州的相關問題引起學界廣泛關注，成果豐富。

（一） 《禹貢》九州內容評價

由于《禹貢》九州內容涵蓋的知識面較為廣泛，故一些學者重點對《禹貢》九州的敘事內容和方法進行了評價。如李禹階提出，《禹貢》九州內容反映的地理思想展現了戰國時人們對周邊世界的一種理解；張朋兵提出，《禹貢》九州敘事形成了“中心——邊緣”的文本生成模式；李零提出，《禹貢》九州采用了回環式敘事法，東部七州一個圈，西部二州一個圈，九州順序遵循了戰國時期“九宮圖”思想。

（二） 《禹貢》九州名稱考證

《禹貢》九州名稱依次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等。關于《禹貢》九州名稱的由來，一些學者進行了詳細考證。如丁山對《禹貢》各州名稱由來進行了全面論述，取得了突出成果，提出《禹貢》冀州名稱源于陶唐氏部族號；兗州源于河流；青州以五色配五方，青色配東方，青州得名于青羌、青丘；徐州源于徐方；揚州得名于陽夷；荊州得名于荊楚；豫州得名于《國語》“謝西之九州”的謝邑；梁州得名于三狼羌；雍州得名于秦國都城雍城。葉天倪提出，“冀”的音義與“畿”同，陰陽對轉，以帝都所在，取名為“畿”，音變為“冀”；青州，清新之氣，“青”代表萬物新生；揚州即越也；豫州的“豫”，即寬豫也。顧頡剛、劉起釪提出《禹貢》冀州得名于春秋時期晉國南部的古冀國；兗州即沇州，因沇水而得名；青州由五色配五方的五行思想而來；徐州由于淮夷一支徐族而得名；“揚”“越”關系密切，揚州得名于“揚越”；荊州因荊山而得名；豫州得名于西周謝國；梁州因全境地勢高，多山梁而得名；雍州因秦國都城雍而得名。

一些學者還專題討論了《禹貢》個別州的州名。如陳國生提出蜀地存在“棧道”這種特別的交通設施，故成為西南地區代名詞，古代“梁”字為橋義，所以《禹貢》梁州特指代西南地區。劉順良提出，《禹貢》梁州位于中國西部，西方之氣“疆梁”，所以稱梁州。盡管上述學者都考證了《禹貢》九州名稱，但是在部分州名稱由來問題上仍然存在較大分歧。

其一，冀州名稱不能簡單概括為來自陶唐氏名號、晉國或王畿。冀州名稱形成是多方面影響的結果。春秋時期有冀國，而晉國早期都城“絳”稱“翼”，“翼”“冀”音轉義，互為假借。故晉國都城“翼”也稱“冀”。由于晉國都城翼與冀國皆在晉國境內，而相傳堯、舜、禹皆建都城于晉地，故以“冀”作為名號。后來，晉國便用冀州表述。后世諸家認為冀州是堯、舜、禹三代都城之地，故冀州是古代天子所居王畿，轄制四方諸侯。這樣一來，冀州從晉地逐步演變成天下中心，也稱“中州”“中土”或“中國”。馬培棠提出：“冀州在中區，不知何故，轉以名北方。竊以戰國之際，紛亂已極，切望統一，久成上下一致之心理。因有利三晉之形勢，而借用之，一匡天下和，定貢賦，畫九州，以兩河為帝都，以三晉為畿輔。但恐人微言輕，不足聽，于是上托大禹，北移冀州。”正如馬培棠所述，冀州能成為“中州”“中土”或“中國”別稱，主要是戰國時人渴望結束戰亂，天下一統，故將大禹治水別九州傳說進行改造，確立堯舜禹所都的冀州為大一統王朝的京畿地區。

其二，《晉書·地理上》曰：“兗州蓋取兗水以名焉。”又《禹貢》曰：“導沇水，東流為濟。”可知，沇水為古濟水的支流。“兗”“沇”互為假借，兗州也稱沇州。故兗州名稱出自沇水已經在學界達成共識。“徐”作為商周時期東夷集團中最大的國家，其舊地在今山東滕縣南、淮水北岸。先秦傳世文獻中，“徐”也稱徐方、徐戎、徐夷等。“徐州”一詞在先秦傳世文獻中還是城邑地名。戰國以降，“徐州”作為地名有兩個，一是在齊國西北部，二是在魯國東部。而魯國東部的徐州在《禹貢》徐州域。故《禹貢》徐州名稱很可能同時受到魯國和徐戎的直接影響，即戰國時人借助于魯國東部城邑徐州名稱，結合魯國地望加工想象而成。如《呂氏春秋·有始覽》曰：“泗上為徐州，魯也。”

其三，戰國以降，五行學說被廣泛運用于政治、思想、禮制、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衍生出五帝、五岳、五聲、五色、五味、五常、五事等五常之性。其中，“五色”即青、赤、黃、白、黑。先秦傳世文獻記載，“五色”的青、赤、白、黑四色分別對應“五方”的東、南、西、北四個方向。這里“青色”主要對應“東方”。青州名稱主要源自戰國五行學說，這已得到學界廣泛認同。《爾雅·釋言》曰：“越，楊也。”這里“楊”“揚”互為假借，與“越”音義相同。先秦傳世文獻中“楊越”經常連用，南方越族在傳統古九州揚州域，故“揚越”或“楊越”并稱，揚州源自“楊越”。荊州名稱并非出自荊山，而是對南方楚國的蔑稱。《谷梁傳》莊公十年曰：“荊者，楚也。何為謂之荊？狄之也。何為狄之？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可知，當周天子實力強大時，楚國必是最后被認同的國家；而當周天子地位衰弱時，楚國必是最先反叛的國家，故諸夏國家稱楚國為“荊”。“荊”，即狄也。由于楚國是狄，故不言楚國，而言荊州，因為“州”的地位不如“國”。正如《谷梁傳》莊公十四年曰：“荊者，楚也。其曰荊何？州舉之也。州不如國。”中原地區的諸夏國家早期認為南方楚國是反復無常的國家，故稱楚國為狄國，用“荊州”作為楚國稱謂，以視輕蔑。

其四，豫州名稱并非源于西周謝國，而是來自地理位置。豫州地處傳統九州中的中心位置，帝都所在。故古人以“豫”名州，表示該州域內安逸、中和且有秩序。如《晉書·地理上》曰：“豫州，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雍州名稱并非像過往學者所述來自秦國都城雍。古代“雍”即“壅”，即擁塞、堵塞的意思。雍州北部是黃土高原，南部是秦嶺山脈，故地勢四周高，中間低。如《晉書·地理上》曰：“以其在四山之內，故以雍名焉。”又李楨扆《尚書解意》曰：“雍州······四面積高曰雍。”雍州地貌特征與“雍”“壅”含義相近，故“雍”的含義與雍州地貌特征相符。“雍州”“雍城”“雍水”和“雍山”皆源自“雍”的本義。李慎儒《禹貢易知編》曰：“今陜西鳳翔府西北有雍山，雍水出焉。雍州之名以此或曰雍，壅也，四面又山，壅塞為固也。”

其五，梁州名稱并非如過往學者所說來自“橋梁”或“山梁”，而是來自五行學說。如《晉書·地理上》曰：“梁者，言西方金剛之氣強梁，故因名焉。”古人認為，五行即五常之行氣，與世間萬物緊密聯系，影響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古人遵守天道、地道和人道的基本法則。五行中金、木、水、火、土等分別對應西、東、北、南、中等五方位。相較于中國，梁州位于西方，而西方配五行中的“金”，其氣強梁、疆梁也。這里“強”“梁”“疆”應屬音轉義，互為假借，即剛強的意思。所以說，古代“梁山”“梁國”“梁州”名稱很可能與梁州地處中國西方有直接關系。

（三） 《禹貢》九州地界考證

《禹貢》以“山川形便”原則經界，如兗州以濟水與黃河為界，徐州以泰山、淮水為界，荊州以荊山、衡山為界，雍州以黑水、黃河為界，梁州以黑水、華山為界等。近百年來，《禹貢》九州地界相關研究成果較多。

其一，一些學者從中國早期考古成果中確定《禹貢》九州的大致范圍。邵望平提出《禹貢》九州地界與龍山文化圈大致相當。豫州主要對應河南龍山文化區，徐州、青州相當于海岱文化區，兗州所屬河北龍山文化區，揚州屬于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區，荊州對應湖北龍山文化區。

其二，一些學者以“山川”為中心確定九州地界。顧頡剛、史念海提出，《禹貢》冀州在今山西省及河北、河南省之一部；兗州在今河北與山東省之一部；青州在今山東省境內；徐州在今山東及江蘇省之一部；淮水以南今江蘇和安徽等處為揚州；荊州在今兩湖地區；豫州大致包括今河南省；梁州包括今四川及陜西省之一部；雍州則起自今陜西省東界，并包括甘肅等地。王有錄提出，《禹貢》揚州相當于今安徽省、江蘇省南部地區；荊州相當于今湖北省南部和湖南省大部；豫州在今黃河以南和漢水以北地區；雍州包括今陜西省和甘肅省；徐州包括今泰山以南和淮海以北廣大地區；陳剩勇提出《禹貢》冀州相當于今山西省、河北省和遼寧省一部；兗州相當于今河北省、河南省和山東省的交界區域；青州相當于今山東省東部地區；徐州相當于今山東省南部和江蘇、安徽北部地區；揚州相當于今江蘇省、安徽省南部，浙江省北部和江西省東部地區；荊州相當于今湖北省、湖南省以及江西省西部地區；豫州相當于今河南省、湖北省北部地區；梁州相當于今四川省和陜西省南部地區；雍州相當于今陜西省北部、中部和甘肅省西部地區。

其三，一些學者還對《禹貢》個別州的地界進行了專題討論。如李民提出《禹貢》豫州地界包括今河南黃河以南、湖北西北部、山東西南部以及安徽西北部地區。田曉岫提出《禹貢》梁州地界包括今陜西南部、甘肅西南部、青海東南部、湖北西北部，以及四川、貴州、云南、西藏東部；而雍州界西到今帕米爾高原以西，覆蓋今陜西、甘肅、寧夏、青海、西藏全境。張振岳提出《禹貢》荊州地界包括今兩湖全境，南界最遠可達南嶺北部。

綜上，后世歷代諸家都按照王朝行政區劃考證《禹貢》九州地界。比如《晉書·地理志》記載了19個州部都屬于《禹貢》某州地界；《隋書·地理志》各郡都會對應《禹貢》某州；《新唐書·地理志》將每道的地界、山川、貢賦與《禹貢》九州相聯系；《宋史·地理志》正文末尾段都會說明路一級政區所對應的《禹貢》九州；《明史·地理志》將兩京十三布政使司與《禹貢》九州地界聯系在一起，無論是兩京，還是十三布政使司內容開篇都會對應《禹貢》某幾個州的地界，而后介紹各級政區沿革。近世學者通常在參考古代正史地理志或地理總志后，結合實際行政區劃得出結論，故各家關于《禹貢》九州地界的考證差異并不大。《禹貢》九州“山川形便”劃分原則對后世歷代王朝行政區劃產生深遠意義。正如宋人鄭樵《通志》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經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是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近世以來，盛險峰提出《禹貢》“山川形便”原則造成犬牙交錯的行政區劃現實，證明《禹貢》九州在糾正歷代行政區劃變遷準則方面的重要性；顧頡剛提出西漢武帝在建立十三州刺史制度時，不僅借鑒了《禹貢》九州以山川定州界的劃分原則，而且部分刺史部名稱還套用了《禹貢》九州名稱。

五

關于《禹貢》山川地望的研究

《禹貢》的導山、導水部分出現了大量山脈和河流，而這些山川關系到歷代王朝興衰、宗教祭祀及地方行政區劃等，對古代國家治理、宗教祭祀和風俗文化產生重要意義，故引起學界廣泛關注。

（一） 《禹貢》山脈地望考證

《禹貢》“碣石山”地望的相關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如黃盛璋較早提出《禹貢》有兩個“碣石”，一是“太行、恒山，至于碣石”，這里“碣石”指常山，屬太行山支脈；二是“夾右碣石，入于河”，這里“碣石”指今天津市以南無棣縣的馬谷山。李軍也提出《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的“碣石”在今天津市無棣縣境內，而“太行、恒山，至于碣石”的“碣石”在今河北昌黎縣北。呂紹綱提出《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的“碣石山”在今天津市東南，靠近渤海灣。

一些學者還對《禹貢》其他山脈地望進行了考證。如史念海提出《禹貢》終南山屬于秦嶺山脈一部，岐山在今陜西岐山縣境內，鳥鼠山在今甘肅渭源縣；崔恒升提出《禹貢》“大別”實際屬秦嶺山脈余脈，位于今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交界處，西接桐柏山，東延至安徽廬江縣；陳立柱、紀丹陽提出《禹貢》荊州的“衡山”地望大致在今安徽省西南。

（二） 《禹貢》河流地望考證

《禹貢》眾多的河流中，古代“黑水”地望考證較多，爭訟也最大。如周宏偉提出《禹貢》雍州的“黑水”即今青海省大通河，梁州的“黑水”即今四川省境內岷江；李文實提出《禹貢》“黑水”即怒江；徐南洲提出《禹貢》“黑水”即今甘肅境內的洮河；扶永發提出《禹貢》梁州的“黑水”與導水中的“黑水”屬同一河流，即今西南地區境內瀾滄江，而雍州的“黑水”即今四川若爾蓋縣境內的黑河。宋代以降，諸家學者便否定了《禹貢》梁州和雍州境內“黑水”是同一條河流的結論。代表人物如林之奇《尚書全解》曰：“據黑水從西北歷數千里以流入于南海，其流當甚大，豈有河流伏于其下，黑水得越其上之理······說不足信也。”明清以降，一些學者提出《禹貢》“黑水”是多條河流。如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曰：“雍州黑水出陜西、甘肅塞外南流至河州入積石河，今俗名大通河是也。梁州黑水，即今云南之金沙江。”蔣廷錫關于《禹貢》“黑水”地望的考證較為可信。

對于《禹貢》其他河流的考證，史念海早期提出《禹貢》“河水”是戰國時期黃河；陳致遠提出《禹貢》“九江”大致在今湖北松滋與鄂城之間的長江水域一段；程裕鈞在實地調研后，提出《禹貢》“九江”實際是長江中游多條支流匯集的一種河網地貌，隨后，在《評〈禹貢〉“九江”地望說異》一文中反駁陳致遠關于《禹貢》“九江”地望的結論。

六

關于五服制度的研究

《禹貢》中“五服”也稱“五服制”，由內向外依次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和“荒服”。每個服事之間相隔五百里，不同服事承擔的職貢也不同。盡管《禹貢》“五服制”屬于理想化的政治地理關系，但是“五服制”觀念對后世大一統王朝下的對外關系、邊疆治理和民族關系發揮了重大作用，故引起學界激烈討論。

其一，一些學者從不同視角證明《禹貢》“五服制”是夏王朝政治關系的具體實踐。如岳紅琴提出《禹貢》的“五服制”反映了夏王朝與周邊部落聯盟之間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關系，而這些關系體現了原始性、不穩定性及非對等性特征。李鑫提出二里頭遺址外圍的城址分布格局顯示，盡管夏朝在政治上表現出了一種封閉式內向格局，但在經濟上具有一種外向擴張性，這些特征與《禹貢》“五服制”內容高度一致。還有學者認為《禹貢》的“五服制”反映的是戰國時期儒家華夷天下觀秩序。如李憲堂提出《禹貢》“五服制”在先秦儒家理想化王朝秩序下發揮重要作用。

其二，一些學者還從《禹貢》“五服制”與古代王朝邊疆治理的聯系入手，展開討論。如劉逖從邊疆學視角分析了《禹貢》“五服制”形成的三個要素，即服、五服和里數，提出《禹貢》“五服制”產生對于確立大一統王朝的邊疆學說具有深遠影響，且“五服制”對于后世大一統王朝邊疆治理具有積極意義。馬大正《中國邊疆經略史》書中第一章提出《禹貢》“五服制”是夏商周以來中原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地區在政治上建立的臣屬關系。袁寶龍提出，《禹貢》“五服制”是基于血族或種族觀念而產生的原始邊疆理念。上述研究成果表明，《禹貢》“五服制”在中國古代中原王朝處理對外交流和對外民族關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具有長遠意義。

結語

近百年《禹貢》研究爭訟紛呈，展現了較強的學術氛圍。相較于唐宋至明清時期學者對《禹貢》內容的注釋、訓詁與考據，近代學者在研究內容、視角和方法上都取得了較大進展。一是研究內容基本涵蓋了《禹貢》主要部分，尤其是九州相關問題研究成果較多；二是宋代《禹貢》學術史研究成果表明《禹貢》學術史研究取得一定發展，對于梳理和分析明清時期諸家有關《禹貢》研究成果具有借鑒意義；三是越來越多來自地理學、古文字學、政治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者開始對《禹貢》相關問題展開跨學科研究。如對《禹貢》九州土壤類型和等級的研究有利于了解戰國時期各地的土壤植被；關于《禹貢》“五服制”的研究對于理解中國古代大一統王朝的政治制度具有積極意義；《禹貢》九州各地的貢品整體展現了戰國時期各地農業商品經濟的發展情況。然而，目前《禹貢》研究仍有不足，薄弱之處主要反映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對資料的運用不夠充分。盡管大部分學者在研究《禹貢》時都盡量吸收了原始文獻，但唐宋至明清時期《尚書》《禹貢》相關的注疏版本多達百種，代表作如唐代孔穎達《尚書正義》等；宋代毛晃《禹貢指南》、程大昌《禹貢論》和《禹貢山川地理圖》、傅寅《禹貢說斷》、林之奇《尚書全解》、黃度《尚書說》、黃鎮成《尚書通考》、夏僎《夏氏尚書詳解》等；元代王天與《尚書纂傳》、朱祖義《尚書句解》等；明代鄭曉《禹貢圖》、《禹貢要注》、《禹貢說長箋》、茅瑞徵《禹貢匯疏》、夏允彝《禹貢古今合注》、王鑒《禹貢山川郡邑考》、李楨扆《尚書解意》等；清代徐文靖《禹貢會箋》、夏之芳《禹貢匯覽》、李慎儒《禹貢易知錄》、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焦循《禹貢鄭注釋》、胡渭《禹貢錐指》等。這些注疏版本大多集中在《禹貢》注釋、訓詁以及山川地望考證等方面。全國性地理總志和地方縣志等也都蘊含著豐富的史料價值。盡管這些文獻并不屬于一手材料，但只要利用得當，對于《禹貢》研究仍具有積極意義。

二是目前對《禹貢》進行系統研究的專著主要有辛樹幟《禹貢新解》、李長傅《禹貢釋地》、金景芳《〈尚書·虞夏書〉新解》、顧頡剛與劉起釪合著《尚書校釋譯論》等。然而，從整體上研究《禹貢》的專著數量明顯不足，更多學者從微觀視角探討《禹貢》相關問題。故導致《禹貢》研究成果較為零散，缺乏系統論述。

三是唐宋以降，《禹貢》相關注疏版本多達上百種，盡管宋代《禹貢》學術史研究成果較多，但明清時期《禹貢》學術史的研究成果相對匱乏，從而無法在整體上把握歷代《禹貢》學術史研究的整體脈絡。這勢必影響未來《禹貢》研究的高質量發展。

四是研究內容較為單一，缺少新的研究方向。上文已述，學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禹貢》一書成書時間和性質、《禹貢》九州名稱和地界、《禹貢》山川地望以及《禹貢》“五服制”。然而，很少有學者討論《禹貢》九州內容展現的政治思想內涵以及《禹貢》九州“山川形便”劃分原則與后世歷代王朝正史地理志或郡國志編纂的關系等。而這些內容對于研究中國古代華夷思想、邊疆治理、民族關系等具有積極意義。

作者：明鏡，張淑一

來源：《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22年第5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汪鴻琴

校對：歐陽莉艷

審訂：鄭雨晴

責編：楊 琪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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