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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的形成與方位意識息息相關,“中國”一詞本身就內涵著方位概念。實際上,中華文明的別稱也多與方位有關,如四方、六合、九州等。方位意識不僅反映中華文明的地理特征,更體現文明秩序的一統與包容。
早在殷商時期,人們就有對方位的認識。在考古發現的商代甲骨刻辭中,有“南方,西方,北方,東方,商”這樣的記錄,說明商人已有對四個方向的劃分。方位的出現,亦表明商人具備天文觀測的能力。因為大地上方位的確定,需要依據太陽周日與周年運動的天文軌跡等。
四方之位的判斷方法是“立表測影”。要確定方位,必須先設置測日的表木,并在其四周畫圓。日出日落之時,太陽照射在表木之上,投影與所畫圓圈會形成交點。將日出日落的交點相連,即能確定正東正西的方向。
四方的明確標定,不僅意味著古人具備總結自然規律的能力,也為政治秩序構建奠定了基礎。因為一旦四方被劃定,“中心”的觀念便隨之出現。中心是四方的坐標,作為“四方之極”統攝四方,因而中心具有政治意義。在殷人的世界圖景中,商王所在的都城好比立在大地上的那根表木,是辨識四方的基點,昭示著政治文明構建由此開始。在殷人看來,治理四方如同以表木測定四方。
四方加上天、地,便構成六合的概念。《莊子》言:“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六合的視野更為開闊,折射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學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四方還是六合,其空間邊界都是開放的。四方對不同方向的標識,既象征文明的多元性,又沒有在空間上限制文明的范圍。六合將天地納入視野,進一步強調文明的開放性。四方與六合的方位意識,深刻體現了“至大無外”的秩序觀念,反映了中華文明自古以來所具有的包容性特點。
九州的出現,標志著中華文明對自然地理認識的進一步深化。根據大禹治水的傳說,當洪水肆虐大地,禹在舜的任命下成為“司空”,通過考察地勢疏導水流,完成洪水治理任務。之后,禹便順著山川水系的走向,將天下劃分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等九州。
九州不僅是對中國大陸自然地理的認識,更體現了中華文明對政治秩序的獨特理解。《禹貢》不僅描繪了九州的地理分界,敘述了各州的山川水系、土壤物產,還記錄了各州通往王畿的貢道。貢道不僅是交通路線,也意味著行政體系建立,中央與地方的政治關系由此得到制度化構建,大一統的政治觀念從此形成。
九州的大一統秩序格局,延續了四方的統一意識與六合的包容精神。《禹貢》在描述九州分界時,州與州之間的邊界十分明確,但各州的外圍沒有清楚標明。這是刻意為之的筆法,說明九州只有外延而沒有邊界。它意味著文明不以疆界自限,而是從“九州共貫”到“天下大同”。
可見,方位意識雖然產生于對地理空間的認識,但內在表達的是文明秩序精神。隨著西周時期政治文明逐漸成熟,方位意識越來越政治化。何尊銘文中的“宅茲中國”一句,是“中國”一詞首次出現。此時的“中”并非僅是地理上的中心,更是秩序上的認同。“中”意味著“正位”,是文明秩序之所在。多元一體的大一統精神,可謂“中國”的題中應有之義。
從四方到六合,從九州到中國……方位的層層推進,是中華文明在自然地理的認識上對文明秩序的建構過程。方位不僅告訴我們腳下的方向,更告訴我們秩序從何而來、文明如何向外展開。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博士后丁肇聿)
原標題:《學林隨筆|中華文明的形成為何說與方位意識息息相關》
欄目主編:王多
本文作者:丁肇聿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徐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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