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隨筆｜中華文明的形成為何說與方位意識息息相關

中華文明的形成與方位意識息息相關，“中國”一詞本身就內涵著方位概念。實際上，中華文明的別稱也多與方位有關，如四方、六合、九州等。方位意識不僅反映中華文明的地理特征，更體現文明秩序的一統與包容。

早在殷商時期，人們就有對方位的認識。在考古發現的商代甲骨刻辭中，有“南方，西方，北方，東方，商”這樣的記錄，說明商人已有對四個方向的劃分。方位的出現，亦表明商人具備天文觀測的能力。因為大地上方位的確定，需要依據太陽周日與周年運動的天文軌跡等。

四方之位的判斷方法是“立表測影”。要確定方位，必須先設置測日的表木，并在其四周畫圓。日出日落之時，太陽照射在表木之上，投影與所畫圓圈會形成交點。將日出日落的交點相連，即能確定正東正西的方向。

四方的明確標定，不僅意味著古人具備總結自然規律的能力，也為政治秩序構建奠定了基礎。因為一旦四方被劃定，“中心”的觀念便隨之出現。中心是四方的坐標，作為“四方之極”統攝四方，因而中心具有政治意義。在殷人的世界圖景中，商王所在的都城好比立在大地上的那根表木，是辨識四方的基點，昭示著政治文明構建由此開始。在殷人看來，治理四方如同以表木測定四方。

四方加上天、地，便構成六合的概念。《莊子》言：“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六合的視野更為開闊，折射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學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四方還是六合，其空間邊界都是開放的。四方對不同方向的標識，既象征文明的多元性，又沒有在空間上限制文明的范圍。六合將天地納入視野，進一步強調文明的開放性。四方與六合的方位意識，深刻體現了“至大無外”的秩序觀念，反映了中華文明自古以來所具有的包容性特點。

九州的出現，標志著中華文明對自然地理認識的進一步深化。根據大禹治水的傳說，當洪水肆虐大地，禹在舜的任命下成為“司空”，通過考察地勢疏導水流，完成洪水治理任務。之后，禹便順著山川水系的走向，將天下劃分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等九州。

九州不僅是對中國大陸自然地理的認識，更體現了中華文明對政治秩序的獨特理解。《禹貢》不僅描繪了九州的地理分界，敘述了各州的山川水系、土壤物產，還記錄了各州通往王畿的貢道。貢道不僅是交通路線，也意味著行政體系建立，中央與地方的政治關系由此得到制度化構建，大一統的政治觀念從此形成。

九州的大一統秩序格局，延續了四方的統一意識與六合的包容精神。《禹貢》在描述九州分界時，州與州之間的邊界十分明確，但各州的外圍沒有清楚標明。這是刻意為之的筆法，說明九州只有外延而沒有邊界。它意味著文明不以疆界自限，而是從“九州共貫”到“天下大同”。

可見，方位意識雖然產生于對地理空間的認識，但內在表達的是文明秩序精神。隨著西周時期政治文明逐漸成熟，方位意識越來越政治化。何尊銘文中的“宅茲中國”一句，是“中國”一詞首次出現。此時的“中”并非僅是地理上的中心，更是秩序上的認同。“中”意味著“正位”，是文明秩序之所在。多元一體的大一統精神，可謂“中國”的題中應有之義。

從四方到六合，從九州到中國……方位的層層推進，是中華文明在自然地理的認識上對文明秩序的建構過程。方位不僅告訴我們腳下的方向，更告訴我們秩序從何而來、文明如何向外展開。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博士后丁肇聿）

原標題：《學林隨筆｜中華文明的形成為何說與方位意識息息相關》

欄目主編：王多

本文作者：丁肇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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