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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3693
“自閉癥孩子的康復(內容),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隨著年齡的增大而在變化的。”
2025年12月7日,在深圳舉行的“第二屆華南神經發育障礙及相關疾病臨床診療”學術交流會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精神衛生中心的杜亞松教授做了題為《從40年的歷史看ASD的康復》的報告。
杜亞松在回顧自閉癥近40年康復的歷史變遷基礎上,強調了兩大自閉癥干預的核心理念:第一,康復是全生命周期的。我們的視野要從3歲拉長到終老,從受精卵一直關注到領養老金。 第二,干預必須是綜合的(CTMs)。必須告別“一人作坊”式的經驗主義,建立有組織、有強度、有證據的科學體系。
杜亞松認為,要幫助一位自閉癥人士成為一名合格的“社會人”,至少要掌握三種能力:生活自理、生存技能、社交圈子。
以下是杜亞松講座的核心內容,有刪減。
整理 | 譚萬能
圖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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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發病率反而增加了?”
杜亞松說,從1982年南京腦科醫院陶國泰教授首次報道中國4例孤獨癥案例,至今已過去40多年時間,期間,醫學界、科學界和公眾對自閉癥譜系障礙(ASD)的認知,都經歷了巨大的變化。
最顯著的變化是診斷標準的“瘦身”。過去,教科書定義ASD有“三主征”:社交障礙、語言障礙、刻板行為。
但現在,“語言障礙”已被剔除出核心診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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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長跟我辯解:‘孩子在家跟我交流很好啊,讓干嘛就干嘛。’” 杜亞松在現場強調,“這不算數。真正的社交能力,是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建立連接。”
美國《精神疾病診斷分類手冊(第五版)》(DSM-5)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疾病診斷分類手冊(第十一版)》(ICD-11),現在都把ASD的核心診斷標準聚焦于兩條:
社會交往障礙
局限的、重復的行為模式(RR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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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亞松透露,甚至對于RRB是不是自閉癥的核心診斷標準,學界也有不同看法,甚至有觀點主張將其列為一個獨立的疾病維度。
伴隨著定義的修正,是患病率數據的“爆炸”。韓國曾報出高達2.64%的患病率,美國則已達到3.23%,中國目前約為0.7%。
這種激增僅僅是因為遺傳嗎?杜亞松認為環境因素不應該被忽視——無論是物理環境還是社會心理環境的變化,在孤獨癥及相關發育障礙的激增中,扮演了絕對不能忽視的角色。
杜亞松列舉了一組上海的數據來證明環境影響的重要性:上海的精神發育遲滯(ID)患病率,在90年代是1%,到了2015年前后上升到了1.12%,增加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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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一想,現在的媽媽們比90年代知識更多了吧?產檢技術更好了吧?按理說應該優生優育了,為什么發病率反而增加了?”
杜亞松也回顧了這些年來,在對自閉癥的認知方面,我們走過的彎路,比如曾將病因歸結為母親冷漠的“冰箱媽媽”理論,以及現在有死灰復燃趨勢的“疫苗導致自閉癥”的虛假理論。
杜亞松也謹慎地提到了神經多樣性的概念和相關的一些理念,認為神經多樣性在推動公眾對自閉癥、多動癥、讀寫困難等狀況的理解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也擔心神經多樣性運動中的 “Education, no medication!”(要教育不要吃藥)等徹底去病化的做法,會動搖自閉癥研究和康復的循證根基。
他也希望醫學模式和神經多樣性觀點的碰撞中,能催生出對自閉癥的全新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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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走向社會,必須像個社會人一樣”
既然環境在變,發病率在增高,那自閉癥康復的理念和方法是不是也在發生變化?
杜亞松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個理念的變化就是,自閉癥的康復應該是全生命周期的。他引用《柳葉刀》雜志發表論文的內容表示,現在的康復視野,必須從3歲以前拉長到全生命周期——從受精卵一直關注到領養老金(O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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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亞松說,除了前述的兩大核心診斷指標,跟自閉癥密切相關的智力問題、學習問題等,再加上那些“遠親”——真真假假的焦慮、容易激動、睡眠問題、不吃飯、跟人吵架,最終導致很多自閉癥人士沒辦法走向這個社會。
因此,雖然全生命周期的不同年齡段,干預的內容、支持的方向和關注的重點,都有明顯的不同。但有三種能力,是自閉癥人士走向社會必須的:
首先要學會基本的生存能力。“知冷知熱,餓了知道吃,冷了知道穿。”為了訓練這種能力,杜亞松團隊做過很多嘗試,包括研發VR系統,模擬上海地鐵的進站、安檢、購票、候車場景。 “為什么要做這個?因為孩子要出門。他得知道怎么買票,怎么過閘機。如果連這個都不會,他很難在社會上生存。”
第二是要有生存的技藝。在這個社會上,能干點什么養活自己? 杜亞松說,“如果康復訓練只是讓孩子在機構里機械地學語言、強化行為,卻學不會向人問好、學不會在別人需要幫助時搭把手,那他依然不是一個‘社會人’。”
第三是要有一個圈子。必須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社會支持網絡。 “生存好了,有技能了,有一個圈子了,那將來才可能去交往、去旅游、甚至去跟人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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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感、沒有套路,那叫‘帶孩子’”
除了全生命周期的康復支持外,另一個重要的理念變化是綜合干預模式(comprehensive treatment models,CTMs)概念的出現。
杜亞松說,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國內康復領域處于一種“前科學”的混亂狀態。
他在現場講了一個真實案例:在上海,有個人租個門面,帶三個孩子,自稱“康復中心”。負責人對他說:“杜醫生,我把自家孩子康復了,順便帶兩個,還能掙點錢養活自己。”
“我當時問他:‘你的套路夠不夠?你看文獻嗎?’他說:‘我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有情感、沒有套路,那不叫醫療干預,那叫‘帶孩子’。” 杜亞松直言,沒有理論體系、沒有操作手冊、全憑個人經驗,是達不到效果的。
他在講座中介紹了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NRC)2001年提出的綜合干預模式,并詳細講解了Odom等學者在2010年制定的評價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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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亞松指出,一個靠譜的干預模式必須具備以下“硬指標”:
有手冊:操作必須標準化,有具體的課程指引,不能想一出是一出。
有強度:每周干預時間通常要達到一定時長。杜亞松引用了Lovaas(ABA創始人)的早期研究,強調每周40小時的高強度干預曾創造過47%入讀普校的實績。
有實證:方法必須經過同行評審,在學術期刊上發表過有效性數據。
全覆蓋:干預目標不能單一,必須涵蓋認知、社交、行為等多個發展領域。
過去10余年,圍繞綜合干預模式,已經誕生了多個相關的自閉癥循證干預方法(Evidence-based Practices,EBPs)的分類體系,總體上,都在這個評價方法框架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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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常見EBPs分類及差異
也正是基于這些標準,杜亞松對目前市面上流行的自閉癥干預方法做了簡單介紹和評價。比如ESDM(早期丹佛模式)、DIR(地板時光)、PEERS(社交技能教育和促進)、EPEC(賦權父母、賦能社會)等。
需要提醒的是,根據評定EBPs的標準,這些方法,都要求“實施者有經過認證的臨床專業知識、經驗及遵守標準化程序實施”。
最后,杜亞松也給出了一些干預方法的評級和對應的理由,也需要提醒的讀者的是,不同的自閉癥人士的行為表現和支持需求也完全不一樣,評級的等級并不等于推薦等級。
黃金級:證據確鑿,極具康復前景。
社交技能小組:特別是針對青少年的PEERS訓練,教孩子怎么處理沖突、應對霸凌。
同伴中介干預:利用受過培訓的同齡人作為“小老師”參與干預。
圖片交換溝通系統(PECS):對無語言或低語言孩子效果顯著。
自然發展行為干預(NDBI):結合了ABA原理與自然情境。
白銀級:通常有前景,但對操作要求高或證據略少。
關鍵反應訓練(PRT)與早期介入丹佛模式(ESDM):杜亞松特別提到,ESDM對3歲前孩子非常有效,但對老師的技術要求極高,如果“手藝”不到位,效果會打折。
動物輔助治療:如馬術治療、犬治療。杜亞松曾建議浙江的機構在門外畫個圈養小動物,這對改善孩子的情緒很有幫助。
青銅級/無明確證據:安全但效果不明確,或缺乏核心改善證據。
感覺統合療法:雖然國內非常流行,但在國際循證體系中,其對孤獨癥核心癥狀改善的證據等級并不高。
加重毛毯/背心:蓋厚被子確實讓人有安全感(像北方冬天蓋厚被子那種“中孚”的感覺),能緩解焦慮,但“治不了核心癥狀”。
無麩質/無酪蛋白飲食:除非孩子確診有代謝問題(如乳糜瀉),否則全員忌口不僅無效,還可能導致營養不均衡。
(本文經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杜亞松審核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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