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三峽工程提上政協議題，王任重：只要能過，我死后也放心了

1979年5月的一天清晨，葛洲壩工地汽笛轟鳴，王任重站在混凝土澆筑平臺上，額頭的汗水和翻涌的江霧混在一起。距離1954年那場滔天洪水，他已經熬過整整二十五個年頭，但腦海里，決口時的慘烈畫面依然揮之不去。那一刻，他心里反復盤算的不是眼前的葛洲壩，而是更上游、更宏大的三峽。

往前追溯到1954年6月，武漢關水位一次次逼近極限。王任重在指揮部里只說了一句：“堤在，人就在。”數十萬軍民日夜筑土，九十里木排“水上長城”硬是把洪流擋在城外。險情暫告平息，可三萬余條生命、數千萬畝良田的損失，讓他明白：臨時搶險終究替代不了系統治理。

1958年2月26日，周恩來抵漢口，隨行有百余位專家。逆流而上的考察船上，周總理對王任重低聲說：“咱們得留下第一手資料，后人拿起就能用。”十天里，兩人幾乎踏遍三峽主要壩址。會上爭得面紅耳赤，散會后仍在船艙把測繪圖紙攤開。那份初步方案后來被雪藏，卻成為三十年后重新論證時的基準線。

70年代末，改革開放的春風剛吹進中南海，王任重已年近花甲，職務調整、身體多病，卻依舊逢會就提三峽。有人擔心投資規模，他擺出算盤：“三峽一年防洪減災的賬能頂回一座中型城市。”有人質疑移民難度，他翻出1954年抗洪的名冊：“真要決口，搬的不只是幾十萬人，而是生與死。”

1985年，167位政協委員聯名要求慎議三峽，輿論驟然升溫。王任重沒有回避，他對年輕學者說：“把問題擺到桌面上，越詳細越好。”幾個月后，他把自己支持與反對雙方的主要觀點匯編成厚厚一冊，送進中央協調小組。有人笑他“自找麻煩”，他回一句：“方案磨得越細，日后就少一分遺憾。”

1990年5月，73歲的王任重再到宜昌。站在清江隔河巖工地，他望著奔騰江面感嘆：“江水一天不馴服，咱的心就踏實不了。”隨行干部提醒休息，他擺手：“會后我再睡。”當晚，他寫下那首廣為流傳的小詩，末句“英雄挺進上三峽”被同行工程師抄寫貼在宿舍門上。

1991年春節，廣州珠江邊的專家座談室燈火通明。王震與王任重并肩而坐，連喝兩大杯茶水。會場短暫安靜時，王任重突然開口：“各位，論證結論寫得很清楚——早上比晚上海啃的骨頭少，這回還猶豫什么？”有人輕聲笑了，會議氣氛頓時松動。

1992年3月，全國政協開會前夕，他突發心梗住院。病床上，他拉住秘書長的手：“議程里一定給三峽留足時間，支持反對都要說透。”秘書長點頭，他才合眼休息。臨終前，他交代家屬：“若議案能通過，把這消息告訴我，我好合上眼。”可惜，噩耗先一步傳來。

4月3日，長江三峽工程決議以1767票贊成高票通過。那天的會場外春雨淅瀝，一位老委員對同伴低聲說：“如果王任重還在，他肯定笑得像個孩子。”沒人插言，很多人卻默默回想他十余年間在各種場合不厭其煩的闡釋和爭論——那些“啰嗦”，終于換來一紙決定。

他去世后，親屬依囑把骨灰撒進三斗坪深處的江流。浪花卷著灰白細末，旋即被巨大的水勢吞沒。數年后，大壩截流時，有工人指著湍急回水說：“下面也許有位老領導的思念。”這話聽上去帶點傳說色彩，但誰都沒有反駁，因為每個人心里都清楚，江水記得他，三峽記得他。

工程1994年底正式開工，十五年后全部完工。如今數據擺在那里：防洪能力、航運通道、清潔電力，每條指標都遠超當年的紙面設想。每當有人提起那些艱難的論證歲月，年長干部常會補一句：“要不是王任重一次次催，一次次掰扯，時間表恐怕還得往后拖。”

三峽并未因一個人的離去停步，卻因一個人的堅持提早邁出關鍵一步。對王任重而言，能不能出席最后那場表決或許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江水自此有了新的節律，而上萬噸的洪峰再遇武漢時，只剩溫和的涌動。這，或許就是他口中“我死后也放心了”的真正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