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槍擊案結審，庭審現場還原一個陌生的“山上徹也”……

12月18日，奈良的冬日空氣里透著一股肅殺的寒意。

在奈良地方法院的被告席上，45歲的山上徹也早已褪去了那一身灰色T恤，換上了拘留所的服裝，法庭內回蕩著檢察官”對被告執行無期徒刑”的請求。

并沒有多少人真正了解站在被告席上的那個男人。在過去的兩年里，公眾眼中的他，是一個被邪教毀掉人生的“完美受害者”，是一個為復仇而生的“悲劇英雄”。然而，隨著庭審現場諸多細節的公布，以及他伯父那份沉甸甸的家族回憶錄被公之于眾，一個遠比新聞標題更加復雜、更加沉重，也更加令人唏噓的真相浮出了水面。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關于瘋狂或復仇的故事，而是一個家族在三十年的時間跨度里，如何在一場看不見的精神風暴中，被一寸寸吞噬的殘酷編年史。

被詛咒的血脈

一切悲劇的種子，早在山上徹也出生的那個年代就已經埋下。在那個人人都在渴望泡沫經濟紅利的80年代，山上家卻仿佛被某種厄運死死纏繞。

山上徹也的父親，一位畢業于京都大學工學部的精英，本應有著光明的學者前途。那是一個揮金如土的瘋狂時代，作為負責隧道工程的現場監督，這位有著潔癖般道德感的知識分子，被迫卷入行業的潛規則與回扣的泥潭中。過勞、酗酒、抑郁，最終在1984年，他選擇從高樓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兒時的山上徹也

那一年，山上徹也還是個懵懂的幼兒。他不知道，這只是他一生悲劇的開始。他的哥哥，這個家庭的長子，被檢查出患有嚴重的淋巴癌。化療的副作用奪走了哥哥一只眼睛的視力，隨后病灶轉移至腦部，不得不進行開顱手術。

接二連三的死亡與病痛，徹底擊垮了山上的母親。她迫切需要在這個無常的世間找到一根救命稻草，一個能解釋所有苦難的理由。

就在這時，統一教會出現了。

對于山上的母親來說，這或許是靈魂的救贖，但對于年幼的山上徹也、重病的哥哥和年幼的妹妹來說，是地獄的開端。

據山上的伯父回憶，1994年，也就是山上徹也讀初二的時候，家族內部爆發了第一次劇烈沖突。起因是外祖母發現，山上的母親竟然將丈夫留下的6000萬日元人壽保險金，分批次全部捐給了教會。甚至連給孩子們留的最后1000萬日元也沒放過。

15年間山上的母親捐獻了超過1億6000萬日元的巨款

這一發現直接導致了伯父切斷了對山上家的經濟援助。伯父的邏輯很簡單也很殘酷：給再多的錢，最終都會流向教會，變成某些高層揮霍的資本，而不是孩子們口中的飯菜。

然而，庭審現場的一份證詞，卻修正了大眾對于山上徹也“童年完全悲慘”的刻板印象。

直到初中二年級之前——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生活其實是“非常順利”的。依靠遺屬年金和外祖父公司的分紅，他們并未真正挨餓。甚至三兄妹都就讀于當地的重點學校。

高中時的山上徹也

悲劇的轉折點，發生在1998年外祖父去世之后。失去了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和威權人物，母親徹底失去了制約。她不僅賣掉了丈夫名下的土地，甚至在1999年賣掉了賴以生存的房子。

曾經的富足家庭，瞬間淪為赤貧。也就是從那一刻起，這個家族開始在這個富裕的國家里流浪。

最后的晚餐

如果是單純的貧窮，或許還能讓人在奮斗中看到一絲光亮。但山上家面臨的，是另一種折磨。

2005年，25歲的山上為了挽救哥哥和妹妹，試圖用自己的死來換取保險金。這并非一時沖動，而是因為他接到了哥哥的求救電話。電話那頭，重病的哥哥絕望地說：“家里已經好幾天沒米下鍋了。”

當伯父和伯母帶著食物沖進那個出租屋時，眼前的一幕讓他們終生難忘：冰箱空空如也，流理臺上堆滿了不知道放了多久的臟盤子。而此時的母親，卻砸下重金參加教會遠在韓國的“40天修練”。

雖然自殺未遂，但這意外地成為了家族命運的一個轉折點。伯父以此為籌碼，憤怒地向教會追責。在漫長的拉鋸戰后，教會同意在2004年至2014年間，分期返還總計5000萬日元。

雖說與山上母親“捐獻”的1億6000萬日元相比，5000萬日元只是冰山一角，但這也曾是山上徹也重建人生的基石。

庭審中，山上徹也表現出了驚人的理性。他承認，在這段時間里，他并不認為自己是絕對的受害者。因為有了這筆返款，家里的經濟狀況有所好轉，他試圖考取各種資格證書：宅建士、理財規劃師、測量士……他在努力地爬出泥潭，甚至一度報考了中央大學法學部，夢想成為一名律師，去幫助像他一樣的宗教家庭受害者。

山上徹也曾經嘗試過回到正軌

然而好景不長，2013年教會的返款支付完畢。對于教會來說，這叫“債務結清”；對于毫無謀生能力、重病的哥哥來說，這叫“宣判死刑”。

2015年11月，在返款停止兩年后，山上徹也的哥哥，那個從小被病痛折磨、被母親忽視至精神崩潰的長子，選擇了自殺。大哥的死，成為了壓垮山上徹也的最后一根稻草。

山上妹妹在法庭上回憶起那一幕：當警察把哥哥沾滿血跡的衣服和背包交給家屬時，那個平時沉默寡言、幾乎不流露感情的山上徹也，捧著大哥的遺物，發出了野獸般的慟哭。

“全是通紅的血啊……！”

山上妹妹的證言

那一夜，山上徹也守在大哥的遺體旁，整晚未眠，悔恨的淚水流了一地。他后悔無法在哥哥向他借電費時伸出援手，他痛恨自己無力對抗這個“吃人”的龐大系統。

更讓他寒心的是母親的反應。直到案件發生后，面對檢察官的質問“你對這起事件怎么看”，母親的回答竟然是：“我對不起教會。”

沒有對家人的愧疚，沒有對受害者的歉意，只有對教會的“褻瀆”感到恐慌。甚至在案發后寄居在伯父家時，她關心的依然是能不能開個記者會向世人（其實是向教會）謝罪。

周刊文春拍攝的山上母親

當妹妹終于爆發，哭著質問“你難道沒有一次覺得對不起徹也和我嗎”時，這位母親只是空洞地回了一句“對不起”，隨后便在教會人員的安排下，搬進了大阪信徒的家中，繼續她的信仰生活。

被誤讀的兇手

山上拒絕將所有的人生失敗都簡單歸咎于母親或金錢。

他在庭審中澄清，是因為自己當年“眼高手低”，考上了偏差值較低的私立大學卻不愿意去，加之對未來缺乏規劃，才導致了學業的中斷。這種近乎殘酷的誠實，塑造出了他的另一面。

2022年7月8日，那個改變日本乃至世界政治軌跡的上午。山上徹也背著那把用膠帶纏繞的自制槍械，走向了大和西大寺站。但在扣動扳機之前，他做了一件讓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他走進了一家商業設施，在參議院選舉的投票站，投下了一票。

在庭審中，辯護律師問他：“如果不介意的話，能告訴我們你投給了誰嗎？”

山上徹也平靜地回答：“因為如果我實施了襲擊，演講就會中止，這會對在場的候選人造成困擾。所以我把票投給了自民黨的佐藤啟候選人，并在比例代表中投給了維新會的另一位候選人。”

全場嘩然。

這是一段極具諷刺意味的發言：一個即將刺殺自民黨最大派閥領袖的人，卻因為擔心給自民黨的候選人“添麻煩”，而特意去投了一張支持票。這種近乎強迫癥般的禮貌與他隨后實施的極端暴力，構成了山上徹也人格中最大的撕裂。

在隨后的被告人質詢中，山上徹也進一步剝離了外界強加給他的“政治刺客”標簽。他坦言，安倍晉三從來都不是他“原本的敵人”。

“我對安倍前總理并沒有仇恨，他不是核心目標。”山上在法庭上冷靜地剖析自己的心理，“我的目標始終是統一教會。安倍只是統一教會參與政治的最著名人物。雖然殺他不是沒有意義，但殺他也不是我的本意。”

甚至，他曾是安倍的支持者。在庭審中，他承認自己對安倍在對待韓國的外交政策上持支持態度。這種復雜的感情在自制槍支的過程中不斷發酵，最終異化。當法官問及他在制造槍支時是否產生過糾葛時，山上吐露了罕見的悔意：

“這種對統一教會的恨超越了一切……關于將矛頭指向了安倍前總理這一點，我認為安倍前總理因此身亡的結果和我必須殺了他的想法，本身是一個錯誤。”

這并非鱷魚的眼淚，而是一種機械邏輯運行到極致后的崩塌。他為了打擊那個毀掉他家庭的教會，經過精密的計算，選擇犧牲一個自己實際上支持的領袖。這種冷靜到冷酷的邏輯，比單純的激情殺人更讓人不寒而栗。

在拘留期間，山上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大量的現金捐助，總額超過六百萬。對于一個身無分文、背負巨債的囚徒來說，這筆錢是救命稻草。但他卻在庭審中表示，他打算在審判結束后將這些錢退還。

“媒體的報道有很多不準確的地方，”他說，“等審判結束，大家會發現我并不是你們想象中的那種人。我不希望因為誤解而接受這些善意。”

這種近乎偏執的潔癖，與他那個因拒絕瀆職而自殺的父親何其相似。

可以避免的悲劇

2026年1月21日，法院將對山上徹也做出最終判決。

但在某種意義上，真正的審判已經結束了。庭審所揭示的，不僅僅是一個兇手的罪行，更是日本社會長達三十年的失職。

媒體在2013年以后對政治與宗教勾連的集體沉默，社會對宗教二代苦難的長期無視，以及政治家們為了選票而對掠奪性教團的默許——這一切，共同造就了那個夏天扣下扳機的“山上徹也”。

正如追蹤此案多年的記者鈴木瑛人所言：“如果媒體在當初能正確地追究這些問題，這場悲劇或許就不會發生。”

山上徹也當然有罪，他剝奪了一個人的生命，破壞了民主選舉的現場。法律會給他應有的懲罰。但當我們走出法庭，看著奈良平靜的天空時，還是不禁會思索：

如果那個冬天，有人能擁抱那個絕望哭泣的青年；如果那個社會，能給被母親逼到崩潰的少女一個求助的窗口，這一切，是否會有所不同？

這一槍，擊穿的是安倍晉三的胸膛，但也同時擊碎了日本社會那長久的平靜。審判即將落錘，但回聲，將久久不散。

※ 本內容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日本通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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