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歲，沒上過一天班，挑釁全世界的思想家、物理學家，這也許是他最后一本書了

偉大頭腦 No.67 Julian Barbour

如果時間不存在呢？

如果時間真的只是幻覺，那么為什么世界中的一切——從浪花的消散、恒星的衰老，到人的出生與死亡——都如此堅定地朝著同一個方向展開？

正是在這個看似矛盾的問題上，朱利安·巴伯在他的新書《時間新史》中，完成了一次耐人尋味的轉身。

這個長期被視為“否認時間存在”的物理學家，并沒有簡單地推翻自己，而是把問題推進得更深：即便在一個基本層面“無時間”的宇宙中，時間的方向感——時間之箭——為何如此真實、如此普遍、如此不可逃避？

朱利安·巴伯對時間的癡迷始于1963年10月18日。

那時26歲的他剛從劍橋大學數(shù)學專業(yè)畢業(yè)，正搭乘火車前往德國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與朋友計劃攀登德國第三高峰瓦茨曼峰。車上手里的報紙摘要,介紹了英國物理學家保羅·狄拉克的一篇文章。

文章中，狄拉克質疑四維對稱性是否是物理現(xiàn)實的基本特征。巴伯后來回憶說，這段內容是在拆解愛因斯坦關于“三維空間加一維時間”的傳統(tǒng)觀點，試圖尋找更深層的真理。

第二天早晨，巴伯起床時頭疼欲裂，告訴朋友他無法繼續(xù)爬山，只好讓朋友獨自上山。他獨自坐著，陷入了一個問題：“什么是時間？”

巴伯原以為這個問題來自狄拉克的文章，但后來重讀才發(fā)現(xiàn)，文章中根本沒有提出這個問題。他戲謔地說，“那里壓根沒有一句狄拉克在問時間是什么。我一定是自己憑空想出來的，這樣才有信心去挑戰(zhàn)它。大概我想，如果這是狄拉克說的，那一定值當我去認真對待。”

這個關于時間本質的問題之大，使得巴伯無法完全“擁有”它，卻足夠支配他一生的事業(yè)。1999年，他出版了第一本關于這一主題的著作《時間的終結》，在書中他宣稱時間是一種幻覺——在描述宇宙如何運行的基本理論中，時間之概念并不存在。

該書被評論為“挑釁性十足”和“引人入勝”。在 紐約時報 上，物理哲學家西蒙·桑德斯稱其為“一部杰作”。但巴伯最令他欣喜的反饋，來自提出“黑洞”這一術語的偉大物理學家約翰·阿奇博爾德·惠勒。惠勒曾說：“如果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讀過這本書，他們今天仍會為之爭論不休。”

2020年，他出版了 《時間新史》——這是他自《時間的終結》之后的第一部書。書名（外文版THE JANUS POINT）借用了羅馬神雅努斯的形象，這位神祇有兩個頭，一個面向過去，一個面向未來。巴伯的論點是，大爆炸（他稱之為“雅努斯點”）在兩個方向上播撒了時間之流，使得時間“不再只有從過去到未來的單一方向，而是有兩個方向：從共同的過去（雅努斯點）向遠去的兩個未來延展。”

時間向前流逝，這是每個人最直接、也最難被質疑的經(jīng)驗。這不僅是主觀感覺，更是可觀測的事實。所有過程，無論發(fā)生在地球一隅還是遙遠星系，無論是在久遠的過去還是此時此刻，都沿著同一個方向展開。

人不會逆生長，恒星不會返老還童，浪花拍岸之后只會化為泡沫，而不會重新聚合成完整的波峰。電影一旦倒放，因果關系立刻顯得荒謬——潛水員不是躍入水中激起水花，而是在水花消失時“破水而出”。

這種普遍而一致的方向性，正是巴伯在《時間新史》中反復強調的核心事實：時間是有箭頭的。比起其他許多科普作品或作家，巴伯只在他認為“真的有話可說”的時候才出版，這本身就值得去聆聽。

在《時間新史》中，巴伯系統(tǒng)梳理了三種尤為重要的時間箭頭。

第一種，也是最貼近生活、最具決定性的，是趨向平衡的時間箭頭。

當你用手指攪動一杯水，波紋會迅速出現(xiàn)；移開手指后，波紋又會逐漸消退，水面回歸平靜。這個過程不可逆——水不會在無人攪動的情況下自行恢復波紋。更關鍵的例子是熱平衡：熱咖啡會冷卻到室溫，人體會在寒冷環(huán)境中散失熱量，而不是反過來。這種向平衡狀態(tài)發(fā)展的趨勢，構成了我們日常經(jīng)驗中最堅固、也最直觀的時間方向。

第二種時間箭頭與推遲波有關。

向池塘中投擲一塊石頭，水波從入水點向外擴散；我們永遠不會看到水波先在岸邊匯聚，再“噴出”一塊石頭飛回手中。無線電、電視信號同樣如此：它們從發(fā)射源傳播到接收端，而不是逆向而行。這種“先有因、后有果”的傳播方向，深深嵌入了我們對因果關系的理解。

第三種時間箭頭則來自量子力學。

在“薛定諤的貓”這一著名思想實驗中，系統(tǒng)在被觀測之前處于多種可能性的疊加態(tài)，而一旦觀測發(fā)生，波函數(shù)便坍縮，結果不可逆地確定下來。無論對量子測量的解釋多么復雜，現(xiàn)實中我們從未見過坍縮“反向發(fā)生”。

值得注意的是，“時間箭頭”這一概念最早由英國天體物理學家阿瑟·愛丁頓在20世紀20年代提出。他關注的，正是與平衡和不可逆性相關的方向性。巴伯在《時間新史》中繼承并擴展了這一傳統(tǒng)，把不同層面的時間箭頭視為同一深層結構的不同顯現(xiàn)。

這也正是這本書最具顛覆性、卻又最耐人尋味的地方。巴伯并沒有放棄他一貫的立場——在最基本的物理描述中，宇宙可能并不“在時間中演化”。

但他承認并認真對待一個事實：時間之箭不是幻覺，它是宇宙結構本身的一種結果。換言之，時間的方向性并不來自時間“流動”，而是來自宇宙整體狀態(tài)的非對稱性。

巴伯在《時間新史》轉向一個更深的問題：也許真正需要解釋的，從來不是“時間為什么流動”，而是“為什么世界具有不可逆的結構”。

從人生經(jīng)歷來看，這種“逆流而行”的思考方式并不偶然。巴伯長期遠離主流學術體制，作為獨立研究者在英國鄉(xiāng)村獨自工作，不追逐項目周期和論文節(jié)奏。他的一生，幾乎與他所研究的主題形成了奇妙的對照：在一個被效率和時間表支配的世界里，他選擇以極慢的方式，反復凝視時間本身。

在物理界真正引起關注之前，巴伯并非學術界的超級明星。在劍橋，他自謙地說自己只拿了“第二等普通學位”，畢業(yè)后選擇去慕尼黑學習德語。在那里，他遇到了年輕學者彼得·米特爾施泰德，后者是海森堡的學生。

米特爾施泰德邀請他攻讀博士，巴伯原想研究埃爾恩斯特·馬赫關于時間本質的觀點，但米特爾施泰德卻說：“那太危險了——你很可能無所獲，而且永遠找不到工作。”于是巴伯的博士論文轉向了廣義相對論，這他后來坦言“寫得非常普通”。

巴伯始終覺得自己不適合學術體制。一次他詢問一個熟人，如果他進入學術界做研究，那會有哪些要求，對方回答“每年發(fā)表一兩篇好論文”。這個答案讓巴伯大為震驚：“我想，我絕對做不到那樣。”于是他放棄了追求教職的念頭，回到英國。由于在德國學習期間學會了俄語，他開始為美國物理學會翻譯俄語物理經(jīng)典論文。

這工作乏味但穩(wěn)定，而且“讓我有大約三分之一的時間去發(fā)展自己的想法。”為了滿足智識的渴望，他還常常出現(xiàn)在物理學會議上，以旁聽者的身份吸收思想，然后在空閑時間反復消化這些知識：“我把自己比作一只從學術界采蜜的蜜蜂。”

巴伯在自己位于牛津郡的住宅有一張定制的弧形書桌，從一樓窗戶就能看到他的童年故居。村里的建筑多由金色石頭建成，仿佛專門用來捕捉午后陽光。房子旁邊的路牌指向“阿卡迪亞”，即古希臘神話中的理想鄉(xiāng)。隔壁是建于十二世紀的圣彼得教堂。

這樣的環(huán)境仿佛出自電影《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那樣的英格蘭鄉(xiāng)村風情——恰如一個長期與時間斗爭的人所安居的地方。

在大多數(shù)科學家看來，尋找宇宙意義并不是他們的工作范疇。傳統(tǒng)上，人們認為這是藝術家、作家或哲學家的領域。但巴伯似乎樂于交換科學與藝術的角色。他甚至認為藝術可能比科學更能指引我們理解宇宙的真實本質。

在《時間新史》中他寫道，人類深度創(chuàng)造的瞬間“或許是來自整體宇宙的潛意識啟示”，一場偉大歌劇詠嘆調的演出甚至能像數(shù)學方程一樣捕捉宇宙的某種本質。他把人類視為宇宙戲劇中的參與者，自稱是“宇宙所做一切的參與者”。

無論學術界如何定義他——科學家、思想者、作家還是挑釁者——巴伯都是科學宇宙中備受欣賞的參與者。他是個樂觀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不是那種冷峻、永遠懷疑、象牙塔式的研究者。

他是一個“半杯滿”的人；他承認自己是一個柏拉圖主義者，相信理想的存在——某種隱藏在陽光斑駁小道深處的阿卡迪亞，我們尚未看見。這似乎正是驅動他一生的動力。

如果時間不存在，這個命題或許永遠不會被證明為真；如果時間真實存在，它的方向性也仍然需要解釋。但通過《時間新史》，朱利安·巴伯讓我們意識到：真正深刻的問題，往往并不是站在“有”或“無”的一側，而是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究竟在用什么方式理解世界的秩序、變化與自身的存在。

在這個意義上，時間之箭不僅指向宇宙，也指向人類思考的邊界。

本期策劃：蘆丁

編輯：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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