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血戰(zhàn)湘江，紅軍一名師長埋藏6擔銀元安置費，銀元至今未找到

1938年臘月，山東肥城城南的集市上，一家小小的饅頭鋪里總飄著麥香。伙計們常說，掌柜喬明增有時會盯著爐火發(fā)呆，袖口里那截舊軍裝布條偶爾探出，似乎提醒他在這間鋪子之外還有一段截然不同的歲月。鎮(zhèn)上老人記得，他一到冬夜便關(guān)店早，獨自伏在油燈下，在紙上寫寫畫畫，嘴里嘟囔“湘江”“楓樹”“六擔銀元”——沒人聽得明白，卻知道那幾句話攪得他難以入眠。

喬明增原籍肥城，生于1912年。1934年10月，他是紅五軍團收容隊隊長，奉命跟隨34師側(cè)翼行動。當時中央縱隊正突圍，湘江成了生死天塹。21日夜，他押著三擔步槍、六擔銀元，為救護受傷官兵做安置準備。誰料敵軍增援迅速，東岸防線瞬間被層層封死。眼看返回無望，只得率十余名戰(zhàn)士潛進廣西灌陽縣的洪水菁村，把全部輜重藏在幾棵并排的老楓樹下，隨后各自分散脫身。

短兵相接時，他腿部中彈，拖著傷腿摸到兩里外的塘尾巴村。正值秋收，農(nóng)民文永遂正在田里翻土。喬明增半跪在田埂，低聲求水，掩口音稱自己是挑夫。文永遂見他血跡斑斑，還是把人領(lǐng)進家。腿傷需靜養(yǎng)，喬明增便留下。為了不被疑心，他白晝務(wù)農(nóng)、夜晚扎緊傷口，自稱“表哥”。村莊地瘦水淺，莊稼常歉收，他卻把北方的旱作經(jīng)驗搬了過來。第二年春旱，村里稻秧枯死，他那兩畝坡地紅薯卻顆顆飽滿，鄉(xiāng)親驚訝地喚他“種田能人”。

久而久之，文永遂察覺“表哥”根本不像挑夫——手掌干凈，也沒有扛擔的老繭。他試探道：“挑夫日日磨肩，你這肩膀卻沒一點硬結(jié)，瞞得住別人，瞞不住我。”喬明增苦笑，承認了身份。“湘江那頭，全軍覆沒，六擔銀元我沒敢?guī)ё撸宦裨诤樗即迥菐卓么髼鳂渑浴！彼吐曆a充，“那錢是受傷弟兄的命根子，遲早得物歸原主。”

消息還是慢慢泄露了。1935年初，周邊村莊開始流傳一句順口溜：“六擔銀元三擔槍，大楓樹下坐師長。”饑荒越重，銀元就像長了翅膀的希望。有意思的是，連民團和桂系殘部也嗅到風聲，先后到洪水菁村“找寶”。他們荷槍實彈折騰了大半個月，只挖出幾支生銹破槍。百姓更加篤信銀元仍在地下，楓樹林被翻刨得面目全非。

塘尾巴村里也躁動不安。有人半夜敲文永遂家的窗，要他引見“喬師長”帶路。喬明增心知事不可為，對文永遂說：“墻里陽春墻外雪，待久了終出事。我得走。”1936年春，他背起干糧，從廣西走到湘西，再翻越武陵、太行，靠一路化緣于37年春回到肥城。身上唯一念想，就是趁日軍未南犯之前，把藏銀元的方位寫下，等找到組織便親手交待。

1937年“七七事變”后，他把書信寄回廣西托文永遂看守，可信剛寄走，桂系再度清搜，密林被剜出深溝數(shù)道，卻依舊一無所獲。喬明增暗自慶幸：楓樹被砍了，可地下的東西還穩(wěn)穩(wěn)當當。山東抗戰(zhàn)烽火升騰，他參加八路軍地方武裝，任指導員。每到戰(zhàn)斗間隙，他仍會在地圖上描出灌陽方位，心里默背行軍點位。

1940年7月，肥城北鄉(xiāng)遭偽軍襲擾，他帶排阻擊時腹部中彈，終因失血過多犧牲，年僅28歲。戰(zhàn)友替他清點遺物，除了入黨誓詞手抄本，還有一張模糊的示意圖：一條彎曲河流旁畫著三棵楓樹，下方寫著歪斜的小字——“銀元六擔，槍三擔，待取”。線索由此中斷。

1949年后，當?shù)卣罁?jù)老游擊隊員口述去灌陽縣復核。洪水菁村仍在，楓樹卻早被伐光，土地整修也改了河道走向。工作人員打了幾十個探洞，鏟平一座小丘，仍舊沒找到銀元與槍械。有人推測，當年山洪或許沖毀了原址；也有人懷疑桂系或民團其實早已暗中掘出，卻怕遭罪而諱莫如深。

銀元究竟沉睡何方？檔案里只有寥寥幾筆，鄉(xiāng)村口耳流傳幾近傳奇。喬明增留下的，不只是那張未及標注經(jīng)緯的草圖，還有一個關(guān)于信義與擔當?shù)膽夷睢辛⑾娼哆叄高^歷史硝煙，人們能記住的，是一個年輕師級干部在槍林彈雨中護著戰(zhàn)友的最后一點“安家費”，寧可負傷潛行千里，也不讓公款落入別手。這份堅守，如同那六擔銀元一般沉甸甸，埋在歲月深處，再難被掩埋的，是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