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會有沒有必要搞出個標準答案？

害怕吃瓜群眾不嚴肅，紅學會專家嚴肅回應。

2025年12月20日至21日，北京曹雪芹學會在河北廊坊舉辦學術年會，對近期《紅樓夢》“悼明”熱，進行了特別回應：

1.《紅樓夢》的思想高度在于超越具體歷史，關注人性、情感與命運等普世主題。

2.會議批評網絡“索隱式解讀”缺乏文獻依據，強調考證派方法仍是紅學根基。

3.孫偉科（中國紅樓夢學會會長）認為“悼明說”狹隘化《紅樓夢》的百科全書價值，曹雪芹的創作超越民族立場，聚焦人性與情感本質，反對將小說簡化為政治隱喻。

2.胡德平（北京曹雪芹學會創會會長）強調《紅樓夢》并非特定朝代興衰史，而是揭示皇權專制下普遍人性困境的現實主義作品。位靈芝（北京曹雪芹學會執行副會長）指出《紅樓夢》通過“無朝代年紀可考”的時空設定，表達對權力更迭中永恒“事體情理”的思考。

我的看法：文學解讀不同于歷史考據，沒有必要搞出個標準答案

首先，認同第一點。紅樓夢的確超越了具體歷史問題，關注了人性感情命運等普世主題。就個人敘事、女性情感、文藝鑒賞等方面而論，的確具有普世性。

其次，對第二點持保留意見。偉大的文學作品中存在大量隱喻，這是一個悠久的傳統。蔡元培先生采用索隱的方法研究紅樓夢，體現了紅樓夢研究的多元化路徑。沒有必要一棍子打死索隱派。完全可以多種研究路徑并存，也沒有必要一定要搞出一個標準答案出來。胡適通過考據反對索隱派，其理由也并不充分，并不是給出了標準答案。《紅樓夢》作為文學作品，存在隱喻，這并非不可理解之事。對文學作品的解讀不同于對歷史文獻的考據。對文學作品通過考據方法來進行研究，可謂用錯了場合。對于文學作品中的修辭手段，藝術方法，隱喻手法，思想內涵，主要還是應該用“理解”的方法。考據方法對于文學藝術作品的解讀而言，用武之地不大。

然后，《紅樓夢》中的確有可能存在政治隱喻，這無損紅樓夢的偉大。對政治主題進行深刻思考，也是普世主題。如果說紅樓夢是“揭示皇權專制下普遍人性困境的現實主義作品。”“表達對權力更迭中永恒事體情理的思考。”那就離不開政治隱喻。關鍵的問題不是“是否”存在政治隱喻，而是存在“怎樣的”“何種層次的”政治隱喻。

最后，蔡元培先生說《紅樓夢》（石頭記）是“悼明之亡”可信度非常高。太多耦合，難以置信。在滿清文字獄的嚴酷環境中，文人“懷金悼玉”，只能以隱喻的方式以假做真，以真做假。這并不難理解。如果紅樓夢要“揭示皇權專制下普遍人性困境。”“表達對權力更迭中永恒事體情理的思考。”就必然不會對明末清初中王朝更迭中的人性災難無動于衷，紅樓夢以黛玉葬花隱喻華夏淪陷生靈涂炭，做“千紅一哭，萬艷同悲”。實為情理之中。

問一問deepseek：蔡元培校長怎么說？《紅樓夢》中有哪些主要隱喻？

“悼明說”最早由蔡元培在其1917年出版的《石頭記索隱》中系統提出。認為《紅樓夢》是一部政治小說，其主旨在于“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主要采用索隱派典型的“諧音”“拆字”方式，例如將“紅”等同于“朱”（明朝國姓），以此類推。

1. 人物與名字隱喻

· 林黛玉：其判詞“玉帶林中掛”被解讀為崇禎皇帝自縊的隱喻。名字中的“黛”（青黑色）與“玉”（白色）也被附會為明清政權更替（青/清， 玉/明）。

· 賈元春、賈珠、賈寶玉：三人名字中的“元”、“珠”、“寶玉”被串聯，附會為“朱元璋”，以此暗示賈家（或明朝）起源。

· 薛寶釵：名字中的“釵”為金制，其佩戴的“金鎖”被解讀為象征“后金”（清朝前身），與寶玉的“玉”形成“金玉良緣”，隱喻清朝取代明朝。

· 賈政：表字“存周”，被解讀為尊崇周禮，象征明朝承襲的漢家正統禮制。

2. 書名、器物與地理隱喻

· 《紅樓夢》/“紅”字：“紅”被等同于“朱”，即明朝國姓，因此書名被解讀為“朱樓夢”，意指明朝舊夢。

· 通靈寶玉：被認為是傳國玉璽的化身。其銘文“莫失莫忘，仙壽恒昌”被認為仿刻自傳國玉璽的“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 大觀園：諧音被解讀為“大明園”，或是南明政權的縮影。

· 絳珠草：林黛玉的前世，“絳”為紅色，“珠”諧音“朱”，被解讀為暗指“朱明”血脈。

3. 情節、詩詞與整體象征

· “千紅一哭”、“萬艷同悲”：被解讀為暗指漢族文明在清軍入關后遭遇的劫難。

· “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詩句中的“朱樓夢”被解為朱明王朝，“水國”則被附會為代表水德的清朝。

· 金陵十二釵：被附會為象征明朝的十六位皇帝（或南明政權）。

· 賈府（寧榮二府）：整體被視為明朝政治體制的微縮模型。例如，賈赦字“恩侯”，被解讀為明朝供養但無實權的藩王縮影。

· 四大家族“賈王薛史”：諧音被解讀為“家亡血史”，點明主旨。

》胡適的批評 (1921年)

· 核心論點：認為索隱派是“附會的紅學”，研究方法是“猜笨謎”，缺乏可靠證據。
· 主張：《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研究應基于作者與版本的考據。
》蔡元培的商榷 (1922年)

· 核心論點：索隱方法本身是合理的，且有中外文學傳統為依據。
· 主張：小說情節本身具有考證價值；胡適的考據不能推翻索隱，只能作為補充。
· 具體辯護：
1. 方法自辯：自稱索隱時兼用“品性相類、軼事有征、姓名相關”三法，并非孤證，且只列舉確有所本的數十則，態度是“矜慎”的，而非胡適所說的“任意去取”。
2. 傳統依據：指出探尋小說背后的“隱”事，在中國（如《儒林外史》）和西方文學研究中皆有傳統，質疑胡適對此持雙重標準。
3. 質疑“自傳說”：認為即使小說中插入了曹家故事，也不等于全書都是曹家自傳。他舉出“甄、賈（真假）寶玉”、“護官符”等例子，說明小說有更廣泛的影射，胡適的考證不足以推翻索隱對康熙朝政治的影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