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桂聲：關于《歧路燈》研究的幾點思考

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半個多世紀來，大陸學界一直以幾部名著為重點，論著大量涌現，新見迭出。例如，清乾隆年間問世的《儒林外史》與《紅樓夢》，就是學者所鐘愛的對象，尤其是《紅樓夢》，據說在20世紀，共有1億6千余萬字的論著發表，其數量之大，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中州書畫社版《歧路燈》

然而，對于同樣誕生于乾隆年間的章回說部《歧路燈》，盡管早在上個世紀初就有學者予以關注，但始終沒有在學界獲得應有的重視。

翻開2002年至2004年出版的共16期《明清小說研究》，除2004年第4期外，均有南京大學中文系淮茗所編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論文要目索引》，但是其中只有一篇是涉及《歧路燈》的①。也就是說，在至少整整三年的時間里，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界似乎已經遺忘了這部108回的長篇小說。

這種現象使我感到困惑，于是，就有了幾點想法和思考，拋磚引玉，寫出來向學界前輩和時賢請教。

《歧路燈》的作者李綠園顯然是個正統的儒生，他的小說是以儒家思想為指歸的，因此，《歧路燈》中不時可以看到傳統思想的說教，在這一點上，說他是個道學家也不為過。

20世紀的中國，處于一個從舊時代向新時代轉變的歷史階段，求新求變的中國人，對《歧路燈》宣揚傳統思想不滿，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以一種較為寬容的學術眼光來看待《歧路燈》的話，就會發現，這部小說值得我們給予極大關注。有人把《歧路燈》稱為教育小說② ，其實，《歧路燈》的豐富內涵絕不是“教育小說”一詞可以概括的。

《李綠園與其歧路燈研究》

《歧路燈》所描繪的生活畫面，從多方面展現了明清社會的市井風貌，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小說就是當時社會的一幅“清明上河圖”，其思想文化和藝術價值還遠遠沒有被很好地發掘。

首先，應該將《歧路燈》看作是一部反映明末清初市井社會廣闊生活畫面的巨著。這一點，前輩學者已經有很好的論述，可惜的是，至今還很少有學者對《歧路燈》作綜合性的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在為數不多的《歧路燈》研究著作中，中國臺灣吳秀玉的《李綠園與其〈歧路燈〉研究》(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6年，臺北) 、新加坡吳聰娣的《歧路燈研究──從〈歧路燈〉看清代社會》(春藝圖書貿易公司，1998年，新加坡) 、中國大陸李延年的《〈歧路燈〉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鄭州) ，是近十年來面世的可喜成果。

《歧路燈研究：從歧路燈看清代社會》

這三部著作各有研究的重點，吳秀玉的著作著重于李綠園生平及作品版本研究，搜集了大量實地考察得來的資料，吳聰娣的著作則從《歧路燈》中發掘有關清代社會的史料，來探究清代社會的政治、科舉、商業等活動，李延年的著作重點在于討論《歧路燈》的教育思想。

誠然，這三部著作都或多或少在整體上對《歧路燈》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討，取得了令人欽佩的成果。不過，這樣的研究還只是剛開頭，有待于進一步深入進行。

作為反映明清社會生活畫卷的《歧路燈》，小說無疑為讀者打開了一扇了解明清時期社會政治、經濟、科舉、教育、城市文化、風俗、民情乃至市民生活心態的窗口，其內容之豐富，描寫之細膩，在明清章回說部中也屬罕見。

《歧路燈研究》

2003年上半年，日本友人高橋稔教授訪問蘇州大學，住了三個多月，每周五上午與我討論說話藝術與話本，他屢次感嘆從現存宋元話本中難以找到有關當時藝人作場的材料，對于研究古代戲曲曲藝藝術未免是個缺憾。

但是，在中國古代小說中，還是能看到一些明清時期戲曲曲藝演出的材料，如《金瓶梅》中的王姑子宣講寶卷、《紅樓夢》的女先兒說話等。

在《歧路燈》第十回中，我們也看到了《全本西游記》的演出實況，至于散布在全書的有關其他戲曲演出描寫，無論是雅部，抑或花部，其詳細生動，在古代小說中也是不多見的，均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學者們已經注意到了這種情況，但多著眼于戲曲文學史料層面。如果我們從戲曲曲藝演出的角度發掘與利用這些史料層面，那么，對于開拓古代戲曲曲藝研究領域，無疑是有了更為廣闊的思路與新的視角。

《歧路燈與中原民俗文化研究》

在這方面，雖然已有學者做了很好的工作③，但并未有系統深入的研究，需要我們繼續努力，以取得更大的成果。

其次，《歧路燈》中的人物形象，也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人物形象是小說的靈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部小說的成功與否，取決于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否成功。《歧路燈》塑造了大大小小二百余個人物形象，其中大都并非帝王將相、英雄豪杰、神魔鬼怪，而是身處社會下層的平民百姓。在這一點上，《歧路燈》與《金瓶梅》是一樣的。

所不同的是，《金瓶梅》中有太多的性惡者，而《金瓶梅》中卻樹立了眾多的性善者。《金瓶梅》不遺余力地揭露人性中的種種惡的本性，表現出一種悲觀的人生態度，而《歧路燈》卻努力地發掘人性中深藏著的善，充滿了對人生的樂觀，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歧路燈的儒學闡釋》

不管人們怎樣批評《歧路燈》的道學氣，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小說塑造的人物形象，無論是譚孝移、婁潛齋這樣的所謂道學家，還是譚紹聞、盛希僑這樣的浪蕩子，包括幫閑篾片夏逢若、義仆王中、糊涂慈母王氏等，均生動鮮活，栩栩如生。

我不能肯定李綠園是否看到過《紅樓夢》④ ，但他肯定是閱讀過《金瓶梅》，這從《歧路燈》中對《金瓶梅》的批評可以得知。

然而，即使李綠園猛烈抨擊《金瓶梅》，我們仍然不難看出他所受到的《金瓶梅》的影響，只是他摒棄了《金瓶梅》中的色情文字，但我們在譚紹聞身上，還是看到了西門慶的影子。

尤其令人贊賞的是，同樣是幫閑篾片，夏逢若的形象較之應伯爵、謝希大之流，少了些深謀遠慮的狡詐與故作風雅的虛偽，更多的是赤裸裸的欺騙、誘惑與落井下石，活脫脫一個市井無賴二花臉，自有其無以替代的個性特征，實在是難得的藝術典型。

《李綠園的創作觀念及其歧路燈研究》

即如義仆王中，我們也不能簡單地批評李綠園借之宣揚封建奴仆思想，一如傳統戲曲《一捧雪》中的莫成。這樣的人物在封建社會不能說是絕無僅有，而且在古代文學作品中并不鮮見。

這里面蘊含著傳統道德文化的深刻思想，同樣值得我們認真研究，何況王中其人，在《歧路燈》中(尤其是小說的前半部)還是有相當的出色表現。

總之，《歧路燈》雖與《金瓶梅》一樣，以塑造城市社會普通民眾為主，但其主要人物，又與《金瓶梅》有異，顯示出積極向上的一面。

與《儒林外史》、《紅樓夢》中的知識分子(大觀園中的少男少女，大多可稱得上知識分子吧)群體相比，《歧路燈》所塑造的人物群體，更為接近生活，也更具有寫實性。

在這里，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歧路燈》中有大量的心理描寫文字。較之中國古代戲曲，中國古代小說在人物心理刻畫上，顯得頗為單薄。

《李綠園與歧路燈》，杜貴晨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如明代的“四大奇書”，基本上是以敷演故事為主，注重的是作品的故事性，小說家對于人物心理，尚缺乏應有的關注，因此，讀者并不知道作品中人物思想性格是如何形成與發展的，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到人物形象的真實性。

這種情況到清乾隆年間的小說家手中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變，我們在《紅樓夢》與《歧路燈》中欣喜地發現，小說家已經將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人物形象的塑造與人物心理的刻畫，這對于更好地樹立藝術典型，提高小說的藝術性，是有舉足輕重影響的。

《歧路燈》中譚孝移、譚紹聞、孔慧娘等人的心理刻畫，為人物形象的完滿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令人信服。

《〈歧路燈〉鈔本研究》

可以說，在中國古代章回小說中，除了《紅樓夢》以外，罕見有作品在人物心理刻畫上能與《歧路燈》相提并論的。而對此，我們還沒有很好地作全面深入的剖析與研究，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再次，《歧路燈》的結構藝術，在中國古代小說中也是有獨特地位的。

郭紹虞將《歧路燈》與《紅樓夢》相提并論，認為兩書“都有一個中心人物，由此中心人物點綴鋪排，大開大合，以組成有系統有線索的巨著，這實是一個進步”⑤。

朱自清的評價更高:“單論結構，不獨《儒林外史》不能和本書相比，就是《紅樓夢》，也還稍遜一籌;我們可以說，在結構上它是中國舊來唯一的真正長篇小說。”⑥

郭紹虞與朱自清在當時并未看到《歧路燈》全書，因此，他們對《歧路燈》結構藝術如此高的評價，確實讓人有理由產生疑問。

但是，且不論郭紹虞與朱自清的結論是否有溢美之嫌，平心而論，《歧路燈》的結構藝術確有其過人之處。

《〈歧路燈〉清代抄本異文研究》，王冰著，鄭州大學出版社2022年9月版。

這部小說與《金瓶梅》相同的一點就是，圍繞著一個中心人物展開故事情節，結構緊湊，脈絡清晰。

有的學者認為《歧路燈》結構平板，缺乏波瀾。然而，小說正是在這平淡無奇的情節推演中，逐步地展現人物生活、思想性格的形成、發展并加以深化。因此，僅就結構而言，《歧路燈》首尾呼應，謹嚴完整，在中國古代章回小說中，的確可以說是獨樹一幟。

《歧路燈》敘事自明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始，至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止，凡26年，作者交代得極為清楚，沒有絲毫的差失。

作者構思之全面周到，創作態度之嚴肅認真，絕無游戲文字。《三國演義》依據歷史發展進程敷演三國史事，亦時見顧此失彼之處;《水滸傳》與《儒林外史》更接近于中短篇連綴，這是學界已有定論的;《西游記》雖有孫悟空貫穿始終，但其故事大都可獨立成章;至于《紅樓夢》，是一部作者未能最后完成定稿的小說，在一些地方有著結構上的不足，也是可以理解的。

《首屆歧路燈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只有《金瓶梅》，在結構上與《歧路燈》相當一致，均以一主角為中心，展開情節。但《金瓶梅》自第80回西門慶死后，中心既失，不免有些凌亂。

《歧路燈》自始至終圍繞主角譚紹聞的活動，來構建小說框架，組織情節，加之作者創作主旨明確，一以貫之，所以，僅就作品結構而論，《歧路燈》與近現代小說頗為接近，確實是古代小說中的佼佼者。

而且，類似于這樣的長篇說部，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并不多見。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結構，是決定其能否實現作者創作意圖、作品人物表演平臺、故事情節有序展開等的一大關鍵。

《歧路燈》的思想藝術成就，在總體上雖然并不一定能與“四大奇書”、《儒林外史》、《紅樓夢》比肩，但是在結構上卻足以自豪，為中國古代小說藝術的發展與進步作出了不俗的貢獻，這也是值得學者花精力去鉆研與探討的課題。

《醒世新言歧路燈》

此外，大凡一部成功的小說，其語言運用都有其特色。

一個杰出的小說家，都可稱得上是語言大師。魯迅曾在《看書瑣記》一文中盛贊“《水滸》和《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⑦。

而《歧路燈》在語言上的成就，也為學者所稱道，但高水平的研究論文尚不多見。《歧路燈》語言之生動鮮活，這是連批評、否定這部小說的人也不得不承認的。

在小說中，我們看到各色人雜，說著切符其身份、地位、處境的話，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個性特征的刻畫起到了極為突出的作用。即便是有的學者不滿意小說中譚孝移、蔞潛齋、程嵩淑等人的道學氣，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正是這些人物的所言所論，才使得這幾位所謂的道學家形象成為有獨特個性的藝術形象。

《歧路燈語言研究：基于社會語言學的視角》

其實，除了文學研究者外，語言學家(尤其是研究方言的學者)也可以花些精力，將之作為二百年前中原地區語言的研究資料，應該是不無價值的。對此，目前似乎尚未見到令人滿意的成果，還有很多工作可做。

最后，談談李綠園及其《歧路燈》的思想。

人們批評李綠園的道學氣，認為他思想迂腐落后，這自然有其依據。然而，如果全面地閱讀李綠園的所有文字(包括《歧路燈》及詩文、《家訓諄言》等) ，不抱偏見，那么，我們也不難發現，李綠園的思想中不僅有很多合理的部分，甚至有不少是值得今人認真考慮與借鑒的。

李綠園雖然做過地方官，但基本上還是一個豫西鄉村文人。然而，也因為他曾舟車海內20年，游歷過西南、華北、北京及長江南北，見聞既廣，閱歷豐富，洞察世事，練達人情，并非是個三家村冬烘先生。

《歧路燈與豫西南方言語法比較研究》

他所堅持的只是自己的一種信仰，亦即中國傳統儒家的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他有憂患意識，他不愿意看到自己身處其中的這個社會爛下去，希望能夠拯救之，于是想要在傳統道德精神繼承與發揚方面有所建樹。

這也應該是當時正直與有思想的文人的共識，是一個時代思想文化生態的一種表現形式。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我再次讀過《歧路燈》后，為了進一步了解明末清初的思想文化，找來了清初理學名儒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閱讀。

張楊園早于李綠園約百年，且一為浙東人，一為豫西人，但均可謂之平民文人，楊園更是終生未仕。二人均長期生活在社會下層，深切了解社會弊端，洞悉底層民眾的生活與思想。

誠然，楊園是理學大家，而綠園是個鄉村文人與小說家。楊園以社會生活及傳統文化為基礎，對人生進行理性思考與哲學探索;綠園則在社會生活與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用小說的形式，以形象思維來表達自己的人生觀。

《歧路燈語詞匯釋》增訂本

二人都是篤實、忠厚而又洞察人生真諦的平民文人，富于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愛精神。只要看看楊園的《訓子語(上、下) 》與綠園的《家訓諄言》，就會發現他們的人生哲理是何其相似乃爾。

這并不是綠園與楊園的巧合，而是那個時代他們這一類文人共有的精神品質，也代表當時社會普通民眾文化與思想生態狀況一個重要方面。

因此，將李綠園及其《歧路燈》放在明末清初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探究，我們也許能更為全面深刻地把握這一時期小說思想與小說創作的真實現象與軌跡。

綜上所述，《歧路燈》作為中國古代小說發展到鼎盛時期的一部巨著，與《儒林外史》、《紅樓夢》相比，似乎顯得有些異樣。但是，我們無法回避其存在的現實。

《歧路燈稱謂研究》

我們可以褒揚這部作品，也可以將之貶斥，但決不能采取漠視的態度。因為《歧路燈》與“四大奇書”、《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一起，構筑了這一時期小說藝苑的繁榮局面，并且，以其獨特的品質與成就，為明清章回小說增添了令人矚目的重重一筆。

《歧路燈》所敷演的浪子回頭故事，不僅在舊時代有著強烈的警世、醒世意義，即使在現代中國社會，也是有極大的教育作用的。

撇開小說中客觀存在的一些迂腐說教，《歧路燈》所強調的“用心讀書，親近正人”等為人處世準則，仍為當今中國人所認可與信奉。

何況小說故事情節亦不乏波瀾起伏，曲折有趣，有些場面也相當感人，人物形象頗有個性，語言生動，所說道理通俗易懂。

《歧路燈研究資料》

設如加以精心改編，制作成一電視連續劇，對于當今這個商品大潮洶涌澎湃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是會有很大的積極意義的。

參考文獻:

①《學術交流》2004年1期有徐云知《〈歧路燈〉版本考》。

②李延年博士學位論文《〈歧路燈〉研究》答辯委員會決議:“本文從教育小說的角度研究《歧路燈》的獨特價值，具有一定的新意。”(《〈歧路燈〉研究》，第385頁，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年，鄭州) 。

③許寄秋撰有《從〈歧路燈〉談乾隆前后戲曲的發展狀況》，見《〈歧路燈〉論叢(一) 》(中州書畫社， 1982年，鄭州) ;韓德英撰有《關于〈歧路燈〉中的戲曲描寫》，見《戲曲藝術》1981年第4期。

④李綠園大約于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1779)由次子李蘧接至北京，住了四年許。這期間，他或許有機會接觸到抄本《紅樓夢》。不過，據欒星研究，此時《歧路燈》已經完稿。參見《〈歧路燈〉研究資料》(中州書畫社， 1982年，鄭州) 。

⑤《介紹〈歧路燈〉》，《〈歧路燈〉論叢(一) 》，第1頁。

⑥《歧路燈》，《〈歧路燈〉論叢(一) 》，第11頁。

⑦《花邊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