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好人”搞到對簿公堂，信號還不夠明顯嗎？

hi，我是胖胖。

木心曾言：

“善，因是無報償的，才可愛；惡，因是無惡報的，才可惡?！?/strong>

為善者，并不是因為能得到什么回報，而只是那一刻不愿看著不義發生。

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這話我想沒人否認。

可現實的麻煩在于，少部分敢于挺身而出的人，往往要先做好被誤解、被牽連、甚至被反咬一口的心理準備。

而為惡者，卻常常倚仗著可以逃避責任、試探底線，只要成本夠低、風險夠小，便愈發恣意妄為。

很多時候，不過是一種阻止不義的本能，卻要冒著禍從天降的風險，這種倫理上的尷尬與現實中的代價，逼得人們學會忍氣吞聲，把本該堅持的正義與真理悄悄壓下去。

如此下去，為惡者便愈發肆無忌憚，而那些仍愿意善良的人，卻不得不反復權衡、斟酌利弊，提防著隨時可能落在自己頭上的不公。

如果善良得不到保護，而作惡又無需畏懼清晰而確定的懲罰，那么荒唐與不義就會一再重演，人們也會習慣這種扭曲的秩序，失去對邊界的敬畏，失去對正義的尊重。

正因如此，我始終覺得，有些事情，必須被看見，被明確，被表彰：

這是昨天，上海寶山法院對外發布的案例。

起因是在2023年10月，邱先生的父親在自家店鋪門口與楚先生發生口角，雙方爭吵不斷升級，從嘴上的沖突變成了肢體沖突。

見父親與人扭打在一起，邱先生上前參與，直接用拳頭擊打對方頭部，在這一過程中，又突然彎腰撿起地上的鐵錘，作勢要對人實施錘擊。

就在這一刻，一旁路過、出于勸架和制止兇險局面的全先生，選擇了出手：

他從背后將邱先生撲倒并控制。

混亂中，邱先生握錘的手被錘柄硌傷。

事情本來到這里便可以結束，但在后續中，受傷的邱先生，卻將矛頭對準了制止自己行兇的路人：

邱先生以手掌受傷為由，把全先生告上了法庭，要求后者承擔自己的醫療費、營養費、誤工費等各項損失，共計十二萬余元。

說實話，這些年，做好人、見義勇為要付出多大代價，大家也都在各種報道中窺其一二。

不少人出于善良，并不是不知道應該伸手，只是慢慢學會了算賬，只是一旦出手，可能要被拖進調查、被卷入糾紛、被無休止地解釋與舉證，甚至還要面對對方倒打一耙的指控。

這不是一個好的氛圍，這種本能地猶豫，甚至形成了一種近乎本能的自我保護：

看見危險，先退一步，看見不義，先權衡后果。

現實一再教育人，善意如果沒有托底，就可能變成風險，而風險如果總是落在善良的人身上，那么沉默與旁觀，便會慢慢被訓練成一種理性選擇。

慶幸的是，上海寶山這一次的判決，剛好極其清晰地回答一個反復問了太久的問題：

當有人為了阻止不法行為挺身而出時，法律到底站在哪一邊？

這一次，答案是堅定而清楚的。

邱先生在撿拾鐵錘前，就已經在拳擊他人頭部，此時對他人實施暴力的不法侵害行為，已經形成現實且緊迫的危險。

在這種危險正在發生的狀態下，全先生沖上前將其撲倒并控制，目的在于制止不法侵害，其方式和程度并未明顯超過必要限度。

在法院的判決下，全先生的行為構成正當防衛，邱先生在行兇過程中自己形成的那點硌傷，不屬于由防衛人承擔的損害后果，全先生無需承擔任何民事責任。

這是一個正確的信號，當不法侵害已經形成現實而緊迫的危險，制止侵害的行為就是正當防衛，只要方式不過度，只要目的是止惡，就不需要為不法侵害人的受傷負責。

像在案發當時，真正主動升級沖突的是誰？

是從爭吵上升到用拳擊打頭部、再試圖拿鐵錘砸人的邱先生，而不是那個從旁邊跑過來撲倒他的人。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依然要把出手制止行兇的人也拉到同一個責任位置上一起算賬，那等于是在告訴全社會：

看見有人揮鐵錘砸人，你最好裝作沒看見。

邱先生的手，是在什么場景下被硌傷的？

是在他自己握著鐵錘，準備對他人使用暴力的時候。

此時阻止他的力量，本身就是法律認可的正當防衛。

如果連這種情形下的輕微損傷，都要由防衛人賠償，那法律事實上是把行兇者的安全感擺在了被侵害人和防衛人的安全感之上。

直白一點說，如果連行兇者都可以拿著自己在行兇過程中的受傷來漫天要價，那正當防衛就會被一點點掏空。

寫到這，說實話，胖胖還有一種悲涼：

一個原本就處在明顯錯誤一方的人，不去反省自己為什么會把一場口角升級成暴力沖突，不去思考自己為什么要拿起鐵錘準備傷人，反而能若無其事地擺出一副受害者的架勢，理直氣壯地把責任推到那個阻止他犯罪的人身上，還堂而皇之地走上法庭，要求賠償十二萬。

把惡包裝成委屈，甚至還惡人先告狀指望法律替他這一份荒唐做擔保。

一個人作惡不可怕，可怕的是作惡者一邊作惡，一邊還有膽量站出來聲淚俱下地扮演弱者。

這種誣告、索賠的行為，本質上就是一種變相的二次傷害。傷害的，是那個挺身而出的路人，也是一整個社會對正當防衛、對見義勇為、對善良的信心。

認識到自己的原罪，莫非真的這么難嗎？

布萊希特在《致后代人》中寫過一句話：

“當人終于可以幫助人的時代來臨，請帶著寬容想起我們。”

良善者總是寄希望活在一個可以理直氣壯幫助別人的時代。

但看到這樣的事情，人免不了還是要問一句：

我們是不是離那個狀態，仍然有點距離？

布萊希特所致的后代，真的已經到來了嗎？

我們真的已經生活在一個見義勇為無需提心吊膽、正當防衛無需擔驚受怕的環境了？

當然，從這一次判決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清晰的邊界：

誰在實施不法侵害，誰就要承擔行為風險。

誰在制止正在發生的危險，便就不該被推到被告席上。

誰在制造危險，誰在消除危險。

只要這條線能明確，正當與不正當，就不會被輕易被顛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