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歲時的馬克思，還只是個顛沛流離的小人物

“所謂庸人是世界之主，只不過是說世界上充滿了庸人及其伙伴，正如尸體充滿了蛆蟲一樣。因此庸人社會需要的只是奴隸。而這些奴隸的主人并不需要自由。雖然人們認為土地和奴隸的主人優越于其他一切人，而稱它們為主人，但是他們和他的奴仆一樣們都是庸人。

人是能思想的存在物。自由的人就是共和主義者。而庸人既不愿做前者，又不愿作后者。那么他們究竟想做什么呢？他們希望些什么呢？”——馬克思致盧格，1843年5月于科隆

用現代比較時髦的話來說，26歲時的馬克思，沒有當上博導，之前的人生軌跡可謂是充滿了失敗。作為“自由派（青年黑格爾派）鍵政大V”的他，在《萊茵報》上發表言論惡意散布負面情緒、攻擊普魯士政體國體，后來，《萊茵報》被普魯士“信息辦公室”作為典型目標，被“全網封號”。而馬克思本人也只得跑路，潤到隔壁的法國首都巴黎當離岸公知。而就在巴黎的這一段時間，馬克思與他之前的好兄弟盧格因觀念不同而絕交。在生活方面，馬克思的生活向來是放蕩不羈、隨心所欲的，沒有很多的理財意識，錢袋總是滿了又空，生活常常陷入難題。人生過到現在，已經將近三十歲，馬克思的職業生涯似乎一事無成，過去在《萊茵報》的大號被一筆勾銷，身處異國他鄉，遠離了他曾經的讀者。但可喜的是，他的兒子也在這個時候誕生，馬克思成為了父親。

卡爾·馬克思的26歲，就是在這個革命暴風雨前夜的1844年，馬克思一生的思想工作才剛剛起步。

事情還要從馬克思在《萊茵報》時說起。1842 年 10 月，馬克思正式出任《萊茵報》主編。在他的主導下，報紙的政治傾向更加鮮明，從最初的一份財經報紙，轉向一個對社會進行系統性批判、同時開始關注工人階級與貧苦民眾的處境的出版物。與此同時，馬克思利用報紙平臺“夾帶私貨”，組織發表了一系列抨擊普魯士專制統治、倡導民主改革的文章。

普魯士的立國基礎是其軍隊和容克地主，馬克思吃著普魯士的飯，砸著普魯士的鍋，自然是不受普魯士當局歡迎了。

1842年，普魯士當局就開始對《萊茵報》各種刁難，要求馬克思辭去主編的職務。

1843 年 1 月，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下令查封《萊茵報》，理由是報紙 “發表了一系列攻擊現行制度的文章，危害國家安全”。1843 年 3 月 31 日，《萊茵報》出版了最后一期，隨后被強行查封，馬克思失去了穩定的工作和他的讀者，也成了當局重點監視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變成了恨（普魯士）國黨，他甚至反感普魯士的空氣，或許他認為外國的空氣是香甜的？

“至于《萊茵報》，不論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想留在該報了。我不能在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下寫作，也不能呼吸普魯士空氣。”——馬克思致阿爾諾德·盧格，1843年3月13日

馬克思被普魯士全網封號，《德法年鑒》的出版地點仍然沒有確定下來，于是馬克思打算跑路了，他在布魯塞爾、巴黎和斯特拉斯堡三個地方的選擇上舉棋不定。阿爾薩斯講德語，最接近德國萊茵地區，對于年輕的馬克思夫婦最具有吸引力,不過,在弗馬月爾和盧格到巴黎和布魯塞爾去初步了解過以后，終于選定了巴黎。誠然，在布魯塞爾比在巴黎有更多的出版自由，但是，在法國的首都，他們以比在布魯塞爾更接近德國的生活。盧格寫信鼓舞克思說，在巴黎，只要有三千法郎或者再多一點，就能過得很舒服了。

于是，馬克思帶著新婚妻子燕妮離開科隆，輾轉前往巴黎 —— 這座當時歐洲革命運動的中心，成了他流亡生涯的第一站。初到巴黎時，夫妻倆寄居在狹窄的閣樓里，家具簡陋，生活費常常捉襟見肘。燕妮出身普魯士貴族家庭，卻甘愿陪著丈夫過清貧的日子，兩人在拮據中相互扶持，而馬克思則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對哲學、經濟學和歷史的研究中。

作為流竄法國的普魯士境外勢力，馬克思一行人仍然繼續在境外出版《德法年鑒》，意圖把顛覆性革命思想傳播到普魯士。《德法年鑒》僅出版 1—2 期合刊號，包含了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和《論猶太人問題》，及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等。

普魯士政府后來1844 年 4 月 18 日發布通令，通告各省省長，宣稱《德法年鑒》犯有預謀叛國及侮辱圣上的罪行。同時，政府還授意各省省長命令警察機關，一旦盧格、馬克思、海涅和貝爾奈斯踏入普魯士國境，便不動聲色地將他們逮捕，找個黑地兒關上幾年。

這份通令本是無關緊要的，畢竟，馬克思一行已經跑路潤走。但普魯士國王的毒計實則暗藏兇險：他開始如臨大敵般嚴密把守國境，阻斷馬克思等人革命思想的傳播。在萊茵河的一艘汽船上，警方搜出了一百本《年鑒》；而在法國與普法爾茨的邊界小城謝爾格薩本，沒收的《年鑒》數量更是遠超二百本。考慮到這份雜志原本發行量就十分有限，這樣的查禁規模，無疑是對革命輿論的重重一擊。

而就在巴黎這段時間，馬克思也與他在德國時的好基友盧格因為政治和生活問題分道揚鑣。

在政治上馬克思在巴黎深入接觸工人階級后，深刻意識到無產階級是 “解放全人類的心臟”，主張革命必須依靠 “思想者與受苦者的聯合”，即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的結盟。但盧格卻帶著資產階級的思想，認為工人階級是 “沒有批判力的群眾”，認為他們缺乏領導革命的能力，堅決反對馬克思提出的 “與工人建立聯系” 的主張，甚至對《德法年鑒》中馬克思、恩格斯文章的徹底革命立場感到恐懼。

盧格自己也解釋過關系破裂的主因 —— 直接導火索是關于海爾維格的一場爭執。盧格（用他自己的話說）“也許是過分激烈地” 把海爾維格稱作 “無賴”，而馬克思卻堅持說海爾維格有 “遠大的前途”。事實證明，盧格在這一點上是對的：海爾維格根本沒有 “遠大前途”，他當時在巴黎的生活方式本就很成問題。甚至海涅也嚴厲地譴責過盧格，可盧格覺得，馬克思哪怕明知海爾維格的錯誤，卻仍要擺出 “正直”“暴躁”“高尚” 的姿態，這讓他很不快。而馬克思對盧格這種 “體面” 之下暴露的、所謂 “天生的小市民美德”，更是打心底里厭惡 —— 畢竟，馬克思關心的是革命者的立場，盧格計較的不過是小市民的那點虛榮。

這就是使兩人永遠分開的那件細枝末節、卻愈演愈烈的齟齬。對馬克思來說，同盧格的決裂，不像后來同布魯塞爾的威爾的分裂那樣影響重大。作為革命者，馬克思早就對盧格感到厭煩了；至于這場關于海爾維格的爭吵，若真如盧格所描述的那樣，不過是讓他徹底忍無可忍罷了。

在26歲，馬克思完成了他的經典作品《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首次提出了異化勞動的概念，這份手稿也成為他之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思想基礎。雖然馬克思的這份手稿如今已經被我們熟知，其思想更被后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社會理論家所廣泛引用，但這份手稿沒有人愿意出版，在馬克思生前一直沒有發表，直到1927年，它才被俄國研究者梁贊諾夫發現并出版。也就是說，這份手稿，在當時真的就只是一份手稿罷了。

勞動和勞動產品所歸屬的那個異己的存在物,勞動為之服務和勞動產品供其享受的那個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也就是在1844年，馬克思認識了他革命路上一生的摯友，恩格斯。

恩格斯1844年8月底回德國途經巴黎。8月28日在具有法國攝政時期風格的一間咖啡屋中，他與馬克思進行了歷史性的會面。

26 歲的馬克思，疏于衣著，研究很沒有條理，毫不關心如何管理錢財，沒有顯赫的地位，沒有富足的生活，甚至沒有讀者。相比之下，恩格斯則更像是個“體面人”，是個富哥廠二代，平時衣著做事有條不紊。馬克思有自己的家庭，而恩格斯是一位不斷的追求女性、不斷談戀愛、“沾花惹草”卻始終不選擇結婚的人。

馬克思恩格斯在一起的頭10天中，他們就決定用小冊子對布魯諾·鮑威爾做批判，公開發表他們新近共同的觀點。盧格尤其敦促馬克思快點反對鮑威爾，馬克思也已經在《巴黎手稿》的序言中宣布了他的打算。恩格斯寫了大約15頁，算是這個小冊子中的他這一半，而馬克思很拖延，直到11月底才寫他這部分的草稿，但他寫著寫著就發現這份“小冊子”變成了幾乎300頁的書。這份小冊子在1845年2月出版，起了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名字(指的是鮑威爾兄弟)——《神圣家族》(副標題是“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神圣家族》出版之時幾乎沒有人閱讀它，當然，它也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但是它的其中幾個主題成為首次出現的“歷史唯物主義概念”，因此馬克思在12年后再次讀這本書的時候，能夠評論道:“我愉快而驚異地發現，對于這本書我們是問心無愧的，雖然對費爾巴哈的迷信現在給人造成一種非常滑稽的印象”。

馬克思不得不在《神圣家族》出版之前跑路，離開巴黎。普魯士政府封了《萊茵報》的號，還聯系隔壁法國當局，要展開行動封馬克思在法國的賬號《前進報》。

法國國王菲利普已經作了指示:“我們必須對德國哲學家的巴黎進行清肅！“

菲利普這句話，向法國釋放了什么信號？

法國也不想窩藏恨普魯士國的普魯士境外勢力，潤人在哪里都不受歡迎。

1845年1月25日，內務大臣基佐查禁了《前進報》，頒發了驅逐其領導人(包括馬克思、海涅和盧格)的命令。馬克思只得再次跑路，他被獲許停留的時間比24小時長一點，他2月份帶著一位年輕激進的記者亨利希·畢爾格爾斯離開《前進報》團體前往利格赫(Liegehe)和比利時布魯塞爾。

整個行程兩人用唱歌的方法鼓起精神。燕妮賣掉了家具和一些亞麻衣物，和海爾維格一家人一塊停了兩夜，幾天后隨著馬克思跑路去了布魯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