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制造業回流夢碎？高成本與勞動力斷層下的產業鏈困局

本文摘錄自《不斷深化的地緣經濟風險》一書，已獲授權。

當“制造業回流”成為美國政客口中的高頻詞，當“供應鏈韌性”被寫入多國戰略文件，我們是否真的看清了這場全球產業鏈重構背后的真相？

高成本拖累、勞動力斷層、技術脫鉤、美元信用動搖……這一系列問題并非孤立發生，而是共同構成了一場深刻的地緣經濟變局。

制造業并未簡單“回流”，而是在地緣政治的驅動下，變得“更貴、更慢、更脆弱”。

在這場看似由政策主導的產業鏈遷移背后，實則是技術、金融、勞動力與資源之間的多重博弈。我們是否已做好準備，迎接一個更加區域化、陣營化、甚至“碎片化”的全球供應鏈新秩序？

在《不斷深化的地緣經濟風險》一書中，深入剖析了當前全球產業鏈重構的邏輯與困境，從技術脫鉤到美元體系松動，從勞動力斷層到資源民族主義崛起——系統揭示了地緣經濟風險如何重塑我們熟悉的全球化產業鏈格局。

1.技術脫鉤

技術脫鉤的代價不僅限于全球創新和技術標準的碎片化，還涉及全球供應鏈整合能力的衰退。全球各國之間技術壁壘的加劇，使得行業內的合作日益復雜，技術合作和標準化的努力遭遇重大阻礙。一方面，地緣政治風險將導致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上升，企業為了規避經營風險，選擇增加流動性資產，從而擠出本國研發投入，同時，地緣政治風險也將抬高中間品貿易成本并阻礙跨國投資，推高中間品貿易成本，降低市場競爭強度，延緩新興技術傳播速度，對企業創新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全球領先國家對技術追趕國家實施出口管制等措施，能夠倒逼技術追趕國家企業技術創新。此外，技術標準的碎片化意味著各個國家或地區將基于自己的技術優勢推動相關標準的制定，這不僅使得全球技術生態系統的協同受到制約，還增加了跨國公司在不同市場之間運營的復雜度。企業必須同時遵循多種標準，帶來了更高的合規成本，且技術協議的多元化使得跨國公司的運營成本不斷攀升，影響了全球供應鏈的效率和資源配置的優化。

2.社會與環境成本激增

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的過程中，盡管各國紛紛推出制造業回流、供應鏈韌性強化等政策主張，但實際推進中存在勞動力結構失衡、高成本回流效應以及貿易政策反噬等深層次矛盾。這些問題不僅制約著供應鏈戰略調整的深度與廣度，也對全球經濟協作模式的未來走向提出了嚴峻考驗。

首先，勞工權益爭議與勞動力市場結構斷層構成了供應鏈區域再布局過程中的顯性難題。在墨西哥等傳統外包地，根據墨西哥最低工資委員會調查，汽車制造等關鍵行業罷工率上升，其最低工資水平僅為美國的四分之一。勞工的不滿情緒和工會力量不斷上升，嚴重干擾了產業鏈的連續性與穩定性。同時，在主張制造業回流的經濟體中，其制造業勞動力市場面臨顯著的結構斷層，這種技能與產業需求之間的錯配，直接拖慢了制造環節的重構進度。

其次，制造業回流的高成本困境正在削弱政策激勵的實際成效。盡管美國政府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試圖打造本土半導體生態，但因為本地缺乏相應的供應鏈基礎，還因規模經濟效應不足和物流運輸成本激增，這種高投入與低產出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使得制造業回流的經濟可持續性面臨挑戰。同時，美國本土制造成本高企的結構性問題在高通脹背景下被進一步放大，為了壓制通脹，美聯儲持續加息，使得聯邦借貸成本飆升。財政與貨幣雙重壓力疊加，進一步加劇了市場對未來投資環境的擔憂。資本市場普遍對長期美債失去信心，國債收益率曲線持續倒掛，反映出經濟增長預期的持續疲弱。在這種宏觀環境下，企業融資成本大幅上升，資本投資意愿明顯下降，特別是對周期長、回報慢的本土制造業回流項目更加謹慎。此外，美元高位震蕩與海外避險資金流入也造成出口產品競爭力下降，明顯削弱了本土制造替代進口的效果。

最后，高貿易壁壘政策呈現出短期刺激和長期傷害的特征。2018年美國特朗普政府對鋼鐵征收25%的關稅雖短期提振了鋼鐵行業就業，但從整體上，中國進口減少將抬高包括汽車、機械等相關下游產業鏈的失業率，體現出保護主義政策的負外部性。2025年2月，美國特朗普政府重新推動“對等關稅”戰略，試圖以關稅施壓重構全球供應鏈，實際效果卻很有限。這一戰略雖然能夠促進制造業回流美國，但是，財政和產業的相關政策刺激和投資將持續推高美國的債務水平。

3.美元體系加速瓦解

全球供應鏈重構背后不僅是產能空間的重組和技術體系的再劃分，更是全球金融秩序和結算體系的深層調整。其中，“去美元化”的趨勢日益顯著，成為供應鏈地域化、陣營化演進的重要金融支撐。原本高度依賴美元進行貿易結算與儲備配置的發展中經濟體，正逐步向本幣結算、區域性貨幣錨和多元支付體系轉移，這種金融體系的“去中心化”本質上也是供應鏈安全邏輯的延伸。

其一，從國際貿易結算體系演變的角度來看，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在能源、糧食、關鍵礦產等大宗商品貿易中試行本幣結算。例如，2023年中俄間雙邊貿易中人民幣結算比例超過60%，中東產油國如沙特、伊朗也逐步擴大人民幣與本幣的直接兌換規模。更廣泛地，金磚國家推動建設以本幣為基礎的清算平臺，以抗衡SOFR的主導地位，也折射出“全球南方”國家在支付清算體系上的自主化訴求。

其二，美元體系內部信用機制的持續弱化，也促使去美元化進程加速。截至2025年4月，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總額已突破37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比重高達133%，財政赤字長期高企，疊加高利率周期對全球流動性造成持續擠壓，導致大量發展中國家在美元債務償還壓力下尋求“去美元化”，從而達到避險目的。如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等國推動與中國進行本幣互換、金融合作以規避美元匯率風險。與此同時，IMF數據顯示，全球央行外匯儲備中美元占比已從2000年的71%下降至2023年的57.4%，創下30年來最低水平。

其三，區域貨幣結算網絡的構建正成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區域化的配套工程?！秴^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內部推動本幣互換機制，東盟國家積極試行“區域貨幣交易框架”，中日韓也在探討基于區域穩定幣的清算機制，拉美國家之間則加強了南方共同市場內部本幣交易的可操作性。這類安排不僅提升了交易效率，更能在極端情形下保障貿易與金融互通不中斷，從而提升供應鏈的抗風險能力。值得關注的是，數字人民幣等央行數字貨幣正在成為新一代跨境清算的載體，未來有望重構國際支付基礎設施的格局。特別是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數字化程度提升的背景下，以數字貨幣為基礎的低成本清算網絡有望成為替代美元的關鍵路徑之一，為供應鏈安全與貨幣主權提供雙重保障。

4.區域競爭新格局

區域競爭新格局的形成，既體現了南北標準的分裂，也反映了各國在技術與資源領域的戰略博弈。歐美主導的綠色標準與金磚國家倡導的數字主權之間的對立，展示了全球產業鏈競爭中的新動態。在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和《通脹削減法案》實施的背景下，全球化的綠色標準分歧愈加明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感受到了較大的經濟壓力和貿易壁壘。

技術代差的固化是全球供應鏈重構中的另一個重要矛盾。盡管中國在應用技術領域如5G通信、人工智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但美國在基礎研究和核心技術的掌控上依然占據主導地位，這使得全球技術競爭格局逐步形成了兩極分化的趨勢。這種技術代差的拉大使得全球供應鏈在技術整合和創新方面面臨更多困難，各國之間的技術合作壁壘和資源配置障礙逐漸增多。

同時，資源民族主義的興起也是全球供應鏈重構中的重要矛盾之一。資源的控制權成為國家間博弈的核心，例如，印度尼西亞對鎳礦的出口禁令、智利鋰礦的國有化等，顯示了各國在關鍵礦產資源上的戰略自我保護。這種趨勢使得全球產業鏈的資源配置進一步復雜化，甚至引發了資源爭奪戰。這不僅加劇了各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競爭，也加大了國際市場的資源價格波動，給全球經濟帶來了不確定性。